洪承畴被俘虏到沈阳之后，本来是下定决心以一死来报效皇恩的，一连绝食数日，对来劝降的一律痛骂不止。后来清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出面劝降，他仍然破口大骂，但范文程只是好言安慰，并且同他谈古论今。谈话之后范文程向清太宗报告说：“洪承畴不会死的。我同他交谈时梁上偶有灰尘落到他的衣服上，他立刻就把灰拂掉。连衣服都还爱惜，何况生命呢？”此后太宗就派人轮番劝降，还亲自去探视，把自己的貂裘送给他穿。洪承畴热爱生命同时又深受感动，也许在松山被围的6个月里还深刻反思过，感到明王朝的灭亡已成定局，而清王朝却正是天命所归。在这种情况下，他最后终于投降了清朝。有一种说法，说太宗曾命爱妾庄妃亲自给洪承畴送去参汤，才打动了他。那是小说家言，不足为据。但太宗对于洪承畴确实十分珍视，在他投降后赏赐了大批珍宝，并在宫中演出歌舞百戏为他压惊庆贺。诸将以为这样对一个战俘优待得过分了，清太宗问他们：“我们栉风沐雨，是为了什么？”众人说：“当然是想得中原！”太宗说：“比如行人，你们都是瞎子，现在得到一个引路人，我怎么能不高兴呢？”

　　洪承畴在清朝入关以后真的成了一个得力的引路人，在为清朝镇压各路农民军和南明抗清力量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清朝多了一个得力的引路人，而明朝却失去了一位得力的统帅。在明朝的重臣中，能像洪承畴那样有谋略，有胆识，又有威信的帅才实在屈指可数。松山陷落的消息刚刚传到京城的时候，都传说洪承畴已经以身殉职，崇祯帝深为痛悼。他所特别器重过的军事统帅人才，杨嗣昌、卢象升，还有这个洪承畴，竟然全部谢世而去，谁还能为他支应眼前这个残破的局面呢？痛心之极，他命令在城中大摆祭坛祭奠洪承畴以及邱民仰等人，还决定亲自到祭坛前表示哀悼。但不久却传来消息说洪承畴并没有死，已经被清军带到了沈阳；后来又有情报说，洪承畴已经投降了清朝！这对崇祯帝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自己一向信任器重的股肱大臣居然投降了敌国，这不但是国家和朝廷的耻辱，也使他本人脸面无光。

　　在崇祯帝统治的最后一段时期，他的双重人格似乎也发展到极致，经常是一时暴戾狠毒得出奇，一时又温柔和缓得反常。在洪承畴的问题上，他正好表现出温和的一面，只是停止了祭奠活动，却没有按照朝臣们提出的办法，依惯例逮捕严惩洪承畴的全部家属。对于这个反常的举措，他后来颇有些自我解嘲地说：“我是要让洪承畴去作王猛式的人物啊！”王猛是东晋时期前秦符坚的主要谋臣，因为原是晋朝的子民，曾经劝阻符坚不要南向攻晋。可惜洪承畴不是王猛。即便真有王猛，在明清之间的战局中又能起什么作用呢？崇祯帝的思路有些天真，也有些奇怪，但他在末年的思路大体都是如此。

　　兵部的官员们在一番惊慌失措之后，却不敢奢望因为有了一个投降敌人的“王猛”就可以高枕无忧。连下松、锦四城之后，清军主力班师回到沈阳，山海关外的战局暂时和缓下来。陈新甲竭力主张利用这个战争的间歇期继续同清方进行谈判，争取通过一定程度的妥协来换取一段时间的和平，以便对辽东防务进行新的调整。崇祯帝虽然有依靠“王猛”的幻想，却也不能不去面对无情的现实，只得同意再次进行谈判的尝试。

　　一直逗留在宁远的马绍愉使团接到新的指令，立即同清方联络。清朝当局在战场上取得巨大胜利之后，仍然不愿意放过在谈判桌上再捞取好处的机会，因此表现出很高的姿态，同意马绍愉到盛京来。这年五月，马绍愉一行来到清朝的盛京沈阳。清方按照对待大国使节的礼节接待了马绍愉，诸王、贝勒和主要大臣多次设宴招待，清太宗还亲自接见了他，并且同他商谈了议定和约的一些原则性问题。表面看来，清方并不反对通过和谈达成和平，但在议和的具体条件方面双方却不太容易取得一致意见。清朝以战胜国的姿态，要求明方每年交纳高额岁币，停止对清朝的敌视态度，这些条件明朝还可以勉强接受；但清朝同时要求明方承认双方的国家关系是一种两大帝国间的平等关系，这个要求尽管合情合理，对于崇祯帝来说却万难接受了。

　　长期以来，明帝国一直自认为是高踞于万邦之上的天朝，明朝皇帝自认为是君临天下的万邦之主，从来也不认为自己同边外的“夷狄之邦”是平等的。何况夷夏之辨还是一项基本的儒家理性原则，同“鞑虏”讲平等就意味着丧失原则。崇祯帝对于与清方谈判本身就理不直、气不壮，在这样有关君主尊严和国家尊严的原则性问题上，当然不敢随意做出让步。何况，朝臣们还是多少听到了一点信息，都在纷纷攻击陈新甲，说是“堂堂天朝，何至讲款”？崇祯帝就这个问题讯问首辅周延儒，周延儒由于害怕皇帝将来改变主意会卸罪于自己，竟然一言不发。明朝君臣的态度如此，和谈的成败自然可以推断出来。

　　在另一方面，清朝对于这次谈判也并没有多少诚意。清朝统治者早已经制定了入关伐明最终夺取中原的既定目标，这一次愿意同明朝谈判，无非是在战争的间歇时期不想错过一次在外交上取得利益的机会，本来不抱有太大希望，也没有特别认真对待。对于取明而代之的大方略，清太宗曾经有过一个很生动的表述：“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扑。……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既然有这样的方针，和谈无论如何也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不过是从两旁砍斫明朝这棵大树的手段之一罢了。

　　一方碍于天朝的体制而扭扭捏捏，另一方因为有既定目标而漫不经心，两方面的和谈当然很难取得实质性的成果。马绍愉在沈阳滞留多日，接连不断地向陈新甲汇报谈判的情况，陈新甲密报崇祯帝，崇祯帝再向马绍愉发出指示，两边的信息往返多达数十次，却一直毫无结果。马拉松式的谈判一直拖到六月，因为不可能谈出什么结果，马绍愉使团只得撤回到宁远，但继续同清方保持着接触，并不时把清方的意图报告给兵部和皇帝本人。这段时间，明清双方之间处于一种不战不和的胶着状态中。直到七月间，一个偶然事件才把这种状态打破了。

　　这年七月里，兵部尚书陈新甲接到马绍愉的一份关于对清谈判问题的秘密报告，一时不当心随手放在书几上。他家的仆人以为是边关来的塘报，就送到了通政使司抄发各衙门。朝臣们一直在关心着对清和谈的事而不知其内幕情况，忽然见到了这份明发“密报”，大为震惊也大为兴奋。言官们开始慷慨陈辞，据理力争款和的不可行，同时猛烈攻击陈新甲主款误国。

　　这次阴错阳差的大揭密使得崇祯帝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言官们明知和谈有皇帝在后面做主，却把火力全部集中在陈新甲身上，用语严厉尖锐，其中表现的对皇帝的态度也是不言而喻的。崇祯帝在和谈问题上一直不敢理直气壮，就是怕朝臣因此看轻了自己，而这一次陈新甲的不小心却使他成了众矢之的，被放在要遭千夫所指的位置上。他的气极败坏是可想而知的，却又几乎无从发泄，只能一腔的怨毒都倾注到陈新甲的头上。

　　他在言官攻击陈新甲的奏疏上批旨，要陈新甲自陈回奏。陈新甲却以为和谈大事本来都由皇帝主持，自己并没有什么责任，因而在回奏中非常委屈地为自己大摆功劳，说某事某事，“人以为大功，而实臣之大罪”，一连列举了十来项之多。这种不愿为皇帝承担责任的态度让崇祯帝更为光火，月末，陈新甲终于以弄不清的含糊罪名被抓进了监狱。这实际上是一个无法审理的案子，但刑部主管侍郎东林党人徐石麒恰好是一个坚定的反对和谈派，一向痛恨陈新甲，因而入之以重罪。崇祯帝恼羞成怒，又需要一个替罪羊为自己顶骂名，因而也动了杀心。首辅周延儒等人多次营救，引用律条说：“依据国法，敌兵不临京城，不当杀大司马（兵部尚书）。”崇祯帝却回答：“别的不说，陈新甲任兵部期间，宗室亲王、郡王被流贼屠戮的有七人之多，难道不有甚于敌兵临城吗？”

　　洛阳、襄阳等处失陷，福王、襄王等亲藩遇难，都是一年以前的事情，如果以为兵部尚书有责任，早就应该处理，何必要等到和谈的情况败露之后呢？崇祯帝的这个借口连最糊涂的人也不能相信。但在朝臣群起反对和谈，皇帝又决心杀人泄愤的形势下，陈新甲还是被判处了死刑，并且在九月就被处决。担任谈判代表的职方司郎中马绍愉不久也被削籍。陈新甲事件发生以后，对清方的和谈也就彻底中断，没有人再敢提起同清方谈判。直到两年后明朝覆灭，南明弘光政权才又派出使团乞求和平。但那个时候，已经占领北京，正要席卷中原的清王朝已不屑于同残破的南明小朝廷和谈了。

　　明清间本来没有什么成功希望的和平谈判因为一次技术性的小事故而最终流产，说明了谈判本身基础的脆弱可怜。但停止和谈接触，对于明王朝来说，不但意谓着失去了通过政治方式争取暂时和平的最后一线机会，而且也失去了通过接触了解敌情的唯一渠道。这以后，崇祯帝和他的朝臣们只能在一片黑暗中提心吊胆地等待着不知何时就会降临到头上的沉重打击。紧张，惶惑，又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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