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刀俎间的宝座
.祝勇.
主要人物:
慈禧太后:清朝皇太后
光绪:清朝皇帝
绿蒂:法国海军上校
第一章 贝托鲁奇
如果没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刘禾(Lydia H. Liu)教授的提醒,我可能不会注意到故宫太和殿上的那把御座。很多年中,我几乎走遍了故宫的隐秘角落。当我第一次走进寿康宫——一个当时的宫廷专门为前朝的妃嫔们准备的花园的时候,正是春天,遍地的野花已经长到没膝的高度,繁华中透着荒芜,寂静渗透到骨头里。我轻手轻脚地走进旧宫殿,生怕自己的鲁莽会惊扰嫔妃们的魂魄。我还曾轻轻地走进雨花阁——乾隆年间建造的那座藏传佛教密宗佛堂,它红漆斑驳的大门似乎永远关闭着,我深知自己的幸运,许多在故宫工作了一生的人,都未曾进入过这座院落,人们的目光只能越过红墙,看见高高的脊檐上四条飞舞的金龙。我走进去的时候,佛堂内部的佛像与法器,依然按照从前的规制摆放着,三百年未曾动过,连上面的灰尘都是文物。阳光无法进入深深的殿堂,所有的佛像都隐在暗处,神秘而不为人知。
或许正是由于对故宫中隐秘的事物充满好奇,我却忽略了那把著名的皇帝宝座。它就在太和殿上,每天公之于众,所有的游客都能看到它。它被置于皇宫最显赫的位置上,成为所有视线的焦点;它同时也是历史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所有的权力争夺,那些血腥的游戏,都是围绕它展开的。皇帝宝座就这样,成为太和殿的中心、皇宫的中心、皇城的中心、以及整个帝国的中心。没有它,历史就会失重,那些怵目惊心的故事,就无处安放。
或许,正因为它太公开,反倒成为我的盲点。
而一个外国人,当他进入故宫的时候,他的目光,可能首先落在御座上。
那把空空荡荡的皇帝宝座,会引发他们无穷无尽的想象。“皇帝的宝座上虽然空无一人,但上面却充满了旧梦新想”[1],。这一判断在许多作品中得到证实。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Bernado bertolucci)在电影《末代皇帝》中,把中国皇帝的宝座变成一条线索,他的镜头,总是在宝座的周围徘徊不去,宝座作为一个重要的符号,在电影中时隐时现。在少年溥仪的眼中,它甚至成为一个大玩具,以至于成年溥仪被特赦后,以一个旅游者的身份重回故宫,依然从太和殿宝座下面,找出了他少年时安放的一只蝈笼,昔日的蝈蝈,居然安然无恙。显然,贝托鲁奇高估了那只蝈蝈的生命力,但他以这种方式表达了他对那只宝座的执著。刘禾说,“(他)几乎带着一种拜物教的执著与虔诚,使皇帝的宝座在影片里成了挥之不去的幽灵。”[2]
还有英国艺术史家克瑞格·克鲁纳斯,对中国皇帝宝座进行过专门研究的学者之一。他14岁时跟随父亲来到伦敦,他的目标是剑桥大学。他没有想到,这次旅程使他与一把中国皇帝的宝座不期而遇。那把乾隆时代的御座,被安放在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远东艺术”展厅里,在脱离了帝国的语境之后,依然保持着它昔日的威严。14岁的克鲁纳斯挤在人群中,目睹了他的存在。然后,他趁旁边穿着制服的保安人员眼睛转到别处的时候,他竟然不由自主地双膝跪下,将头叩在地板上,以示朝拜。
1900年,当八国联军冲进紫禁城的时候,最吸引他们目光的,或许就是那把空荡荡的皇帝宝座。《大清律》规定,僭越皇权者,一律凌迟处死,而这些不知轻重的外国屁股,则兴冲冲地,轮流坐在他的御座上照相。这是他们炫耀胜利的一种方式。他们通过征服中国皇帝的宝座,表明他们对古老的中华帝国的征服。中国皇帝的宝座,就在那时,作为战利品,被运送到大英帝国,并在很多年后,成为克鲁纳斯的研究对象。
刘禾教授回忆,20世纪90年代,在英国爱丁堡的亚洲博物馆,一件看上去很像清朝皇帝宝座的陈列品曾经引起她的注意。她从说明中得知,这件不同寻常的展品,原来是英军的一个苏格兰旅长的捐赠,但展品说明并没有解释这对夫妻是如何得到这件展品的。后来,她来到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在42号展厅的永久收藏部,她目睹了克鲁纳斯描述过的那件皇帝宝座,在它面前默立良久,心里在想,西方人是否对中国统治者的宝座有着某种特殊的情结?“假如我没有到国外来,假如我没有通过他人的眼睛,或者通过贝托鲁奇的镜头来看待这一切,我可能根本不会对清朝皇帝的宝座这一类文化遗产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因为出国前,我不认为这些老古董对我们今天的世界有什么意义。可是现在,我好像重新发现了它们的意义。”[3]
一件老古董,不仅与大清帝国的秩序有关,也与中西冲突中的世界秩序密切相关。
这使我突然关心起太和殿上那把皇帝宝座。它曾经被置于历史的风口浪尖上,之后又悄然隐遁,没有人知道它的下落。中国的宫殿,曾经是一座丢失了宝座的宫殿,而在丢失宝座之后,它还算是宫殿吗?它不是一件物品,它有自己的灵魂;而丢失宝座的宫殿,则无异于丢失了灵魂的华丽躯壳。我第一次急切地想重返故宫,认真打量太和殿上那把著名的御座。我不知道,当我站在太和殿的门外向里张望的时候,那把沉默已久的椅子,会对我说些什么。
(未完待续)
[1] 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第29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2] 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第305页。
[3] 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第306页。
[4] 转引自孙孝恩:《试论义和团运动期间的光绪》,见《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版。
[5]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见翦伯赞等编:《义和团》(一),第1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6]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见翦伯赞等编:《义和团》(一),第339-340页。
[7] 这支联军包括8000名日本人,4800名俄国人,3000名英国人,2100名美国人,800名法国人,58名奥地利人和53名意大利人。他们于1900年7月末到达大沽, 8月4日向北京进发,8月14日到达北京。
[8] [法]绿蒂:《在北京最后的日子》,第39—40页。
[9]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第306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
[10] [法]皮埃尔·绿蒂:《在北京最后的日子》,第47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
[11] 同上书,第146页。
[12] 同上书,第60-61页。
[13] 同上书,第61页。
[14] 同上书,第60页。
[15] 同上书,第63-64页。
[16] 同上书,第74页。
[17] [法]安德烈·马尔罗:《反回忆录》,第401页,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年版。
“七”乐无穷,尽在新浪新版博客,快来体验啊~~~请点击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