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刀俎间的宝座(二)

.祝勇.

                             第二章  绿蒂 

 以描写异国情调闻名的法国作家皮埃尔·绿蒂夹杂在远征军中，于1900年10月走进北京城的时候，这座辉煌的东方帝都几乎已经变成一座死城。他进城的路上，看到的是一些被冻死的荷花，它们粗大的枝茎垂在铅色的水面上，芦苇丛中，埋伏着一些微微泛白的球状物，仔细打量，才能看出那是死人的头颅。他觉得那些头颅并没有死，它们还在生长，可以变得像篮球一样大，而且，当他打量那些头颅的时候，所有的头颅，也都以一种怪异的表情打量着他。

那些头颅曾经固执地相信，仅凭巫术的力量就可以瓦解洋人的攻势。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大清王朝的王公大臣——义和团的支持者，曾经命令宫女向着洋人进攻的方向集体放屁，雄壮的屁声在幽深的宫殿深处形成了奇怪的和声；义和团还把马桶、裹脚布、月经带等污物在城墙上一字排开，以此对付洋人的炮火。在他们法力面前，洋炮果然哑火了，原因是城墙上出现了他们从未见过的新式武器，只好停火一日，派人前去侦查，当他们知道答案后，气得半死，以更加猛烈的炮火回答经久不息的屁声。

义和团的法术没有取得任何预想的效果。袁世凯保持着理智。山东总督府内，几条来福枪指向拳民的胸膛，袁世凯把他壮硕的手臂向下一压，几条枪同时爆出巨响，拳民应声倒地，血流如注。袁世凯唇边露出轻蔑的一笑，所谓神力，如此尔尔。它们没有通过袁世凯的测试，就更不可能在洋人的枪炮前有所作为，那些头颅迅速飞离了各自的身体，滚落得与它们的信仰越来越远。

 义和团对法力的痴迷最大限度地帮助了他们的敌人。这是名副其实的“往枪口上撞”，但他们义无返顾。一切都证明了光绪皇帝的预言：“寡不可以敌众，弱不可以敌强，断未有以一国，能敌七八国者。”[1]“乱民皆乌合，能以血肉相博耶？且人心徒空言耳，奈何以民命为儿戏？”[2]“可惜十八省数万万之生灵，将遭涂炭。”[3]对此，绿蒂，这位八国联军[4]成员诚实地记录道：

近两个月内，在这座被八到十个国家的军队侵占的不幸的“天净之城”里，大肆破坏和疯狂杀戮相当地白热化。形形色色的夙仇挑起的最初几仗就发生在此。义和团先经过这里，跟着来了日本兵，我并不想说别人坏话，但这些勇敢的小个子兵们真像从前的野蛮部队一样到处烧杀抢掠；我更不想诋毁我们的友军俄国兵，所有这些战场上的士兵还非常精通亚洲人的作战方式；大小列颠来了残暴的印度骑兵；美国则派来了雇佣兵团。当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和法国士兵到达这里发动第一场回击中国兵的复仇战时，这里早已是面目全非了。[5] 

这不是战争，而是屠杀。“成千成万的人在以屠杀为乐的疯狂放荡下被杀了。”[6]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对这种行为作出两种解释：一、这是对一个罪恶城市的报复；二、（联军）士兵的愤怒与贪婪一时无法控制。

绿蒂到来的时候，那座疯狂的城市已经安静下来，以一种可怕的沉默，拒绝对现实发表任何评说。所以，他没有看到那个狂躁和动荡的北京，不知道这座城市曾经怎样以自己的方式发言，他看到的是一个空旷的北京，远征军的枪炮，已经像剔骨刀一样，剔除了他们认为多余的部分，使城市的结构更加直截了当地裸露出来。这似乎可以使他的视线更加清晰，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空旷反而使这座城市显得更加浩大和幽深。他看到的是一座空城，一座失去了语言和动作的城市，一座死人把守的城市——只有那些尸体，躲在城墙或者树丛的下面，在冷风中窃窃私语。城门大张着空洞的眼睛望着他，它们以一种无奈的姿态敞开着，不再像从前那样，像坚硬的手臂，环抱着自己的心脏。

 八百年来，这座城市第一次以这样的面貌示人，宫殿的午门，变成了西方人的凯旋门。北京第一次成为一座没有皇帝的都城——没有皇帝的都城，还能算作都城吗？在皇帝和百官的身影消失之后，那些鳞次栉比的宫殿、环环相抱的城墙，显得尴尬和茫然——它们因皇帝的存在而存在，现在，在这座城市里，几乎没有人知道皇帝（皇太后）在哪里，宫殿和城墙的价值，受到空前的质疑。在城墙的内部，庄严的帝国秩序消失了，这座为皇权打造的城市顿然失去了主语，所有辉煌的建筑就成了一张壳，一具更加巨大的尸骸，听候埋藏者的安排。

 “你不会提早看到北京城的，”旅伴们说，“但它会冷不丁出现在你面前，当你看到它时，你就已经到了。” [7]

 当巨大的城门在远处灰白的天幕下出现的时候，绿蒂的心情无比复杂。出现在他面前的，是曾经令马可·波罗惊愕过的大城：

这城市的主干大道，宽阔而笔直，是按照独一无二的设计图规划的。这种整齐划一和无边广阔的设计是我们欧洲任何一座大城市都没有的。[8] 

一条三四公里长的道路，通向另一道雄伟的城门。远远望去，那道门嵌在黑黢黢的城墙里，顶上是飞檐翘角的塔楼，外面则一片空寂。道路两边的房屋只有一层，一间接一间整齐地排列着……好像一座海市蜃楼般的城市，没有真实的根基，建在云上……北京，这座齿形屋檐和镀金饰物集合而成的城市，处处装饰着兽角和鳞爪。即便是在大风、烈日，如此干旱的日子里仍能给人一种假象。在那荒原和废墟上空永不落定的尘埃中，在那层罩住破败不堪的街道和卑污肮脏的人群的尘雾纱幔里，北京城往日的辉煌依稀可辨。[9] 

 但他眼前的城市已经不再是马可·波罗曾经喋喋不休地炫耀的汗八里，他比马可·波罗迟到了700多年。700多年的岁月，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那个在《马可·波罗游记》里熠熠发光的帝国，如今只剩下一层弱不经风的躯壳。无须特洛伊木马，那个令西方人花费了漫长时间才得以进入的帝都的大门，在1900年的炮火中如此轻易地被打开了——从开战到占领北京，只用了10天时间，联军把这场战争变成一场闪电战、一次“斩首行动”。出现在绿蒂面前的，是另一个北京：“在那依然闪烁的金光之下，一切是那么陈旧衰败”，“到处是残垣断壁”[10]进城的时候，取代了令整个欧洲为之颤栗的蒙古铁骑的，是一队蒙古骆驼正穿城而出。这里曾经是蒙古风暴的起点，但是现在，早已不见蒙古刀的寒光，只有悠缓而坚韧的蒙古双峰驼，步履艰辛地穿越大陆，走向“西藏或蒙古荒漠的尽头”[11]。在天坛门口，他看到“长着斯芬克斯般细长眼睛的印度骑兵”，突兀地站在腥红的门前，“在这个极度中国化的神圣氛围里，他和我们一样迷惘。”[12]马可·波罗曾经毫不掩饰他对汗八里的敬畏，作为一个探路者，马可·波罗的荣耀潜藏在他的发现里，而此时，绿蒂和他的战友们正在摧毁这座奇迹之城，他们向往的华璨帝都已经沦为一座黑暗之城，这是胜利者是荣光，还是发现者的悲哀？

 绿蒂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近紫禁城，走向那把空寂的皇帝宝座。它们是军人的战利品，也是文人顶礼膜拜的对象。绿蒂兼具了军人和文人两种身份，所以他的内心充满矛盾。把守城门的日本兵为他们打开那两扇神秘之门，成群的乌鸦被惊飞的时刻，一座浩瀚的宫殿出现在他的面前。宫殿几乎是空的，太和殿巨大的阴影，孤寂而突兀。在那个巨大的入口背后，是一大片起伏不定的迷宫。宫殿的主宰者已去向不明，一些没有来得及逃走、或者说无处可逃的妃子（包括同治、光绪两朝的嫔妃），还有宫女们，在同治皇帝最爱的妃子——瑜妃的指挥下，全部躲进西宫，她们蜷缩在一起，彻底难眠，战乱，让勾心斗角的后宫粉黛第一次感受到彼此的温暖。瑜妃，这位19岁就守寡的女人，在关键时刻显示出了超凡脱俗的气质。很多年后，我在阳光刺眼的午后走进的那个野花盛开的寿康宫，心里就想寻找瑜妃在这里留下过的生命痕迹。她命人封住了宫苑的后门——贞顺门，只留下顺贞门，作为唯一的通道。太监们轮流值班看守，已经作好了牺牲的准备，使大清王朝最后的尊严不致受到侵犯。在众人的惊恐和不安中，夜幕降临到紫禁城，试图抹平一切快乐和忧伤。我曾经不止一次在故宫里，从黄昏呆到深夜，有一天日落时分，和故宫博物院王亚民副院长走过太和门广场，空阔的广场上，只有守卫故宫的武警战士训练的号令声依稀传来，我似乎一瞬间读懂了宫殿的孤寂。还有一次，和白先勇先生、李文儒副院长一起午夜的宫殿里漫步，突然想去太和门广场，它的寂寞和神秘，吸引着我，在混沌的夜色里，像一个悬念一样越来越清晰。那是另一个故宫，与白日里游人如织的故宫完全不同的故宫。在白天，它是那么理性，它虽繁复，却庄严典雅、秩序井然，只有在夜里，它才变得深邃、迷离、深不可测，没有人知道，夜色使一切变得深不可测。所以，绿蒂见到的慈禧太后的宫殿，与马可·波罗见到的忽必烈的宫殿迥然不同，没有浩荡的仪仗，空荡荡的台阶上，只有冰冷的月光。与马可·波罗笔下那座灯烛辉煌、香烟缭绕的宫殿相比，那一刻的宫殿是阴性的、含蓄的，仿佛是那座辉煌宫殿的一张黑白的底片。这与《马可·波罗行纪》之后西方积累了几百年的想象大相径庭。一时间，他不知所措。空阔的宫殿把他吓住了，找不出一种合适的方式与它对话。他不知道这一无比巨大的存在，是增加了他们胜利的价值，还是使他们的胜利变得无足轻重。在他眼里，在巨大的宫殿的反衬下，他们这群征服者，“举止粗俗，满身灰尘，疲惫沮丧，肮脏不堪，貌如未开化的野蛮人，无异于置身仙境的僭越者。”[13]

 1965年，另一位法国作家、时任戴高乐政府文化部长的安德烈·马尔罗，在走进“文革”前夕空旷的故宫时，心里想到的，是绿蒂描述过的、人去楼空的紫禁城：“绿蒂看到……皇后在逃跑时，她在观世音前放了一瓶花，给观世音戴上了一串珍珠项链。观世音的位置没有动，一大堆菩萨都被横七竖八扔到院子里，腾出祭坛让士兵过夜。”[14]就在马尔罗站立的那个地方，65年前，作为闯入者，绿蒂和其他军官们一起，铺着军毯，睡在宫殿里，而瓦德西元帅，就住在一座不远的宫殿里。黑暗中，风在摇撼，撕扯着窗户上残存的米纸，就像夜鸟振翅，蝙蝠飞翔，在绿蒂头上发出连续不断的声响。半梦半醒中，在旧宫殿几百年的幽香里，他不时听到一阵短促的机枪排射的声音，或在树林深处传出的一声凄凉的鸟鸣。

                             第三章   慈禧 

    绿蒂在紫禁城里和衣而眠的时候，慈禧太后一行已经离开了太原府，初出京城时的3辆马车已经发展到30多辆，浩浩荡荡地向陕西挺进。自从她在 1900年8月15日早上，脱下她绚丽的朝服，换上李莲英为她备好的一套汉族老太太的青布裤褂，剪掉精心养长了几年的长指甲之后，雕栏玉砌的宫殿就消失了，变成了溽热的雨季里一条漫长而泥泞的道路，从紫禁城神武门，向西，经魏公村、青龙桥、西贯市、居庸关，向看不见的远方，越走越远。她看不见那条道路的尽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她昔日的宫阙。刚出神武门，她们的目光就充满迷惑。那时，她并不知道，几乎与此同时，美国军队已经率先冲到了天安门前，他们密集的子弹把庄严的城楼打得千疮百孔，大清帝国的士兵们在用身体阻挡着呼啸的子弹，顽强地护佑着他们身后的皇宫和皇宫里的帝王，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皇太后和皇帝已逃之夭夭，最高统帅部的其他首领也已各自奔逃——奕（匡＋力）和载漪向西跑，荣禄向北跑，这个帝国里的抵抗者，只剩下他们这些士兵。宫殿截断了他们的去路，他们最终在血红的宫墙下集体倒下，联军的子弹为他们的胸前配带了一朵朵鲜艳的红花。他们用年轻的血肉之躯，为慈禧出逃争取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否则，慈禧一行就会被封锁在城内，要么被当作平民被乱枪打死，要么束手就擒，以后的中国史，就会被改写。当日本兵举着膏药旗，顺着云梯爬上天安门城楼的时候，他们高呼：“这上面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了！”此时，联军已由南面和东面涌入城内，北京城的北门——德胜门，云集着成千上万的战争难民——包括一部分拳民，这里于是出现了严重的交通拥堵现象。慈禧一行夹杂在逃难的人群中，被大篷车、骡驮子、驴车拥挤和冲撞着。没有人知道车上那个身穿半新不旧的青布对襟衣衫的老太太就是他们的最高领袖。一位官员来了，对交通进行指挥疏导，让所有的车辆给她们让路，在他的特别照顾下，慈禧一行才“杀出一条血路”，逃向德胜门外那片开阔的郊野。慈禧看清了那个人的脸，是军机大臣、刑部尚书赵舒翘。后来，赵舒翘的名字和刚毅、载漪等人一起，被洋人写进《辛丑条约》，成为战后必须严惩的首祸。但此刻，对于慈禧来说，与洋人的讨价还价还没有开始，只有逃命这件事刻不容缓。

    那时她的身边，只有皇帝、皇后、大阿哥傅僬（查《光绪传》Ｐ484），端郡王载漪之子、慈禧确定的皇位继承人）、三格格和四格格（庆亲王奕（匡＋力）的两个宝贝女儿）、太监李莲英和崔玉贵，以及几名宫女；没有了绵延数里的銮仪卤簿，那纱帷飘荡、铜饰闪亮的大鞍车，也换作一辆没有帐子、摇摇晃晃的普通马车。漫长的道路足以修改她的身份，使她由这一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变成一个仓皇而无助的老妪，几个胆大妄为的毛贼就可以要了她的性命。没有军队护驾，没有带走宫里的任何一件宝物（连她的宫女都佩服她舍弃珍宝的恨心），她的包袱里，只包了一点散碎银子，作路上盘缠。后来的事实证明，连这些散碎银子也是多余的，因为在前往居庸关的古道上，兵匪横行，能抢的东西早已抢光，她的国民，穷得只剩下一条命了，所以她什么也买不到。不知那时，她是否突然失去过安全感——不是恐惧匪患，而是恐惧权力的失去。因为担心暴露身份（像当年溃逃的太平天国幼主洪天福贵和忠王李秀成那样），她没有携带任何身份证明——包括象征她权力的玉玺，她垂帘听政的宝座，更加遥不可及。她确信自己还会回去——回到钟鸣鼎食的旧日宫殿吗？

 此时的中国皇帝光绪，穿着没领子的深蓝色长衫，戴着一顶圆顶的小草帽，下身是一条的黑色裤子，看上去像个做买卖的小伙计。这样的装束，我们从许多外国记者在20世纪之初拍摄的中国影像中都可以见到——说不定会有一张关于当年中国平民的历史影像，会意外地纪录下这位隐姓埋名的中国皇帝茫然的表情。在踏上逃亡之途的一刻，他就与皇帝宝座失去了联系。那段时光，对于这位饱经沧桑的年轻皇帝来说，太和殿的宝座，已经成为遥不可及的事物。尽管自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与宝座之间，仅保持着某种气若游丝的联系，但那种联系毕竟存在，是它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天早朝，他还会象征性地出现在御座上，御座两边的扶手，已被他磨得熠熠生光。但此刻，自从外国的军队开进北京，他与宝座的联系就彻底中断了。失去宝座之后，他的帝国，也变得无比遥远，只存在于他的想象与回忆中。只有在宝座上，他才能看清他的帝国，现在，在遥远的山野，他的眼前一片漆黑，他以及王朝的未来，就像浓重的黑夜一样，深不可测。

 光绪曾经试图留在北京，以维系与那只宝座的联系。为此，他甚至不惜对列强亦步亦趋。在他看来，这或许是恢复久违的皇权的唯一办法。但慈禧早就看透了他的心思，所以她解除了光绪沦为帝国主义走狗的可能性，这不是因为她是一个爱国者，而是因为她不甘心放弃自己对宝座的控制权，让光绪与那把遥远的御座单独发生联系，尽管她看上去更像一位悲壮的爱国者。与光绪相比，慈禧太后在洋人面前似乎更有血性，当八国军联军阵整齐地向北京进军的时刻，在第二次御前会议上，慈禧太后器宇轩昂地说：“现在是他开畔，若如此将天下拱手让去，我死无面目见列圣。就是要送天下，亦打一仗再送。”她接着对大臣们说：“你们诸大臣均见了，我为的是江山社稷，方与洋人开仗。万一开仗之后，江山社稷不保，尔等今日均在此，要知我的苦心，不要说是我一人送的天下。”[15]但她的勇敢是由她对宝座的态度决定的。因为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洋人已经有了废慈禧而立光绪的意图。帝国土地上出版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长篇累牍地发表抨击慈禧、赞扬光绪帝的文章，这无疑动了慈禧的奶酪，也成为慈禧由恐惧义和团，转为决定支持义和团、向列强宣战的关键契机。

 写到这里，我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光绪为什么不逃跑？难道他也脑子进水？兵慌马乱之中，正是光绪这只孙猴子逃离慈禧这个如来佛的掌心，回到花果山，奔向阔别已久的王位的最佳时机。如果他能抓住时机逃跑，塞外荒疏萧瑟的山谷林野会湮没他孤瘦的身影，慈禧率领的那支筋疲力尽的小型队伍将无力追踪到他，而且他们更主要的职责是保护慈禧的安全，他们很难分身。如果我是光绪，我将在途中的某一个夜晚义无反顾地踏上逃亡之路——一条可能解救自己，更可能解救万民的道路。他可以回到宫殿，与八国联军正式展开停战谈判，早停战一天，就可以少死许多无辜百姓。如果他能活下来，那么，等慈禧回銮时，她已经很难插手朝廷的事务。对于一个囚徒来说，实在值得一搏。我猜他一定想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一定诱惑过他，一定不止一次地令他在深夜里辗转反侧，但一旦进入了深思熟虑，最初的冲动就会烟销云散。他一定是胆怯了，从他小时候起，他的性格悲剧就已经注定。他怕洋人的子弹，怕百姓的报复，更怕落得一个洋人“儿皇帝”的千古骂名；更重要的，他被慈禧彻底控制住了，慈禧不是扯住了他的手，而是用一个看不见的紧箍咒，箍住了他的心，但他不敢有任何的非份之想。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个宝座根本不是他的，他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慈禧只是借他用用，但随时可以把它收回来。他信命。他没有血性，哪怕像慈禧那样短暂而愚蠢的血性。如果他能拼死一搏，他自己，和他的国家，都有可能得到拯救，尽管这份拯救，为时已晚。

 于是，他只能眼看着宝座的沦陷，他与宝座的距离越来越远。在西贯市，慈禧和光绪在一座破旧的寺院里度过了难熬的一夜，这或许是他们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同居一室。繁冗的礼仪，因宝座的消失而消失。那一夜，他们——丢失了江山的皇帝和皇太后，会说些什么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