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维权人士离开中国了。

　　

　　长期为爱滋病患爭取权益、推动爱滋防治的民间人士万延海在五月初离开中国前往美国，引起不小震撼。有人说他是逃亡，但万延海说：「出走到美国是为『突围』」，希望藉此扩大爱知行研究所的生存空间。」

　　

　　

　　万延海从九零年代初期就开始投入爱滋病防治教育。2002年他在北京市工商部门註册「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后来改名为「爱知行资讯諮询有限责任公司」。同年八月，他发表文章批判河南省对爱滋病防治不力，却被国家以泄露「国家机密」逮捕，一个月后才被释放。

　　

　　

　　爱知行现在是中国大陸最重要的爱滋病防治民间机构，也有一定的国际声望，如今万延海却不得远走他乡。关注爱滋病的著名医师高耀洁在去年底也因为政治迫害风险过大，远走美国。这是中国爱滋病维权者的悲歌。

　　

　　

　　过去十年，NGO在中国大陸的確蓬勃发展，不论是本地自发的，或是来自国际的支援；但是他们只能在政治的夹缝中挣扎前进。首先，民间组织必须掛靠国家单位才能取得社会团体资格。所以想要独立於政府外的NGO必须到工商局註册成为企业，例如爱知行研究所，或者选择大学等研究机构掛靠。即使如此，这两年隨著中国崛起带来更多的自信（或者不自信），政府更不断压缩民间组织的空间。

　　

　　

　　去年知名的维权律师团体「公盟」就被打压，处以高额罚款，负责人许志永被拘押。今年三月，一份教育部给大学的文件曝光，指控多年来在大陆从事许多扶贫工作的香港乐施会(Oxfam)「向內地渗透，与一些维权组织合作」，因而要求大学不要与乐施会合作。

　　

　　

　　同一个月，由公益律师郭建梅创建的北大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被中国教育部点名撤销，同时被撤销的还有北京大学財经新闻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公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宪政研究中心三家研究机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该中心成立於1995年，是中国第一家专门从事妇女法律援助及研究的公益性民间组织。后来他们成立了中国法律援助协作网络，现有十一名全职律师、五名工作人员，並逐渐成为中国公益性法律组织的重要代表，也被北大校方数次称讚为北大的骄傲。

　　

　　

　　尤其，这个中心一向姿態温和，並常与政府单位合作。创办人郭建梅在亚洲週刊的访问中说：「商务部和全国妇联是委託我们来做法律调研和起草工作，还说我们是所有机构里做得最好的。」但他们仍然遭遇撤销命运。教育部给北大的通知撤销理由是，妇女法律中心接受境外资金，打造公益律师网络；此外，近年他们积极涉入一些重要公共事件如「邓玉娇案」、「李蕊蕊案」，也提高他们工作的政治敏感度。

　　

　　

　　爱知行和妇女法律与服务中心除了都从事维权，他们的组织也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接受境外资金，这也是许多中国独立NGO的財务来源，毕竟他们很难在国內拿到钱。但去年初，中共通过新的政策，详细规定境內企业接受境外非盈利机构的捐赠，並提高接受捐赠的门槛，对这些以工商形式註册的民间组织造成致命打击。今年三月开始实施以来，让许多NGO都深感工作困难。

　　

　　

　　中国在世界的身影正迅速壮大，公民社会也日益蓬勃。但统治者只愿意推进国家权力的扩张与穿透，而不希望看到社会力量隨之茁壮。然而，越来越多的公民不甘於只是政治权力前俯首的子民，因此更多的打压只会造成更强烈的反抗。尤其对於温和NGO的限制，只会让更多人感到绝望，甚至激进化。

　　

　　

　　NGO的存在是为了改变这个社会，不论是防治爱滋、维护弱势者权益或是保护生態环境，因而从某个角度来说是可以跟政府合作解决社会问题，而不全然是与国家对抗的。尤其公民社会所孕育出的公民精神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如果中共不能去適应民间组织的成长发展，不愿面对內部千疮百孔的问题，只是让这个巨灵不断吞噬公民社会的力量，那么这个外表光鲜、內在黑暗空洞的巨灵，只会一步步走向社会衰败，丧失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