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以来的文人旧事，这几年颇引人关心，坊间有出版物专谈此类话题，显出一些热闹。前朝或前辈的前尘往事，说说应是无甚妨碍，不过谈论文人旧事里的友朋交游与个人生活，旨要多在兴致与见识，读来才有趣味。至于这类文章少有研究其学术者，究其原因，大抵还是叙述学术需自有功力，而谈论这些旧时人物的游历生活只需从别人的回忆录收集片段，轻浅几笔便可敷衍成文，给读者带来消遣。然而能将这些文人往事写出情趣的不多，早年周作人、黄裳、纪果庵、文载道所写明清文人旧事的那种见识，今人未有可望其项背者，说来不免要有遗憾。

　　手边新得两册说人话旧的书，一册为岳南所写《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记述民国那段时期中央研究院组建及迁往台湾人事与学术经历，另一册为古远清所著《几度飘零——大陆赴台文人沉浮录》描绘赴台前后的一批文人状况，和熙往事烟云在目，促人感叹。此二书皆收有一些新史料，家国命运恩怨情仇，读来令人浮想。前书勒口上《关于本书》曰：“本书还披露了中研院在岁月流逝中不为外人所知的内幕，对历史进程中的人事纠葛、事件起源、学术争端等湮没日久的是非恩怨，以当代独特的视角，进行了深入调查与分析，使沉积于历史风尘中的人物，再度以鲜活的形象，凸现于世人眼前”。后册书的《内容介绍》云：“这些赴台文人的处境，他们曲折的命运，在内地出版的各种文学史中，因资料缺乏而语焉不详。本书依据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同时配有六十余幅历史老照片，为这一飘零群体造像。”二书的角度不同，所记还是文人事，对照来读，正可看到文人在大陆与台湾的各自命运。二位作者的文字叙述颇通顺，铺陈往事描绘如生，事况情境历展眼前，趣味横生，惟不足处在一些特定语言来得生硬，喜遽下绝对言论，阅之令人不快，可见写文人旧事亦非易事。

　　岳南先生写《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着笔在大陆与台湾两地，这些人物由时代更替而发生的命运变化，当然结局各异。这书最有益之处，是将民国时期的一些事件连贯起来，再现当时的情况，见出作者对民国这些人物作有研究，因而褒贬人物，自有立场。由是书中叙述多有结论式语言，然作者不善把握自我情绪，以一私之见概述人物，尤因个人情绪颇重，谴词造句锋芒逼人，喜以个人意志，对事物的议论仓促草率，如书中《陶孟和的尴尬人生》一节末段，作者言：“这是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对当年争取胡适的无奈，也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对旧情无法割舍的感念之举。”此话说得莫名其妙，胡适与毛泽东实无旧情可言，作者靠猜测作结论，未免失当。再说那些“激扬文字”不适合作历史叙述，倒很像小说家的演绎，譬如这段描写：“写完此信，傅斯年思虑半天，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在昏暗的菜油灯下，傅氏再次展纸，蘸墨挥毫”全然作者小说虚构笔法，这种毫无事实依据的文字，容易扰乱读者的判断，使全书带有虚构色彩，因而所作议论不能尽信于人。

　　《几度飘零》也有将个人是非判断及个人意志强加读者的倾向，使人看到作者在这些事物的认知不甚成熟，书中借记述台静农评议梁思成在林徽因去世一个月后即娶秘书一事颇为不屑，将个人的是非判断强加给读者，毕竟梁林二人的感情外人并不知情，而林徽因绯闻颇多，又毫不掩饰与徐志摩与金岳霖之暧昧，梁思成移情他人当无意外，大不必加以个人的道德判断。另有写台静农一篇，摘一段以示：“要不要这样写，台静农犹豫了好久，主要是怕得罪人。后来他横下一条心写了再说。不仅如此，在对索字者要不要收润笔费上，他也有过考虑，，后来还是收了一些。这也是从生计出发考虑，何况这本是劳动所得，也就心安理足了。”这样幼稚地为人代言替人解释，让人看出作者自我揣测他人的无度与毫无意义的维护，且所作议论识见平常，给人以不实之感。

　　叙述文人旧事，最忌作者替人推想，自作聪明，也最易暴露作者的识见高低。写作这类文章的通病，在议论中褒贬与立场都出于自我判断，因此书中所作结论败笔叠出，显出自己的笨拙，实不可取。

　　2010-4-1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