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普通的农民赵作海吸引了国人的目光。“死者”的“复活”，揭开一起惊天冤案。11年，人的一生有几个11年呢？如果要冤枉地拿出漫长的11年在牢狱中度过，那种对身心的折磨，恐怕是任何一个人都难以承受的。因此，我们不难体味到赵作海被宣判无罪而放声大哭时的复杂情感，也感叹于“妻子改嫁，儿子送人”之物是人非。我想，任何一个有同情心的人，都能理解今日赵作海提出国家赔偿100万元之举动（据《南京日报》报道）。

　　当然，人们关注的不仅仅是冤案的离奇，也不仅仅是受害者索赔的额度，而是冤案产生的过程及隐藏于其后的可怕乱象。赵作海的奇冤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一种同情和悲悯，更给人们带来一种不安和恐惧——根本无罪的赵作海会成为杀人犯，谁能保证我们明天就不是第二个赵作海呢？

　　显然，给人们带来恐惧感的是司法公信力的缺失。不妨再简单回顾一下这起冤案：赵作海因有杀人嫌疑被刑拘，据河南商丘检察院公诉处处长宋国强日前透露，当年赵作海一到检察机关就不承认杀人，推翻在公安局的供述，可以认定存在刑讯逼供（据5月11日《新京报》）。屈打成招之后，商丘市政法委便组织了一次神秘会议，经过会议集体研究，结论是案件具备了起诉条件，紧接着，死缓也就产生了（据5月11日《中新网》）。

　　基于此，我们不难发现，要人为制造一起冤案还真简单：先刑讯逼供一下，待嫌疑人认罪之后，再开会研究一下具体的起诉条件，至于将嫌疑人送进监狱，不过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很明显，在制造冤案的环节中，刑讯逼供违法，自古已成铁论。现在的问题是，“凶手”能不能由开会研究出来呢？

　　毋庸讳言，在相应的权力范围内，开会研究有着发扬民主、集中智慧的积极效应。但当法治领域也存在开会研究现象时，其荒唐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开会研究的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对法治规范化、程序化的无视，即便一些行为在法律上找不到程序去适应，但“开会研究”的存在依然是对疑罪从无原则的否定。

　　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开会研究都体现着一种浓浓的人治思想和长官意志。例如今年年初，贵州省安顺市发生民警枪杀村民事件，对于外界的诸多质疑，有关方面均表示“需要再研究决定”。很明显，“研究决定”让类似的案件真相变得捉摸不定。现实中，政府部门在作出一些争议很大的决定时，常常会说“这是集体研究决定的”——不管“开会研究”是否经得起法律的考量，“集体研究决定”大于一切，只要达到掌权者的目的就够了，日后若追究起责任来，有飘忽的“集体”顶着。

　　再回到赵作海案，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赵作海当初确实有犯罪嫌疑，也不在于有关方面有破案的冲动，而在于林立的法律竟然在“嫌疑”与“冲动”面前变得可有可无。从刑讯逼供到开会研究，再到“疑罪从轻，判处死缓”，我们看到的是一群法制工作者法治信仰的缺失，而这才是让人们感觉恐惧的根本原因。要想消除民众恐惧，重塑司法公信，相应的法律必须得到完善和落实，监督必须加强！

　　2010年5月18日《人民代表报》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