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冰按】20和21日两天，我分别应《新京报》和《南方都市报》编辑之约，在一北一南两张报纸上接连发表了两篇分析展望泰国局势及未来走向的文章。虽然体裁和侧重点都有所不同，但在这么短的间隔时间里，一个人不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新观点或新思路，因此，两篇文章难免有重复甚至雷同之处。发表在南都上的那篇文章是社论，尽管社论是不署名的，但我还是看见南都网上有细心的读者留言，指出了它与新京报署名文章的相似性，我为此甚感惭愧。今天在这里挂出来的，是我5月20日发表在《新京报》上的署名文章，明天再挂另一篇为南都写的5月21日社论。

    随着19日上午泰国军队的装甲车冲破“红衫军”在曼谷街头设置的路障，以及7名“红衫军”领袖向警方自首并遭到拘捕，一场规模超级、旷日持久的反政府示威集会终于宣告土崩瓦解。它的悲壮而又有些荒唐的日志里，留下了数十具默默无闻的尸体和数百个身心俱伤的躯壳。就算泰国日后终能取得政治和解、撕裂的社会终能逐渐弥合，他们也将成为这个曾经的“微笑国度”记忆里永远的伤疤。

    实际上，当一个月前“红衫军”方面拒绝阿披实总理提出的在11月解散国会、举行大选和解路线图以后，今日的悲剧已不可避免。民主政治运作的精髓在于妥协，而达成妥协的前提是有一个双方（或多方）共同认可和遵守的基点。如果找不到这样的基点，妥协变得不可能，那么就只有退回到赢家通吃的强权状态——拳头更硬的那一方最终全面压倒对手，失败者则失去一切。但是，这一切注定要付出难以估量的社会代价。

    作为一个关心东亚民主的观察者，我曾经悲观地预言，过去5年来泰国街头民主运动的能量每升级一次，这个国家就离真正的民主更远一步。世界上的许多历史经验都告诉我们，试图通过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一举打破现有制度规范的行为，实际上都是在为更加高压的威权统治铺平道路。

这里的根源在于：旧的规范即便再不公正、再可恶，但它好歹维持了一个基本稳定的秩序，使得社会中的人们能够在一种可预期的状态下正常生活。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在冲击这种不合理规范的同时，必定也冲夸了秩序，进而破坏了许多人的基本生活。假如它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取得成果并顺利结束，那么社会是有可能在接下来的具体问题和技术层面的讨价还价中取得实质性的进步的；但一旦这种运动呈现出一种无休止并趋于失范的前景时，大多数民众便会转而强烈地渴望秩序，哪怕在公民权利方面付出重大牺牲也在所不惜，这其中甚至包括原本对运动抱有同情心的民众。

我的意思不仅是指旧势力的反扑，实际上，即便运动成功地推翻了旧的体制和当权者，但已经被运动搅得支离破碎的社会仍然需要一个秩序，于是过去的反对派——现在的新当权派——阵营中就必定会冒出能够控制局势的“强人”，进而一步步将国家政治引向他们身为反对派时所抱持的理想的反面。如果不是这样，他们自身就注定会被更新的反对派掀翻。

今天的泰国政府和军队正是看准了国内民意和国际舆论的迅速转向，才敢于强势镇压的。事实上，如此顺利的武力清场的全过程也证明了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总之，泰国的“弱势阶层”及其背后的他信输掉了这场“阶级斗争”，而阿披实及其背后的曼谷权贵阶层则大获全胜——不仅是局势上的胜利，而且还有道义上的胜利。

当然，正如舆论一再提醒我们的，泰国国内的贫富差距和贪污腐败问题并不能够因此得到解决，冲突仍然一触即发。但我恰恰认为，这些正是导致泰国威权政治回潮的理由，而非民主化改革的动力。可以预计，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泰国政府将会作出一种“两手都要硬”的宣示——一方面，严厉镇压各色人等的“民主活动”，另一方面高调地“打击”贪污腐败，为自己披上一件合法性外衣。

    我因此认为，泰国的民主政治如今已到了命悬一线的险峻关口，现在是真正考验“胜利者”（政府和军方）道德觉悟和“失败者”（他信和“红衫军”）智慧与耐心的时候了。如果曼谷的精英阶层真的能够把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那么他们应当一俟事态平息就立即丢掉胜者的骄横，主动提出新的公平的和解方案；而如果反政府力量真的希望国家政治取得进步，那么他们也应当放弃推翻整个体制的幻想，转而寻求在既有的法治框架内通过协商赢回一部分权益的可能性。这样实际上就回到了文章开头说的，在新的起点上重新寻找到一个可以讨价还价和妥协的平台，则泰国的政治庶几还有转机。

    最可怕的一种情况是，“红衫军”中的少部分极端分子在绝望之余不仅放弃政治协商，甚至对街头政治也不再有兴趣，而是索性采取一种鱼死网破式的“准恐怖主义”战略，以更加极端的手段向政府宣战。那么，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这个原本和善的佛教国家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写于2010年5月19，发表于2010年5月20日《新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