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说法认为，崇祯帝在宫中清理偶像，同他对西方天主教的崇奉有关。自万历年间意大利教士利玛窦（Matthieu Ricci）来华之后，天主教士们在中国的活动的确相当活跃。一批信仰坚定又博学多才的教士们先后来到中国，排除万难，在京师和各地建立了一些教堂，发展了一批信徒，也把西方天主教文化带进了中国。传教士们一方面在民间活动，到崇祯12年左右已经发展了近4万信徒；另一方面也注意在上层活动，不但广泛地同士大夫交朋友，还把影响渗透到宫庭之中。

　　士大夫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是中国近代科学的先趋徐光启，他从万历28年（1600）结识利玛窦，31年（1603）受洗入教，以后一直为发展天主教的事业奔走呼吁，并且认真学习研究了西方教士们带进来的西方科学知识，在数学、天文学、农学、水利学等方面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西学贯通的大科学家。他的宦途生涯也还比较顺利，万历32二年（1604）中进士，入翰林院，崇祯元年（1628）起任礼部侍郎，充经筵讲官，崇祯5年（1632）71岁上以礼部尚书入阁成为辅臣。

　　虽然徐光启任大学士只一年多就因病逝世，但对于崇祯帝和崇祯宫廷接触天主教却有很大影响。在他的竭力推荐下，传教士邓玉函（Joannes Terrenz 瑞士人）、龙华民（Nicolaus Longobardi 意大利人）等人先后进京在朝廷供职，主要是参预制造火器和修订历法。后来龙华民、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德意志人）、罗雅谷（Jacobus Rho　意大利人）3个人都可以出入宫禁，就趁机在宫中发展教徒。崇祯3年（1630），御马监掌印太监庞天寿首先受洗入教，而后扎根串连，太监、宫女，甚至嫔妃、皇室，都有人接受洗礼，到崇祯后期宫中的天主教徒已经有540多人，还安排了一座圣堂，由汤若望多次主持弥撒。

　　崇祯帝对天主教采取优容的态度，却不见得有过对天主教的信仰和入教的冲动。他或许对闻所未闻的基督教义有过好奇，对庄严肃穆的弥撒仪式有过几分欣赏，但那些充满异国情调的远方泊来文化对于一个天朝皇帝来说，毕竟是太奇特了一点。他真正关注的，主要还是这些黄发拳拳的教士们带来的西方科学技术知识。最吸引他的首先是西式火器，特别是所谓“红夷大炮”（就是红毛夷人——欧洲人的大炮，后来被讹称为“红衣大炮”），因为威力极大，可以在战场上急用，所以一直由汤若望等人加紧督造。这种在当时很现代化的重武器真造出来了不少，但并没有扭转战场上的败局，反而被清军和农民军缴获过去，成了他们攻城的利器。另外一个科技重点攻关项目则是对历法的修订。

　　天朝以农为本，又敬畏天命，要不违农时，洞察天象，都必须有一部精确的历法。但明朝的官方天文历法机构钦天监却不是一个高水平的科学机关。明代制历，以元朝郭守敬的“授时历”（明朝称“大统历”）为本，参照阿拉伯“回回历”。但两种历法都已年代远久，积累误差使得测算同实际相差甚远，钦天监的天文官员们却没有人去钻研修订，一直将错就错。崇祯2年（1629）五月朔日，日食，钦天监用“大统”、“回回”两历测算的时间方位各不相同，徐光启用所谓西法也进行了预测，最后实地考查结果，徐光启的测算准确无误，钦天监的预测错误百出。崇祯帝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决定彻底修订历法，命徐光启主持。徐光启提出以西法修历，“令与中历会通归一”。崇祯帝同意了徐光启的提议，此后，西式历法的编译修订工作一直在进行，崇祯6年（1633）徐光启病逝，其未竟之业由山东参议李天经继承，至崇祯8年（1635），共完成《崇祯历书》137卷，全部告竣，其中包括托勒密《大至论》、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等重要西方天文学著作的内容提要。

　　但这部新历法并没有来得及应用到编制历书的实践中去。由于国势危急，政务纷乱如麻，直到崇祯16年（1643）七月，崇祯帝才下诏自明年起改用新法制历，但第二年明朝即告灭亡。反而是清初的统治者继承了这一项遗产，自康熙8年（1669）起正式依西法制历，直至末年。这部以西方几何体系为基础的历法大典《崇祯历书》（中国传统历法为代数体系），大概是崇祯帝在17年统治中为历史留下来的最重要的一份积极遗产了。

　　崇祯帝能宽容西方异教，接受西方新的科学技术体系，表明他在意识深处并不是一个抱残守缺、顽固不化的人，也体现了他在统治前期有一种天命在我的自信。但随着国家大势的日益恶劣，他的这种自信却一天天被消蚀掉了。皇五子的死对他精神上的冲击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失子之痛。他从这个事件中感觉到，一向以为是坚定站在自己一边的天命，似乎正在远远离去。这以后，他变得越来越疑神疑鬼，而且病笃乱投医，对于上至昊天上帝，下至狐仙鬼魅的一切超自然威力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狠不得一下子在冥冥中抓到几位法力无边的神怪，作为救命的稻草。

　　此后，他对于祭天地日月、祖宗圣人等等正统的典礼更加虔诚，更加殷勤，把一些多年停止实行的祭祀大典，例如上辛祈谷仪式等等也悉数恢复。与此同时，对于扶乩请神、打醮祈禳一类活动也迷恋不疲。自崇祯12年（1639）起，宫里宫外越来越乌烟瘴气，崇祯帝亲自参加了各种各样的请神闹剧，甚至想把天兵天将搬下凡间，替帝国剿平内外的战乱。但这类闹剧不但不可能产生什么实际效果，就连心理上的安慰也做不到。这年年末，崇祯帝再一次恳请天神降临，举行了一次隆重的降神仪式，又是磕头，又是祈祷，尽表哀衷。闹了许久，扶乩的沙盘上才出现了“上帝”的批示：“天将皆已降生人间，无可应召者。”崇祯帝叩首再拜，问道：“天将降生，意欲何为？尚有未降生者否？”沙盘说：“只剩汉寿亭侯受明朝深恩，不肯下降，此外没有留在天上者。”此后再怎么问也不再回答，一片寂然。所谓汉寿亭侯就是法力无边的武圣关羽，他因为对明朝感情颇深而不肯下凡，那些感情不深的来到人间要做什么，也就不言而喻。

　　在这次降神中到底是什么人，为了什么心理捣的鬼，不得而知。但它给崇祯帝心头蒙上的阴影却是无法抹去的。他不肯全信，又不敢不信，请神请来的是更大的迷乱和失望。到崇祯14年（1641），他甚至把全国最著名的大法师，江西龙虎山的张天师也搬请到京城，让他设醮为国家消灾祈福。这位天师道教首领在京师受到极隆重的礼遇，皇帝特命在灵济宫设宴招待，派太监作为自己的代表主持。但这位张天师建坛打醮热闹了好一阵子，祈雨无效，祈雪无效，禳病无效，对中原和辽东的战事更无效，崇祯帝才大失所望，把他打发回江西去了。

　　请神召鬼屡次不能见效，崇祯帝还怀疑到龙脉风水方面的原因。崇祯14年（1641）四月，他特召阁臣、勋戚和礼部主官在建极殿讨论孝陵（太祖朱元璋的陵墓）风水问题，说孝陵关系重大，但听说近年来在陵区开窑伐树的事情很多，破坏了风水，影响到国运。礼部侍郎蒋德暻启奏：“中国有三大干龙，中干旺气在中都凤阳，结为凤阳祖陵；南干旺气在南京，结为钟山孝陵；北干旺气在北京，结为天寿山长陵。这三大干，本朝独会其全，是万世灵长之福。”崇祯帝听说本朝的风水这样好，才放下心来，但仍然派遣成国公朱纯臣、新乐侯刘文炳和礼部尚书林欲楫到南京和凤阳勘察，严禁开石灰窑破坏龙脉。既然风水无碍，那么国运日衰的原因仍然在于天命。但他离知天命的年龄还差得很远，只能继续沉浸在无边的迷惘中。

　　崇祯帝的而立之年倏忽之间就在昏昏乱乱中度过了，到年终岁末的时候，才正是他30整寿的纪念日（实际上是29周岁）。因为腊月二十四日这天正巧是他的嫡母光宗郭皇后的忌日，礼部根据惯例确定每年腊月二十五日为万岁节，天下共庆，崇祯帝虽然批准，却从来没有真正举行过庆贺典礼。一方面因为国事繁重，他没有这个心思；另一方面也因为年纪尚轻，过生日做寿算不上大吉大庆的喜事。但而立之年这个有纪念意义的整寿却不能不重视一下了，于是他同意礼部的提请，在年关将近的二十五日接受了宫廷内外的朝贺。

　　朝贺这天正好是三九严寒时候，丹墀上结了厚厚的冰霜，贺寿的百官须眉上也都凝上一层冰碴。因为冷，群臣舞蹈叩拜得倒是更加起劲，山呼万岁的祝福也喊得很响亮，但个个面皮僵滞，让宝座上的崇祯帝看着并不舒服。首辅薛国观和成国公朱纯臣分别代表文武群臣进前致贺词：“钦遇皇帝陛下圣诞之辰，谨率文武官僚敬祝万岁寿！”声音宏亮的赞礼官发出口令：“山呼！”于是群臣又一次拉着长声高唱：“万——岁——，万——岁——，万——万——岁——”这种场面经得多了，这种声音听得多了，崇祯帝心中早已没有了最初年代那种自我崇高的愉悦感。从这一天起，他就算进入了壮年，但前途却显得更加莫测。他甚至能预感到，今后的日子会更加艰难，身下的这个宝座也并不那么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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