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社会治安事件，检视的不只是特警的“瞄准技术”、以及犯罪嫌疑人的可恶。更多，检视的是这个社会群体，怎么看待自身法律知识以及真正的理性！

　　

　　以下，是我将我对于此事的几篇微博内容：

　　

　　日前我说过，再罗嗦一次好了。媒体人、意见领袖，whatever，能够在乱世中，在一定的压力下(无论天朝、还是网民舆论)，最大程度说出清醒的话、有前瞻性的思考，不媚俗，这才是真正有良知与责任感，否则都只是骗取“民意”的政客而已。而这种勇气，并不容易！这也是我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看到不合心意的言论就下意识否决或辩解的理由！

　　

　　永远不能赞成或默许执法者＂便宜行事＂，这是底线。否则，就别抱怨，有天这＂便宜＂落在自己头上！而这也是我毅然离开大眼睛之故！

　　

　　台湾最近争论的议题之一是＂一晚处决四名死刑犯＂，其中有一人判处死刑已六年。处决他们何需讨论？因为宪法赋予死刑犯的上诉程序没走完！台湾争议的是＂程序正义＂。有多少今天支持＂先斩后奏＂的舆论领袖，曾无数次提出宪法被戕害？也曾无数次质疑程序正义？有些核心思想是不能随意变动的，逻辑不一只显示，此人所有的主张都有问题。

　　

　　先斩后奏，当场击毙罪犯，这，是为了“秩序”！我们来看看另一个场景，为了社会发展，因此要你搬家、离开，你要是反抗，就是阻碍进步！两者，有何差别。警方为了执法的自身安全，可视情节自保及保护被威胁的肉票。击毙罪犯是否合理，需要相关调查单位“调查后确认”。媒体公开高喊“杀得好”，这就是随民众情绪的“媚俗”，也踰越媒体应守的本分！

　　

　　再强调一次，我不反对击毙，但击毙之后，必须要经过调查确认，情节严重到值得击毙！社会一片叫好声，只会使得调查有可能失去公信力，我同情被害者，但不表示我可以践踏罪犯的人权，程序正义，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我相信，那个小孩的父母，恨不得那个罪犯赶快死掉，以免危及小孩安危，许多有小孩的人们，也会心有戚戚焉！但，那个人已经死了，我在强调的是，事后该有的“程序正义”！现行犯，未经法院定罪前，只能称为“嫌疑犯”。把太多执法的标准交由执法者的“自由意志”来决定，那么以此“民意基础”，有一天，我们所有的权益，都由执法者“自由意志”来决定！

　　

　　我一直很好奇，那些口口声声说要把匪徒当场击毙的人们，他们的心对生命的看法是甚么？三十几年前，当某些运动、集体无意识时，也曾有着那么一群人，高喊着要将甚么甚么人处死。我要说的是，鼓噪群众情绪、自归为“正义”，这种习性，怎么始终没有消散？群众绝对不会认为自己是非正义的，但正义并非由“情感”来决定！

　　

　　说说美国吧，美国警察很凶悍，因为美国是允许私人拥有枪枝的，法律上，也允许私人可以在他人侵入私人领域空间时，可在言语制止无效后，不问原因将其击毙。不过，美国警察必须要执行一些程序的，例如：确定对方听见喝止、对方被制伏时，告知其法律权力，被拘捕后，匪徒可保持沉默直到律师到场等等，这种种都是为了最大程度保障每个人的人身安全与权力。

　　

　　我用我自己有限的台湾法律常识说明一下。遇到需要开枪射击的状况时，首先要看匪徒手中的武器杀伤力，棍棒、刀枪、还是手榴弹？是否一定要取其性命？可否射击手、脚部等？也可以这边谈判，另一边安排狙击手，趁其不备使其失去攻击力。也就是说，这是有一整套判别程序的，若照网友所言，谈判过程长达一小时，这中间是否到了非得要杀死他的地步？

　　

　　如果大陆这边也有相关的规定，那么当时，特警们是否按照此程序执行判别，确认必须要“击毙”？我的意思是说，因为缺乏法律常识、加上简单粗暴的区分正义与非正义，争论又只停留在人权与不人权，就很容易造成对执法者应负责任的放纵。我说，“如果”执法者并未进行相关程序就决定杀之了事，引发社会群众一片叫好，那么这中间的过错就会被忽略！

　　

　　我记得有网友跟我说过几个三十几年前的故事，当时好像村书记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我之所以在此絮絮叨叨，只是想提醒各位，看到恶人伏法、好人无伤，很痛快。不过，痛快之余总得想想，这程序之中是否有所缺漏？很多人好奇，台湾民主的过程，其实我个人认为重点在于“常识”，面对公权力，在于你知道哪里该质疑，否则很容易被公权力回避自身的缺失！

　　

　　轰动台湾社会的白冰冰女儿白晓燕命案犯罪人“陈进兴”，曾经潜入南非武官官邸暴力胁迫警方提供工具与金钱供其逃命。当时找了非常专业的谈判专家进行谈判，终于把陈进兴给谈出来了。比照今日之事，我想问，谈判专家是否专业？是否考虑过可以射击手部就可解决问题？有无可能因为世博期间，故而过当执法？很多人说为孩子想想，可若，那死者是自己兄弟？

　　

　　再换一个角度，各位是否想过，世界其他国家，看到中国发生一件暴徒挟持案件，犯罪人被当场击毙，全国一片叫好声，这会是甚么观感？今天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同时也发生暴徒炸弹案件，美国的社会舆论又是怎样的反应？我深知，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其实我对此事的较劲绝不亚于我在大眼睛的遭遇，因为同样是法律、同样是人权。言尽于此！

　　

　　再多说一段就去睡了。台湾日前一晚枪决四名死刑犯，引发对程序正义的讨论。其中一人被判死刑六年、曾经16次写信给法务部要求执刑。即便如此，各界还是讨论这些人该不该在此时此刻枪决！舆论多数认为，死刑不该废除，也就是说，人，是该杀的。不过该不该就这么杀了，这是一个问题！晚安了，各位。

　　

　　整个总结：

　　

　　首先，我要强调，我绝非泛道德主义者，我认为，道德更多应该是内心对自我要求的程度，不应该是拿来标榜自己的标签！所以请勿拿道德这个帽子扣在这篇文章上，因为我讨论的是比道德还要低阶的“法律”问题。

　　

　　我认为“当场击毙”这个行为，其基础是“不得不”！例如，对方身上全绑满了炸药、手上拿的是“枪枝”。如果击毙了，我们需要检视的是：过程中该做的是否都做了！

　　

　　请不要看到这里，就忙着问我“如果你是小孩家长”，因为我们现在是“事后”反思！

　　

　　第一：谈判人员的专业程度？一个不专业的谈判，不但不能安抚犯罪嫌疑人的心情，反而会让他觉得，他是死路一条，不如搏一搏，可能应该还有恐惧，不知道放下手中武器，是否能够保住性命？如果谈判谈得不专业，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另外，过去的法律案例，是否让犯罪嫌疑人感到恐惧：“现在所谈的，可能都是“忽悠”，我死定了，一定被判死刑，那么我不如拉个垫背的”。我提出这点只是希望各位想想，整个事件过程中，有没有给这个犯罪嫌疑人一个“不死”的机会？

　　

　　第二：开枪射击是否一定要瞄准“要害”使其毙命？如果犯罪嫌疑人拿的武器并非最厉害的致命性武器，是否可以瞄准其他部位，使其“丧失攻击被挟持者的行动能力”即可？例如，手部？

　　

　　第三：有无可能、在犯罪嫌疑人无法看到的地方，安排狙击手射击，使其丧失攻击力？

　　

　　第四：开枪击毙之特警，过去是否有相同的记录？(可以了解此人是否有习惯性杀死嫌疑犯的记录)此特警是否曾经历过同僚、家人、朋友被匪徒伤害或致死的记录？(可以了解此人是否对此类嫌疑犯可能怀抱较深敌意)

　　

　　我提出的这些问题，都只是想要提醒各位思考一件事，面对现行犯，人民或法律必须赋予执法者“先斩后奏”的暂时性权力，执法与司法，原本应属于相对且独立的权力，对于人命的重视，不应存在“差别”，之所以赋予“击毙”的权力，在于在事件发生的当下，被挟持者的人命被威胁，因此不得不射击，但首先该思考的是，是不是一定要拿另一个人的命换取被挟持者的命，如果只需要让犯罪嫌人受伤就可以达到目的，那么犯罪嫌疑人死不死，应该由法官决定，而不是特警。

　　

　　然若情况已经到了犯罪嫌疑人非死不可的地步，事后也应由法官决定是否真的如此？过程有无瑕疵？否则，将来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都有可能系于执法者的“自由心证”，那么维持秩序的“正义旗帜”将成为某个阶层轻取你我性命的“正当理由”！

　　

　　死者已矣，我想，基于人性，愿意替“坏人”思考并发声的，不会太多，不过人权的意义应该是一视同仁，不该有高低贵贱的差别，在法律定罪之前，犯罪嫌疑人，也该给他一个机会，在程序面前，当时的情况是否给了他别的选择？

　　

　　撰写此文并非质疑警方过程中有甚么问题，毕竟我不在现场，不过，在犯罪嫌疑人伏法的群体性畅快后，应该要有些声音问问，警方执法过程是否恰当？如果非常合情合法，我建议相关单位应该公布整个过程，也让有意犯罪者心生警惕，而这更可作为社会教育的一个重要案例！

　　

　　

　　附注：我们都不是上帝，永远都不知道怎么做最好，不要想当然尔的觉得我们的思考最正确，妄想当上帝是专制且恐怖的思考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