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期《求是》杂志刊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的文章，坦诚地承认GDP这一指标无法反映分配是否公平。不仅如此，GDP不能反映的东西实在很多。文章说，GDP不能全面地反映经济发展。首先，GDP没有充分地反映公共服务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其次，GDP不能反映经济发展的质量差异；第三，GDP不能准确地反映财富的增长；第四，GDP没有反映非市场性家务劳动。GDP不能全面地反映社会进步。一是GDP没有充分地反映公共服务在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二是GDP不能反映就业状况；三是GDP不能反映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合理；四是GDP不能反映社会福利改善情况。

　　     其实，GDP仅仅是个数字，他既不能反映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无法反映生产关系。这一点，稍微读点《资本论》的人都会知道。 我在《大秦帝国的野蛮成长》中谈及商鞅变法时指出，财富的创造和财富的分配是两码事。财富的创造是一个生产力问题，而财富的分配则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生产关系问题。马克思说过，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是这种“决定”是在趋势的意义上讲的，而不是在具体某一阶段上谈的。我们对马克思的很多误解，正在于我们总是把马克思看作是一个科学家，而不是把他看作是一个哲学家。哲学家不会在经验层面上谈论任何东西。比如，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正是作为一个超验的彼岸世界存在的，但是我们大跃进的时候却把它当成了在现实经验中可以描述的东西。“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奋斗几十年就能实现？

　　   财富的创造和财富的分配也是如此。二者在长期的趋势中总是存在着“决定性”的关联，但是这种关联并不存在于任何具体的历史阶段。相反，这种“决定”总是通过矛盾体现出来的。因此，我们在历史中看到的，往往都是那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一致的现象。这是矛盾，所以才有政治的运动。

　　   今天的中国，财富在急剧积累，但财富的分配却是有着很多问题。两极分化的现象已经不是公开的秘密。这是个矛盾。怎么解决？是我们主动地去调整，还是被动地接受“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法则自发地调整？后者的代价显然是很大的。因为纵观历史，政治的问题一旦让历史自发地去解决，历史只能选取“革命”。革命，分裂、动荡，将是我们国家最大的敌人！

　　    让我们回到两千年前的战国时代。商鞅变法时的情景与今天的中国正相反。秦国的政治制度丝毫没有解放当时秦国的生产力。但是，生产力不发达，并不代表国家不强盛。东方六国的生产力很发达，但是财富的分配不科学，不得利，结果国家没有积累到财富，钱都让那些大商人赚去了。秦国的财富创造的少，但却全部集中在了国家层面。秦国是民穷国富，六国是民穷、国穷，只有一部分人富。两种类型的国家一对垒，胜负已定。

　　   今天的中国像极了战国时代的六国。国不富，民不富，只有一部分人富。这部分人就是依靠权钱交易、投机倒把、剥削广大劳动者而聚敛社会财富的商人。为富不仁的古训，我们不能忘记。这些人是绝对不能指望的。他们可能会假惺惺地捐款，可能会满脸严肃地表姿态，但最终仍然靠不住的。国家靠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岂不知老百姓手里是否有满足奢侈消费欲望的金钱？他们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上。我们的国家到底要依靠谁？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还是要依靠人民，广大人民！

　　   因此，目前的中国需要商鞅，需要打破常规的集权式变革。千万不要让所谓的民主和法律成为变革的绊脚石。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