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康宁先生作为南京师大的副校长，是国内教育学术研究领域里比较特殊的一个人物，因为，他作为大学里的高层领导，常常在公开场合讲一些十分叛逆的惊人话题。比如，面对学生被羞辱教育羞辱后自杀后，他会发问：“孩子，你为什么不抗争？”之类的话题。这次在中山大学召开的“教育与中国未来”研讨会上有幸遇到他，他作的主题发言题目竟然是《要不要让学生学生学会一点“恨”——建设正义社会的一个要害性教育问题》，这个演讲怕超出给定的时间，他还特意写了一篇演讲稿。其大意是：现在中国普遍提倡爱心教育，把孩子都教得软弱无能，胆小怕事了。特别是面对邪恶与丑陋的社会现象，面对贪官污吏，面对伤天害理的事情的时候，没有了一点血性，没有了一点骨气，常常大气不敢出，只会选择自杀，而不敢对伤害自己的现象，作出一点抗争。因此，吴先生演讲完后，面对众多的质疑，他说，这里要说的“恨”是打引号的，不是要引导学生去恨人，而是要学会恨社会中的丑陋与邪恶现象。这与“文革”时的恨阶级敌人是不一样的。如果一个社会缺乏了这样的对邪恶的恨，那么，要寻找社会的正义，就只能够是空话一句。这个日本广岛大学的留学生，骨血里确实保留了一点与众不同的东西。演讲结束后，信力建先生与茅于轼老先生先后提出质疑。信先生质疑的是中国近几十年来，中小学教材里普遍存在的狼奶教育的危害，这种恨会不引导到对人本身的恨上。特别是最近一个多月时间里，中小学幼儿园不断出现的血腥的暴力事件，更是值得人们在谈到“恨”要谨慎。

　　

　　茅老先生则提到基督教里的“爱你的敌人”，别人打了你的左耳光，你还得送上右耳光。用爱，消解仇恨。又提到伊斯兰教里的“以恨报恨”，用暴力对抗暴力，“血债要用血来还”。还有孔子的“以直报怨”，也就是用客观的道德标准来对待那些仇恨。这些究竟是哪种更为好一些呢？茅老先生说，现在看来基督教里，用爱来感化你的敌人，效果最好。冤冤相报，永无尽头。“文革”的仇恨教育，结果就是让学生直接打老师。说到这里的时候，吴康宁先生赶紧声明，“文革”时自己虽然是读初中了，但是从来没有动手打过自己的老师，而只是写批判老师的大字报，刷刷标语之类。说到这里大家都笑了。会场气氛很活跃。

　　

　　会上我没有发言机会，但是其实我内心也有一种想法。一个社会的怨恨，是一种现象，也是一种事实。我以为，这个怨恨是不需要教的，人，天然的对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就容易产生相应的感情。同样，爱，其实也是不需要教育的。爱与恨作为人的一种天然感情，只要不故意歪曲事实，让人在自然的天性中保持自己的判断力，那么爱与恨自然而然会符合天良与人性的。过去阶级斗争，煽动仇恨，宣传怨气，结果出现了灭绝人性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这确实是需要警惕的。在中国的文化中，我们信奉：“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确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讲究的是礼尚往来，官禄合一，互相回报。有仇不报非君子，而且“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在这样的理念下，我们才会相信，爱与恨都是有缘故的。也许恨确实是有缘故的，但是爱，在基督教里虽然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但是确实是有“无缘无故的爱”，博爱，在这种文化里所倡导的，就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不因故交而包容坏事与邪恶，也不因陌生而心生害意。在中国，自古以来，最缺乏的不是仇恨，而是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与信念。人的正义感，首先是要建立在对世事与事理的准确判断与把握上。中国人，也许可能比较缺乏“爱”，但是却不会缺乏“恨”。无论有缘有故的恨，还是无缘无故的恨，都不缺乏。那些跑到中小学幼儿园里杀孩子的成年凶手，他们也许受到了社会的不公正待遇，但是，相对孩子来说，他们的行凶就是无缘无故的。我们的文化与教育，严重缺乏将人的生命提高到神圣不可侵犯的程度。人命，在中国常常是最为低贱的，随便一个价格就将一条性命轻易买走了。在美国，无论多少钱，无论多高的官位，都不能够买到在我们看来只是一个低贱的生命，那怕是无意之中造就成的买卖都是不行的，比如造成矿难那样的赔偿，也是不能够容忍的，因为，无论怎样造成了矿难，丢失了人命，那就是罪过，总统、副总统、州长出来讲话道歉，都难以安抚人心。

　　

　　我以为与其教育孩子学会恨贪官污吏，恨那些丑陋的社会现象，不如教育孩子学会用理智对待权力与制度设置。让孩子明白一个道理是十分重要的：总统是靠不住的。没有约束的权力也是靠不住的。一切的邪恶，都来源于不受约束的权力。只要我们没有足够的理性与智慧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一个社会的邪恶与丑陋，就将是这个社会的常态。你不是去解决腐肉问题，而只是强调恨腐肉上的蛆虫是没有用的。

　　

　　在这个问题上，行与知同样重要，同样障碍重重。不要以为，世界上只是行有困难，知的问题好解决。其实，世界上人类的行动都是来源于存留在人们头脑里的这样或者那样的认识。行难，知亦不易。但是，近几十年来，因了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从来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但是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马哲的辩证法与中国本土的中庸之道联盟，使中国人本来就糊涂的头脑，更加糊涂了。从而使中国人的认知水平进一步降低了。一个喜欢动手动脚拿枪去改造世界，却不善于动脑筋的民族就此产生，当整个民族都脑残脑瘫的时候，什么“大跃进”、“人民公社”与“文化大革命”就成为不可避免的宿命。如果西方曾经出现过的主要问题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的问题话，那么，在中国，最为急迫的问题就是怎样解释世界的问题。不懂科学方法，没有科学精神，没有彼岸世界，没有人权意识。这样的思想信念里，会有怎样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呢？这是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在中国，知难的问题，仍然是首当其冲的任务。孙中山先生当年提到的“知难行易”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一个人不会明知砒霜是有剧毒的而仍然坚持吃。但是，中国古人就不知道水银是有毒的，常常用来做炼仙丹的材料。许多皇帝短命，吃了水银做材料的仙丹的丹药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国自古以来，也不知道吃死了多少人。人类许多重大的灾难，仅仅是因为我们的无知造成的。中国人，因为对权力的认识始终是肤浅的，是奴才式的，所以，才有数千年来的圣人崇拜与皇权崇拜。甚至连治理黄河的希望都寄托在“圣人出黄河清”的歪理邪说上，而且这样毫无根据的胡言乱语，竟然唬得整个中国人都相信。一条黄河的灾难，不是天灾，而是无知的民族折腾出来的。

　　

　　仇恨教育不是中国所需要的，正义感应该建立在对制度建设的智慧的基础上，学会权力制衡，利益博弈。仇恨只能够杀一贪官，却可能伤害更多的无辜。

　　

　　现在当务之急，争取言论自由。在中国要形成一种讲理的风气。要彻底清除“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错误理论。一切都要通过讲理去沟通，去解决。如果动辄诉诸武力，其实就是承认土匪，承认流氓在中国的合法性。用选票代替枪杆子，用利益诉求代替被代表，才是文明社会的开端。现在最需要的是在中国有讲理的地方，没有讲理的地方，就会出现仇恨，就会出现“无缘无故的恨”与“有缘有故的恨”交织在一起。手握权力的人，特别手握枪杆子的人，要以理服人。如果你的理讲不过人家，你应不配手握权力，更不配手握枪杆子。但是，在网络上流行一个段子却很好说明了目前中国所处的讲理困境：“你和他讲道理，他和你耍流氓；你和他耍流氓，他和你讲法制；你和他讲法制，他和你讲政治；你和他讲政治，他和你讲国情；你和他讲国情，他和你讲接轨；你和他讲接轨，他和你讲文化；你和他讲文化，他和你讲孔子；你和他讲孔子，他和你讲老子；你和他讲老子，他给你装孙子！”中国的教育，从娃娃开始就要学会讲理，学会遵守并敬畏共同制定出来的游戏规则，服从规则正义与程序正义。服从民意并有浓厚的尊重人权的意识。重新在中小学重视形式逻辑学知识的普及与逻辑训练。在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学会分清界限，学会作出选择。如此，中国则有希望了。

　　

　　2010年5月17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