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三十而立（1） 

　　按照传统的计算方法，从崇祯12年的新年开始，崇祯帝就算是30岁了，照孔夫子的说法，就是进入了而立之年。但这样一个对于崇祯帝的人生有着重要意义的新年，却根本没有过好。当时清军正在畿辅、山东一带横行无阻，京师不能解除戒严，每天处于紧张的戒备状态中，不论是宫廷里还是百姓家，都没有心思去热热闹闹地过年。因为处于军事非常时期，崇祯帝下令免除了惯例中的新年朝贺典礼，只是在宫中按照家庭礼仪接受了嫔妃和太监们的拜年。但宫中人等都知道万岁爷忧国忧民心情沉重，个个显出一付心事重重的样子，一点都没有欢天喜地迎接新春的气氛。

　　在崇祯帝登上皇位以来，像这样凄凄惨惨戚戚的沉闷新岁朝贺已经有过好几次了。国家好像总是处在危急险恶的情状中，除了御极之初的那一段短暂时光，崇祯帝不记得自己有过真正的畅快和欢乐的时候。为了保持皇帝至高无尚的尊严，他在朝臣面前总要做出精神抖擞、处乱不惊的样子，但在内心深处却感到万分疲惫。十几年来，他的生活单调枯燥，总是有开不完的御前会议，读不完的奏章案卷，难得有休息的机会。大年初一这天，崇祯帝还得强打着精神按家礼给宫中的长辈拜年，居于首位的是住在慈宁宫中的神宗刘太妃。

　　刘太妃是万历帝的昭妃，是天启、崇祯两朝皇帝的庶祖母，在宫中辈份最高，而且因为天启、崇祯两朝宫中都没有太后，她一直代掌着太后玺印，算是几代嫔妃中的名义首脑。崇祯帝到刘太妃宫中行礼已毕，照例像家人那样坐下来拉拉家常。他难得有这样放松的机会，说了几句话竟然就抚着案子睡着了。刘太妃不敢惊醒他，让宫女给他盖上点衣裳免得着凉，一宫上下和皇帝的侍从就屏声静气在旁等候。崇祯帝一觉醒来，才觉得有些失礼，道歉说：“神宗时候天下平安无事，宫中安乐，那是太妃亲眼见过的。如今却苦于多难，连着两夜批阅文书，没有合眼。自以为才到壮年，还可以经受得住，谁知道体力也不争气，在太妃面前就这样昏然不能自持。”老太太听了，忆昔抚今，不由得流下泪来，觉得当今这位天子当得实在不容易。

　　同他的祖父、父亲和哥哥相比，崇祯帝的确是太操劳了。当年万历帝几十年不上朝，不召见朝臣，也很少阅读公文；泰昌帝虽然只作了一个月的太平天子，却也是朝朝乐舞、夜夜笙歌；天启帝更是个作乐的能手，游苑围猎、练武看戏，闲下来又做得一手好木匠活，制造了无数桌椅箱柜和机巧玩具，从来不过问政务。崇祯帝却没有继承这种家风，而是没日没夜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放在朝政上。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样超常的勤勉从来都没有得到应得的回报，国家的局面反而一天天呈现出江河日下的势头。

　　他在极度的劳累中苦苦熬过了进入而立之年的第一个春天，清军总算席卷出塞，京畿地区又恢复了平静。但他不敢稍有松懈，连忙同大臣们商讨有关善后事宜。其中最要紧的，是如何整顿加强从山海关到甘肃的所谓九边长城防线。清军已经随随便便地从各长城要塞进出过4次了，而且给京畿附近地区造成的破坏越来越严重。如果不能亡羊补牢，建立一道坚实的防线，说不定哪一天清军再进来的时候就会残破神京，那种后果将不堪设想。他同心腹之臣杨嗣昌反复讨论过这个问题，杨嗣昌认为唯一的办法是在九边各处要塞增练新兵，用强大的兵力来抵御清军不论从哪个方向的突然进犯。杨嗣昌大体上开列了一个单子：宣大总督所辖3镇共需练兵17万多，陕西三边总督所辖边防5镇共需练兵15万多，蓟辽总督所辖5镇共需练兵24万余，保定总督所辖4镇共需练兵15万多，总计要训练边兵73万有奇。

　　如果真有了这样一支人数众多又训练有素的边防部队，也许确实能够抵挡住清军的再次进犯。但要凑足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需要大批招募新兵，增兵就要增饷，训练和改善装备也需要大量金钱，于是欲增兵而无饷这个老问题又摆在面前了。杨嗣昌初步测算，要完成这个增兵练兵计划，至少每年要拿出400多万两白银的经费。这对于国库极度空虚，财政濒于崩溃的崇祯朝廷来说，真是一个天大的难题。

　　多少年来，崇祯帝总是在为兵力不足和粮饷缺乏这两个相互矛盾的难题伤透脑筋，在想尽千般招法之后，最后又总是回到向百姓加派这个饮鸩止渴的老路上来。这一次，他还是想别开蹊径，辟出一条新的财路。其实办法也很简单，就是把从百姓身上直接榨取改为从百官身上榨取，名曰捐助。

　　他深知文武百官、宗室贵戚乃至宫中的太监，大多腰缠万贯，生活奢侈糜烂。当时的风俗，一个读书人一旦中了进士，因为意味着当官发财，送喜报的人就都带着棍棒家伙进门，一面报喜一面把门窗打个稀烂，叫做“改换门庭”。跟着就有一批瓦匠、木匠前来，精雕细琢，整修一新。仅这“改换门庭”一项，就不知要花掉多少钱。官僚们平日里的排场浪费更是难以记述。宫中的大太监们靠着敲诈勒索和贪污皇家资产，个个都富埒王侯，在宫外有连屋接宇的大公馆，城外有事先建造好的工程浩大的坟墓，家中姬妾成群、珍玩布列，窖里藏的金银数目也很可观。明亡后，李自成在京中拷饷，从大太监王之心一人家里，就搜出现银15万两，据说其家实有现银30万两，其他珍宝还不算在里面。

　　其实天下最大的富豪和最大的奢侈之源正是崇祯帝自己。他虽然生性俭省，但皇宫中包括他的家人以及宫女、太监在内的几万人的开支仍然大的惊人。由于内监们层层刻剥，无论什么东西进入宫廷之后价格都会暴涨，而一向自以为很了解民间物价，很精于计算的崇祯帝最终还是要被蒙敝。有一次袁贵妃添置了一个紫檀木纱橱，管事太监报价700两，大约涨价几十倍。但那太监却说，本来需要1000两的，我想方设法，为娘娘省了300两，请不要对皇上实说，怕是皇上再让我用700两银子制作就做不出来了。崇祯帝后来见了纱橱，果然问到价格。袁贵妃回答用了1000两。崇祯帝仔细观察了一番才说：“很值！前些天皇后也用1000两做了一个纱橱，质量还不如这个。”

　　几万人的超价高消费每年用掉大量国库收入，但崇祯帝却以为自己是自天地开辟以来最为节省俭朴的君主之一。自己身为九五之尊还处处节俭，官僚贵戚们却那样奢侈，他因此认为，从官僚贵戚身上榨取钱财以充实国库实在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只是从他即位初年起就曾屡屡降旨要求臣僚自愿捐献，臣僚们却一次次搪塞敷衍，从来没有收到过什么实效。这一次，他准备采取严厉手段，一定要把钱弄到手。为此，他同接替刘宇亮出任首辅的薛国观进行了密商。

　　薛国观也是没作过翰林，由外僚进入内阁的，在朝士中口碑不佳。他为人阴险强悍，成为首辅后就一心同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正统朝士们作对。崇祯帝要搜括臣僚，他觉得也不失为煞一煞朝臣锐气的好机会，因而极表赞同，并积极为皇帝出谋划策。他认为，朝臣贫富不一，总起来说油水不太大，重点应该是那些家资巨万的皇亲国戚们。而且一旦贵戚带头捐助，朝臣们也就不敢再顽强抵制。但对于那些贵戚，内阁是不好动手的，所以他对崇祯帝说：“在外群僚，臣等负责催捐；在内戚畹，则非皇上亲自独断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