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萨斯与“巫者”迫害 

从13到19世纪，欧洲有高达100万人被控“巫罪”而遭杀害；在白色恐怖的日子，德国某个乡镇，一天之内有400人被控“巫罪”而被处死。“巫者”迫害主要集中在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受害者主要是贫穷的老年妇女和寡妇，而施害一方主要是宗教法庭。“巫者”迫害的主要背景，一是消灭主流宗教面临的竞争力量，维持主流意识形态的纯洁；二是消灭相对过剩的边际人口，维持生活资料与人口的平衡。

16世纪，在意大利农村盛行一种叫做“夜间战斗”的民间宗教仪式[i]。出生时带有胎膜的农民——“本南丹蒂”——作为农业的保护者在一年中的某些夜晚会陷入沉睡，而其灵魂则离开身体去参加在田野上与破坏农业的魔鬼的战斗。作为一种农业崇拜形式，“夜间战斗”体现为生产力极端低下背景下无助人们的一种祈求，其对于构建农业地区的共同文化有着积极意义。但是，本南丹蒂的“夜间战斗”作为一种竞争性的意识形态力量，可能削弱人们对正统的天主教的信仰，减少天主教会的意识形态资源，侵蚀主流意识形态的市场。而且，本南丹蒂们某些巫术活动，如收费的巫医及在生者和死者之间传递收费信息等等，也在削弱着天主教会的经济市场。为了保持自己在意识形态市场和经济市场上的垄断地位，维持其政治和经济利益，天主教会决定采取措施将其剿灭。在宗教审判中，审判官有意识地将本南丹蒂塑造成魔鬼的追随者和崇拜者，将其“夜间战斗”描绘成邪恶的践踏上帝权威的半夜拜鬼仪式；经过审判、恐吓和诱导，本南丹蒂们也模糊了自己的身份和信念，将自己认同为巫师。这样，本南丹蒂及其“夜间战斗”成为邪恶的异端而失去存在的合法性，到17世纪中后期，这种农业崇拜仪式消失了。当然，仪式消失之前是本南丹蒂们肉体的消失。

除意识形态因素以外，对“巫者”的迫害还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哈佛大学的Emily Oster在其2004年的一篇论文中，从气温变化、经济增长、人口压力的角度对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大规模的审判和杀害巫者事件进行了深入研究[ii]。根据Oster的研究，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大规模的迫害巫者现象，归因于气候变化导致的粮食减产。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是欧洲“巫者”迫害最严重的时期。这段时间，正处于气象史上的“小冰期”。最寒冷的是16世纪90年代，以及1680到1730年间，这段时间的日平均温度比前一世纪低了2℃。气温下降使农作物严重歉收，水温下降也会影响了渔业生产，食物供应在欧洲很多地区都出现了问题。Oster的研究中，广泛搜集了欧洲很多城市的气温变化与“巫者”迫害的数据。通过相关性检验，发现显著水平在90%到99%之间，说明二者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气温上升，“巫者”迫害减少；气温下降，“巫者”迫害增加。Oster用日内瓦的数据进行检验，也得到同样的结果：气温下降越多，控告巫者的案例就显著增加。在食物短缺背景下，为了维持食物与人口的平衡，需要消灭过剩人口，生产力最低的穷人、老人和寡妇成为首选对象。将这些边际人口指控为“巫者”并加以清除，不过是因为这些人群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尽管“巫者”可能主要出自这一人群，但在宗教审判中，一个边际人口是否真的从事巫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生产力水平最低。而以“巫者”的罪名清除边际人口，也是一项成本相对低廉而且容易获得意识形态支持的工程。因为巫者的形象，容易引起民众的反感；而且，在基督教教义里，杀死巫者具有正当性。《圣经.出埃及记》就说：“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宗教审判所本来就负有维持意识形态纯洁性的职责，利用其教会组织审判和处决“巫者”，可以高效率地消灭边际人口。利用制度杀人，而且打着宗教的幌子，这是一项高效率的工程！

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尔萨斯的人口思想，虽与维持意识形态的纯洁无关，却成为政府和教会控制过剩人口的理论基础。同宗教裁判所迫害“巫者”的做法相比，马尔萨斯理论和政策主张的特点在于，不是提倡政府或教会主动杀人，而是借助于上帝之手用疾病、饥荒、战争来杀人。马尔萨斯强调，贫穷和罪恶是人口过快增长的结果，社会下层除了承受他自身由于不节制生育带来的贫困和罪恶的惩罚外，别无出路。贫穷和罪恶是上帝对人类原罪的惩罚，逃避惩罚就是违背上帝的意志。为了协助上帝完成其惩罚人类原罪的计划，政府或者上层的富人应该促进大自然在制造死亡率方面的作用，而不应该愚蠢徒劳地致力于阻碍其作用；在城镇里，应该将街道建得很狭窄，让房子住进更多的人，从而招致瘟疫的发生；在农村，应该将房子建在死水塘附近，并鼓励人们定居在沼泽地及其他不卫生的地方……这样，当把贫穷和罪恶理解为上帝对穷人的惩罚时，借助于上帝之手消灭边际人口就具有了合法性。

作为曾经的牧师，在马尔萨斯对待穷人的态度中，已经撕下了宗教的遮羞布，他对穷人的憎恶甚至仇恨，表现得淋漓尽致。马尔萨斯强调，既然贫困是上帝对人类原罪的惩罚，作为对上帝意志的尊重，就不应该救济穷人。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很大程度上在为他反对旧济贫法主张新济贫法做准备。英国1601年实施的旧济贫法，由教会负责教区的救济工作；教会筹集慈善资金，为本教区残疾人、流浪汉、赤贫家庭提供住所和食物的救济。马尔萨斯认为，这种救济方式在鼓励懒惰，支持婚育，主张以新的济贫法代替之。新的济贫法就是设立贫民习艺所，将上述贫困人口迁入工厂，从事生产活动。表面上看来，贫民习艺所制度通过给贫困人口提供工作机会，既帮助其摆脱眼前的困境，又帮助其获得一技之长。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在贫民习艺所中，不仅工作条件极端恶劣，生活水平极端低下，而且其管理极端违背人性。在旧的济贫法支持下，一个赤贫家庭尽管生活困难，还可以维持家庭生活的完整；而一旦进入贫民习艺所，一个完整的家庭就解体了。穷人虽然获得了工作，但失去了家庭生活，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基本的人权。

16中叶—18世纪末，由于面临食物供应问题带来严重的人口压力，宗教裁判所以审判“巫者”的形式清除边际人口，他们打着宗教的幌子，利用制度来杀人。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马尔萨斯，面对人口增长带来的食物供应压力，也主张杀人。对于缺乏生产力的边际人口，马尔萨斯主张借上帝之手通过瘟疫、饥荒和战争来清除之；而对于尚有生产力的赤贫人口，则主张剥夺其自由，将其赶入贫民习艺所，使其成为资本主义机器的奴隶。后者虽然没有在肉体上将人消灭，但却剥夺了基本的人权，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杀人。由此，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被叫做是“谋杀之书”，马尔萨斯被看成是无产阶级的仇人。马克思对马尔萨斯也倾注了他极大的阶级仇恨。他说，马尔萨斯不单单是残酷无情，而且宣扬他的残酷无情，厚颜无耻地以此自夸，并且在用他的结论反对“无权者”时，把他的结论夸大到极端，甚至超过了从他的观点看来还可以在科学上说得过去的程度[i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