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盛、大摩、美林等，一个个光鲜的美国著名投行，都将其“热情”不吝啬地投给了中国。华尔街曾流行这样一句话：你设计出一个复杂的金融产品，在欧美卖不出去，一定能卖给中国。华尔街还流行过这样一句话：他们卖给我们有毒的牛奶，我们卖给他们有毒的金融产品。

　　2009年底，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李伟在党报上发表措辞尖锐的长文，直点高盛、摩根士丹利等投行的名字，他指出：“中国国有企业所遭受的巨额亏损与国际投行恶意兜售带有欺诈性的、设计复杂的高杠杆产品有很大的关系。”

　　据统计，截至2008年10月底， 共有68家央企涉足金融衍生产品业务，浮亏114亿元。其中有26家央企是自行在境外从事场外金融衍生产品业务(OTC)，且大都与交易对手私下签订的是“一对一”的非标准化合约。而这种所谓的一对一的选择交易，一方亏损才有一方赚钱，交易风险大，透明度不够。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缺乏实战经验的中国央企“内战外行，外战内行”，哪里算计得过“久经考验”、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资深外国投行！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一味对资深投行抱着“莫名其妙的好感”，“站着出去，躺着回来”的概率必然大大增加。除此之外，中国央企通过大型商业银行，还大批购买了摩根士丹利、美林等国外投行设计的相关金融衍生产品。

　　中毒！巨亏2008

　　▲中远衍生品巨亏（2008年）

　　中国远洋（601919，SH）在2008年年报中披露，截至2008年12月31日，中国远洋所持有的FFA(远期运费协议)产生浮亏41.21亿元。

　　从2007年初，中国远洋开始陆续签订FFA协议。随着中远在FFA上持仓的扩大，公司作为中国最大的FFA市场参与者，也开始引起西方投行的注意。据中国远洋内部人士透露，起初中国远洋的交易对手主要是船东和货主，但是到了2008年，高盛等金融机构也参与进来，高盛等投行取代传统的船东和货主成为中远的主要交易对手，是导致中远现在巨额亏损的原因。中远的主要交易对手变成金融机构后，后者贪婪追求暴利的本性，驱使他们利用自身技术优势、资金优势和销售优势，借助复杂的产品，将中远的正常套期保值活动沦为他们欺诈、鱼肉的猎物，他们与中远签订了大量名为套期保值、实为高风险的欺诈性合约。

　　▲深南电与高盛签订石油期权事件（2008年）

　　2008年3月12日，深南电（000037，SZ）某高管与高盛的全资子公司杰润公司签署了两份未经授权的对冲合约。专业人士分析称，对高盛来说，这两笔合约交易最多亏300万美元，最多可以赚几亿美元，对风险有完全的控制；对深南电来说，最多盈利300万美元，最大亏损几亿美元，对风险没有任何的控制。因此，深南电与高盛的协议不是一个对赌协议。如果非要说成赌博，也是一个深南电失败的概率是100%的赌博协议。

　　2008年12月，深南电公告终止与高盛全资子公司杰润公司签下的期权合约，之后，杰润方面多次发函催缴有关欠款。深南电2009年年报显示，杰润公司要求深南电支付因违约而给杰润公司造成的损失近8000万美元，及利息合计近8370万美元。

　　▲中国国航失手燃油期货（2008年）

　　中国国航（601111，SH）公告显示，国航持有的套期保值合约订立于2008年7月间，当时，国际油价正站在140美元/桶以上的历史最高位。2008年10月中国国航首发公告称，由于近期国际原油价格急剧下跌，其持有燃油套期保值合约的公允价值出现负值。11月22日公告显示，截至10月31日，公司在燃油套期保值的合约公允价值损失约为人民币31亿元。

　　一位长期从事期货研究的分析师表示，国航签订的套保合约，并非是在期货交易所中进行的正规期货套期保值，而是私下与对手方签订的合约，这和深南电A对赌石油衍生品合约十分类似。换言之，只有油价一直保持高位运行甚至不断上涨，公司才能获利。

　　▲碧桂园衍生品巨亏事件（2008年）

　　碧桂园（2007，HK）2008年12月28日公告称，公司由于衍生品投资，造成不超过2.5亿美元的损失。

　　时年2月碧桂园曾发布公告，与美林（新加坡）达成一项发行、认购5亿美元 （约合35.95亿元）的5年期可换股债券协议，以及总价值2.5亿美元现金结算股份掉期协议。根据协议，若最终股价高于初步价格，碧桂园向美林收取差额；若最终股价低于初步价格，则美林向碧桂园收取差额。初步价格将按股份掉期公式厘定，而最终价格将参考指定平均日期有关股份价格的算术平均数。简而言之，碧桂园赌的是股价涨，美林赌的是股价跌。

　　▲中信泰富事件（2008年）

　　中信泰富（00267，HK）2008年10月20日宣布，集团为了澳洲铁矿石项目进行的杠杆式外汇买卖合约已引致亏损共8.07亿港元；而仍在生效的杠杆式外汇合约，按公平价定值的亏损达147亿港元。

　　中信泰富在澳大利亚有一个名为SINO-IRON的铁矿项目，该项目是西澳最大的磁铁矿项目，项目中需要的设备和大量成本支出都必须以澳元来支付。为了降低澳元升值带来的货币风险，因此签订若干累计期权(Accumulator  option)的杠杆式外汇买卖合约。这种衍生品的吸引力在于当市场上升时令投资者可以平价买到看涨的股份或资产；但是当资产价格下跌时，投资者将损失惨重。即收益有限，但亏损可是无限的。

　　警惕！切忌“好了伤疤忘了痛”

　　以上为2008年时中国企业海外衍生品投资上出现巨额亏损或潜在亏损的部分事件一览，当然，中国企业衍生品投资巨亏远远不止于此，中国期货业协会一名李姓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到，2008年ST东航、中国国航、中国远洋等企业，在投资金融衍生品时，有上百亿元的黑洞，其中，仅东航一家，衍生品亏损就高达62亿元，而包括上述3家企业在内的23家央企，亏损高达数百亿元，如果再将央企和地方国企加起来算，衍生品总亏损额不下1000亿元。

　　如果把这些视为中国企业出海的学费，这笔学费也未免交得太昂贵了些！尽管这些事件离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年多，但如果“好了伤疤忘了痛”，那么离下一笔交学费的时间，不会遥远！

　　算账！拜金文化冲击中国

　　当4月16日高盛被SEC起诉的消息传出后，有外国媒体称，这是奥巴马对高盛的秋后算账。如国资委副主任李伟所言，在中国“恶意兜售”、带有“欺诈”性质金融产品的高盛、大摩等美国投行，中国人民又该何时对他们算账？

　　2005年12月15日，时任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的胡祖六在上海2005中国国际金融论坛上做了“外资对中国金融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影响”的演讲，核心观点是只有中资银行全部卖给外资银行，或者让外资控股70%以上，那样中国金融体系抗风险的能力才最强。胡祖六指出，韩国的经验最有戏剧性，在1997年爆发世界危机前，韩国是世界上最保护本国体系的国家之一，但是1997年底爆发金融危机使韩国从长期的金融闭关中惊醒，从1998年初金大中总统开始改革以后，历届的韩国政府都采取了更开放的政策，至2005年，韩国前七家银行平均外资的持股率是70%以上。

　　针对胡祖六的观点，人大国际贸易和经济学博士刘崇献于次日发表了《胡六祖的全盘西化论可行否》评论文章，文章指出：

　　在金融危机中接受IMF救济的国家一般都要接受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一揽子开放国内金融体系的改革措施，否则IMF不会轻易施救。而“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金融改革方案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来说几乎是新的“二十一条”，当年韩国面对IMF开出的条件，也是犹豫斗争了很久，甚至到了号召全国妇女捐献首饰来帮助国家度过难关的地步，但最终还是没有顶住外部压力，接受了IMF的救助，同时也意味着接受了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的要求。所以韩国现在前七大银行几乎都被外资持股了70%以上，是韩国在那次金融危机中被强奸的直接后果，而不是什么惊醒！

　　入股中资银行的战略投资者所负担的权利和义务是不对称的，运用相对很少的投资支配调用银行全部存款资产投资高风险高回报的诱惑是巨大的，成功了获益巨大，失败了损失有限。而中国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提供了几乎无限的国家信用，否则以这些银行的经营水平，遇到风吹草动，如果国家不管，肯定是全行业性的破产。

　　斗转星移，当2008年美国成为金融危机发端的源头时，我们也许真该庆幸，当时没有将我们银行业假手于人！

　　不过，美国企业文化中的“个人主义”、“短期利益最大化”依然强烈地冲击了中国，同时，以高盛、摩根士丹利为首的美国投行也将 “贪婪”的“鸦片”带到了中国，并严重地冲击了中国固有的企业文化，促使中国企业、中国人放弃了责任、执着与勤勤恳恳，作为国家经济命脉的国有企业本应该立足长远做好主业，为职工为国家服务，但当下的现实是，国有企业投机性变强，国家主人翁意识丧失甚至不务正业。国企在金融危机中不仅涉足与主业不相关的金融衍生品市场，损失百亿美元；还涉嫌抬高房价，涉足房地产，人民网文章指出128家央企有七成涉足地产；其次是百余家央企旗下竟存在2000多家酒店。央企尚且如此，省级国企、市级国企将作如是观？！

　　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评价中国企业500强评选时曾强调中国企业是500大而非500强，连央企都一心发展暴利的、来钱快的金融衍生品、房地产、酒店业，那中国的企业何以强？何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中国装备制造业如何走出去？何来技术积累？何来科学研发？员工何以安心工作？华尔街的贪婪、拜金文化已经深深地侵蚀了中国！

　　美国制造业从巅峰开始走下坡路是在上世纪80年代，那个时期短期利益主义开始腐蚀美国，当大型企业涉足金融业、房地产时，美国制造业便开始走下坡路。美国底特律三大汽车公司之所以最终走向没落、破产，就是因为汽车已经不是他们的主业，在追逐“金融鸦片”的大潮中迷失了责任和本质，金融部门成为了整个公司效益的惟一部门，汽车成了他们造概念的工具。

　　以没有申请破产保护的福特汽车公司为例，从2001年~2007财年开始，福特汽车部门实现的利润分别是：-74、-6、 -15、-2、-42、-180、-42（亿美元）；而金融服务部门的利润分别是：14、21、32、43、50、20、12（亿美元）。也就是说，从2001财年开始福特汽车公司完全是依赖金融服务部门苟活，主业务成了金融服务部门，而汽车部门反倒成为拖了后腿的副业。美国通用汽车为什么最终破产，很大原因就在于其金融公司遇到了次贷问题遭遇破产，而汽车公司又没有盈利能力，最终只有整个通用破产。

　　反观许多中国企业，走的正是许多美国制造企业曾经走过的路。当圈钱上市一夜暴富抵得过十年辛苦劳作时，当大把圈来的资金投向完全不符合招股说明书的募资投向时，当炒股、炒房甚至假借套期保值的名义、涉足风险巨大的金融衍生品投资成为他们的主业时，中国企业的产业转型、技术升级前景何在？！

　　反思！再谈向日本学习

　　在1997年金融危机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向邻国日本学习”一度是许多中国企业曾经励志去做的事情。恰如百年前“中日甲午海战”中中国惨败的结果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命运一样，十余年前的那场金融危机，也改变了中国企业文化取向。从向日本学习到向金融危机赢家美国学习，这样的转变发生仿佛只在一瞬间。现在，我们又到了应该反思的时候了！

　　很多人也许会说日本企业不也是“产融结合”吗，与美国企业有什么本质区别？但日本的“产商融结合”，是以制造业为立国之本，商业、金融为辅，与美国金融立国下的“产融结合”有本质的区别。“平成泡沫”以及破灭后的大衰退使日本人相信，金融系统流动性的泛滥不仅导致金融危机，而且会引起实体经济的衰退。因为有过往金融危机教训的总结，也使得日本各界对于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有比较清醒、理性的认识，不盲目夸大金融以及金融市场的作用，对于金融衍生市场的发展持谨慎态度。根据2008年1月的统计，日本一共购买了140亿美元美国次贷，其中商业银行占63亿美元。在全球主要经济国家中，日本是最少的。日本制造企业更是不会上高盛等美国投行的当，碰触金融衍生品。

　　日本前金融厅长官五味广文说，在日本，金融是实体经济的润滑剂，而不是经济的主导。日本作为全世界制造业最发达、技术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是通过其财团体制来主导国家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日本实行的是财团经济体制。财团通过交叉持股，形成相互关联的球状结构，这种网状的结构使它们能在全球不断滚动，不断壮大。

　　日本共有三井、三菱、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劝银六大财团，财团由金融、商业、产业集结而成。财团通过主办银行、综合商社、制造企业的紧密联系，使各大成员企业间形成松散的联合体。而任何一个财团也不是依靠自然人的血缘关系界定家族成员，而是以企业法人之间的资本关系形成新型的命运共同体，依靠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内工会在维系整个财团体制的稳定。

　　财团中主办银行(或金融集团)扮演父亲的角色，通常决定家属成员的血缘关系和姓氏归属，是家庭成员稳定的经济来源，为家庭的高速发展和扩张提供了大量资金。而综合商社扮演了母亲的角色，它负责生儿育女(众多的制造业)，对孩子的教育和成长施加影响，并为儿女长大后外出求学与发展谋划(获取情报)，甚至为子女选择对象和操办婚嫁(创办合资企业)。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财团实际上是一个长期稳定、从事专业化分工和协作，相互紧密依赖，有共同文化理念的人群的集合体。它围绕全套完整的产业链而构造，使整个产业协调统一发展。经过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造，它已经成为了真正的社会企业，被日本人称为“国民企业”。笔者认为，具有高度抗风险能力和集团作战能力的日本财团经营模式和文化，非常值得中国企业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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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过“中航油”的巨亏高盛的手

　　■  《环球财经》编委  白益民

　　2003年，《求是》杂志曾发表调查报告，盛赞中航油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棋盘上的过河尖兵”。同时，国资委也表示，中航油是“国有企业走出国门、实施跨国经营的一个成功典范”。

　　孰料，仅仅一年多过后，2004年11月30日，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航油）发布了一个令世界震惊的消息：这家新加坡上市公司因石油衍生产品交易（做空石油期货），总计亏损5.5亿美元。

　　从2003年12月31日到2004年1月31日，中航油已亏损1100万美元，主要就来源于在石油期权交易中输给了交易对手高盛的J.Aron公司。由于不希望让“账面亏损变成实际亏损”，中航油总裁陈久霖决定将盘位“后挪”。据普华永道2005年3月30日公布的“中航油事件”调查报告显示，中航油在2003年四季度对国际油价作出下跌的预期，因此改变交易战略，从“做多”转入“做空”，开始卖出买权并买入卖权。

　　高盛的“挪盘”暗藏杀机

　　2004年1月26日，中航油与交易对手高盛的J. Aron公司签署了第一份重组协议，双方同意结束前面的期权交易而重签一份更大的合约。根据协议，中航油在平仓后，买进了更大的卖出期权。但自2004年1月签署重组协议至当年6月，油价并未如中航油预期的下跌，反而一涨再涨。到二季度，因期货产生的亏损已高达3000万美元。中航油再次选择“后挪”，在6月28日同交易对手J. Aron 公司签订第二份重组协议，风险成倍扩大。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航油事件”发生后，2006年3月8日新加坡地方法院审理中航油一案时，法庭辩护词中对被告人中航油总裁陈久霖 “挪盘”一事也有这样的叙述：“在咨询公司专业人员、高盛能源贸易子公司——J. Aron公司以及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之后，由于他们全都强烈建议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挪盘，陈久霖先生相信了他们的判断并采纳了他们的建议。”

　　当2004年6月陈久霖再次同意把所购期权的到期时间全部后挪至2005年和2006年的时候，这一做法已远远超过了国有企业境外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办法中只允许超过 12 个月的上限。有业内人士认为，J. Aron公司应该向交易对家分析市场、陈述交易风险，还要判断交易对方内部操作的程序以及是否具有相应的财务能力。这些义务，J. Aron公司均未履行，甚至明知中航油贸易一部的交易员Gerard Rigby越权做投机交易，也没有阻止。

　　2005年3月16日，将自己的债权人之一，也是期货市场上的交易对手——J.Aron公司告上了法庭。在起诉状中，中航油称，因J.Aron公司的误导而在期权交易中蒙受巨额损失，要求对方作出赔偿。J. Aron公司是高盛集团旗下专门负责商品交易服务的子公司，在新加坡纸货市场拥有多个盘口，它在中航油巨亏事件中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既是中航油的第八大债权人，亦是中航油在石油期权交易中仅次于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的第二大交易对家。

　　中航油认为高盛的J. Aron公司2004年1月和6月与中航油签署的两份协议中，对石油期权未来市场预期表述不完整、不准确乃至误导，建议原告（中航油）扩大交易量并选择更复杂的期权，这直接导致了中航油风险的放大。由此，中航油要求J. Aron公司废除双方这两份协议，赔偿因两项协议招致的损失。中航油一直强调，他们对期权产品相关的价值和风险评估缺少像被告（J.Aron） 那样的专业知识，因此，他们曾完全相信被告告知他们的这两份重组协议的种种好处。

　　2005年2月期的《中国企业家》封面文章《谁搞垮了中国航油？》中，当事人陈久霖回答记者提问时谈到：“近年来，国际资本长期觊觎我国企业，尤其是能源企业和海外中资企业；国际竞争对手一直有意挤压中资企业。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日本三井、美国高盛公司等先是给中航油‘放账’操作期权，即在一定金额范围内不用收取保证金；后又允许挪移盘位，对挪移盘位的风险也没有说明。后来等到油价冲到历史高点时，突然取消放账、提高保证金比例，逼迫中航油斩仓。”

　　高盛与三井结成美日同盟

　　在纷繁复杂的“中航油事件”背后，涉及太多的公司名称，如果梳理一下这些名称，就会发现其实这是一场围绕着一个庄家的赌局。在上面的记述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三井物产的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三井住友银行、高盛集团的J.Aron公司在整个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中有的是中航油的逼仓对手，有的是中航油的借款人，有的为中航油提供期权挪盘的建议。然而，很少会有人注意到这三者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

　　在“中航油事件”中，高盛集团的J.Aron公司是仅次于“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与中航油进行期权对手交易的第二大公司，而且建议中航油进行高风险的“挪盘”。高盛的官方网站是这样介绍J.Aron公司的：高盛的商品部－J. Aron公司在商品业务领域的从业经验超过100年；高盛是能源风险管理领域公认的行业领导，协助大量的客户全面管理与能源相关联的风险；J. Aron公司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商品交易机构之一，有能力在实物和金融领域进行交易。在亚洲地区，高盛商品部在新加坡、东京和悉尼办事处共有20多名专业人员。

　　高盛的对外宣传称，作为和600多家商业客户、150家投资者和一系列其它的市场参与者进行合作的交易商，能够很快确认流动性的方位，并在大部分情势不明朗的市场中作出正确选择。在全球范围内，高盛的J. Aron公司在商品风险管理解决方案提供方面曾获得顶级排名，向大量的客户提供服务。在亚洲地区，J. Aron公司长期以来一直向亚洲的客户提供财务解决方案，帮助其管理商品价格风险。此时禁不住要问一句，高盛的J. Aron公司是如何“帮助”中航油管理风险的呢？

　　再来看一下高盛集团，它是一家国际领先的投资银行和证券公司，向全球提供广泛的投资、咨询和金融服务，拥有大量的多行业客户，包括私营公司、金融企业、政府机构以及个人。高盛集团成立于1869年，是全世界历史最悠久及规模最大的投资银行之一，总部设在纽约，并在东京、伦敦和香港设有分部，在23个国家拥有41个办事处，其所有运作都建立于紧密一体的全球基础上，由所谓的“优秀的专家”为客户提供服务。

　　其实，高盛集团是在J.Aron公司和住友银行（现三井住友银行）加盟之后，得以快速发展的，成为美国华尔街最著名的投资银行。1981年，高盛收购了J.Aron，进入外汇交易、咖啡交易、贵金属交易、能源等新领域，标志着高盛多元化开始，超越传统的投资银行代理、顾问范围，有了固定收入。1986年，日本住友银行（现三井住友银行）花费5亿美元获得高盛集团12.5%的股份，成为高盛的两家外部机构投资者之一，另一家是夏威夷的毕舍普地产公司（Bishop Estate）。到1989年，高盛公司7.5亿美元的总利润中，J.Aron公司贡献了30%。

　　给中航油放债进行豪赌的三井住友银行与高盛和三井物产的关系如同手足兄弟，这在三井住友银行追讨中航油欠款的起诉书中的一段叙述就已经不打自招了。起诉书中写道：“2004年8月和9月间，中航油向三井住友（银行）贷款1480万美元，用于支付欠（三井物产旗下的）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和（高盛旗下的）J.Aron公司的债款，并在2004年9月将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进出口公司进行的一笔1326万美元燃油交易所得转入公司在三井住友（银行）的户头，以此为抵押取得三井住友（银行）2004年11月发出的1350万美元信托收据。”

　　高盛本身是一家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的服务性公司，很多收购行动的背后都是由三井住友银行提供资金支持。2004年夏天，在外国投资者对日本武富士消费信贷公司（简称：武富士）股份的争夺战中，高盛公司从幕后走到台前，一度获得排他性的交涉权并宣称要收购武井家族的58%的全部股份。高盛此次收购项目的负责人是高盛证券（日本）公司总裁持田昌典，他与三井住友银行行长西川善文关系密切，而三井住友银行是高盛收购武富士强有力的后盾。

　　（本文摘自作者所著《三井帝国在行动》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