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的环境问题，不是简单的污染问题，实质上是区域竞争力和发展能力的问题。由此，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同样不是简单碳排放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到全球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前途问题，在推进城市生产生活“低碳化”的进程中，必须统筹考虑发展中国家和后发展地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问题。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我曾与我导师康晓光先生曾经就这一问题专门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当时我们提出的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生态环境与城市竞争力”问题。根据产业“环境需求”和“环境压力”两个指标重新划分产业类型。将全球城市体系划分为6个等级。数据显示，全球城市体系下的城市生态环境质量与城市竞争力之间存在倒“U”型统计关系，产业结构变化也呈现一定的规律。

　　

　　

　　特定的发展阶段需要在制定特定的环境政策和产业政策。历史经验和我们研究显示，环境与发展之间最初必然存在冲突。两者之间的协调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实现的目标。两者关系不在于发展的初期有没有冲突，而是在技术进步、政府有效管理等条件下，冲突持续的时间，即到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转折点的时间提前。在全球化时代，环境政策的合理性不能以其严格程度来评价，而在于这种环境政策是否符合城市的竞争力水平。

　　

　　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制定需统筹考虑发展阶段。低碳和低污染密不可分。由于低碳化是全球性的话题，而低污染往往是区域性的命题，两者之间应该尽快建立制度性联系。在新能源技术短期内难以实现突破，并实现经济成本降低到实现商业化的情况下，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时，既要鼓励和扶持低碳产业，不可忽略传统产业的发展，积极扶持开发降低传统产业的排污技术，借用全球关注气候变化的时机，推动污染治理技术的开发，而不是盲目跳跃人类几百年走过的道路，试图逾越规律。我们能改变的只是提前实现“U”型拐点的提前到来。应对气候变化首先要满足生存权和发展权，才能再谈生活质量的问题。没有区域的发展，谈全球的发展，往往会成为水中月，镜中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