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我国的教育分“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其中，“义务教育”已经有了国家法律保证、固定财力来源，以及义务教育的教师有与公务员相同的待遇。而“非义务教育”，国家财政资助还没有规范，因为有了教育收费，各级财政部门对非义务教育的投入积极性处于消极状态，并且是在各种权力、权利、利益的博弈中，靠政府施舍似的分得一杯羹。

 

教育，是有成本的，需要高投入的行业，而且对教育的投入的效益，不是在教育机构本身，而是体现在用人单位。对教育的投入，直接收益基本这零，间接收益中国还没有研究出的数据可供参考，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比只接受过基础教的人群，无论是对社会的贡献还是个人家庭的生活状态，都在好许多。尤其是对人口的品质提升，是直接的，不可否认的。

 

据统计，中国高等教育的经费1990年为109.3亿元，到2001年为1020.3亿元，10年增长了8.33倍；社会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投入1990年为0.5亿元，2001年为379.6亿元 ^[1]，10年增长了758倍。但是生均教育经费在下滑,如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2000年为7309.58元,2001年6818.23元,2001年比2000年的下降了9.36％^[2]。尽管近几年高等教育投入已逐步由政府全包的一元投入结构过渡到以政府为主，社会、集体、个人共同投入的多元化融资、投资结构体系，但是与国际一般水平及欧美发达国家水平相比，教育投人总量仍然明显不足。

 

所以，在“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中，还提到2012年争取教育经费占GDP达到4%的目标。实际上，这个4%还是低标准，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比，还是低水平的，而且，《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只能说是一个想法、打算而已，是国家意志，但既不是法律，更不是执行性文件。没有收入来源和没有监督的“国家意志”也不一定能得到贯彻实施。更何况总体的4%，中央、省、市各级政府的职责与义务是不明确的。

 

我国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把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力资源，需要较大的投入。同时，我国教育公益事业始终没有对社会开放，投资主体单一，力不从心，事业发展滞后，对国家“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直接影响，是有目共睹的。

 

我国政府应当加大对职业教育和农村教育的投人，从政策和制度设计上避免城乡教育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让广大农民的子女和城市低收入人群的子女，能够得到平等的受教育权利，让占人口比例绝大多数的低收入人口素质提升，才能真正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人力资本的动力和源泉。

 

教育事业改革没财力的支撑是很难实现的。因此，我们既要对现在教育体制进行必要的改革，更要对投资体制对社会开放，重要的是在不增加人民负担的条件下，筹集到一定量的资金。

 

在国家“公共财政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以前，最好的办法，是建立一个独立于国家财政体制外的基金，以填补国家财政体系对非义务教育拨款不足的部分。即发行“教育彩票”。

教育彩票，由教育部与财政部联合制定规范、发行，统一使用。

 

目前，最需要财力资助的教育机构是：

 

1、 中等职业教育；

2、 地级市属高职教育；

3、 高中教育；

4、 中西部地区的省属及以下高等教育；

5、 幼儿教育等。

 

最需要财力资助的教育者是：

 

1、 农村高中学校学生；

2、 中等职业教育学生；

3、 高职教育学生；

4、 农村和城市低收入阶层接受高等教育的子女；

5、 农村幼儿等。

 

“教育彩票”是国家财政的补充，它主要是救急与扶贫，只搞雪里送炭，不搞锦上添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