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福辉老师的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祭灶那天就供在我的案头了。但仿佛王阳明格竹子，读到除夕，也没憋出应该写点什么。褒扬的话，严家炎、钱理群、陈思和诸位老师都写在封底了。灵动活泼、别开生面、表图结合、个人写作、多维视角、立体开放，几乎已是全面的赞誉。硬要鸡蛋里挑骨头讲几句“坏话”吧，挑了半天，还是找不出坏的证据。我想，不如跳出毁誉，就“客观”地从孔某本人的感觉出发，说说此书与其它已有的现代文学史的不同吧。
我的感受，一言以蔽之，曰“凌乱”。这个加了引号的凌乱，不是字典上“杂乱无章”那个意思，而要分开来读。“凌”是说视点高，有凌云之态；“乱”是说用意深，故意打乱。
所谓视点高，何以见得？以往的现代文学史，或者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入手，或者从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社会形势分析入手，或者从全球现代化的西风东渐入手，难道视点还不够高吗？孔某答曰：“是的，不够高。因为那只是旗子举得高，不代表旗手本人站得高也。”视点要高，这不是说到就能做到的。否则谁不会高举一面意识形态伟大旗帜？又何来“限高三米”的笑谈？本人一向主张，学术高度要以学术的深度广度宽度厚度为基础，深广宽厚了，自然就高了。便如荀子《劝学》所谓：“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吴福辉从事现代文学研究30多年，参与过多部文学史的写作，又利用长期担任现代文学馆“祭酒”的身份之便，积累和掌握了大量的可靠资料，潜心琢磨，立志高远。跟吴老师开过会的同行都知道，他待人谦和如老伙计，做事周到如老书记，对千奇百怪的学术观点，均尽力包容，不存偏见。孔子“入太庙，每事问”，吴老师是“入会场，每事问”。他从作家、时段、流派、都市等多个视点进行过大量的“单维”研究，所以才有今日的“高视点”多维成果。好比一位从军30多年，分别指挥过大量陆海空军作战的将军，早晚有一天可以指挥三军立体的大战役，就看他愿意不愿意而已。
这本文学史的视点高，表现在不从单纯的“文学”来看文学，也不从单纯的“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政治”的“二饼视角”来看文学，而是以一种全景俯瞰的视点，首先看取现代文学发展的整个人生空间，然后抽取出其中的“文学”来加以论述。全书分四章四十节（相当于一般文学史的四编四十章），第一节居然从中国最早的“报刊一条街”上海望平街开始讲起，这不仅仅是“别开生面”，更重要的，是把“文学”从人生的大锅里连汤带汁地捞起来了。围绕着文学，作者注重媒介、注重都会、注重语言、注重其他艺术门类和整个“文化场”。这是钱理群、杨义等先生一直倡导的“大文学史观”的体现，也是对多年来有点泛滥的“文化研究”的一种纠偏。
视点高了，看得就全面、平衡、公允，看得就心平气和。正如书中之言：“在多方的、错综的文学冲突中，我们见到了一个真实的世界”（302页）。这在吴福辉当年出版《且换一种眼光》时，我就觉察到了。但与此相关的问题是，视点高了，就稍微有些“闲适”气象流露出来。叙纠葛少下断语，与对象保持距离，这不能简单地说好或者不好，我更愿意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现状来看待这一隐微的“讯号”。当下的现代文学研究，理论和资料都充足到几乎过剩，但是我们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却成了一个困扰着学者的话题。或许这种高一点、闲一点，恰好是今天所适宜的吧。
说完“凌”再说“乱”。本人也参与过文学史的写作和策划，也发过和听过“一定要打乱”的高论。世间万物，总是循环在有序无序之间，打乱者，对既有之序不满也。但著书立说，本身是要有序的。打乱人家的序，你自家的序何在？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恰恰写了八条，他是要打乱一种僵化思维，不是要推崇“杂乱无章”。有些文学史，立意打乱，但却没有自己的章法，结果弄成了丫鬟批判夫人，穿的还是夫人的衣服，说的却是丫鬟的话。
吴福辉这本文学史，首先你会发现，目录里没有一个人名。鲁郭茅、巴老曹这些如雷贯耳的“大家”，一律没有。要找他们，自己看正文去。这就是一“乱”。我称之为真正的“消解大家”。其次，没有清晰整齐的文体和流派沿革脉络，这意味着该部文学史不是“文体史”、“流派史”的汇总。在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98年修订版中，每个十年都增加了一章通俗文学的论述，那是出自吴福辉的手笔，我当年曾给予高度赞扬。但吴老师这本文学史，将所谓“新文学”与“通俗文学”也一并打乱。我在评价范伯群老师的“双翼齐飞”论时，就认为这是一个阶段性的学术战略，将来我要写一部打乱两翼的文学史，不料想却被70岁的吴老师提前出锅了。
这部“发展史”，不以某种固定文学因素的“发展”为线索，而是以现代文学的“整体发展”为线索，所以晚清就独占了一章和1/6的篇幅，然后的三章基本上是个新版的“三十年”，但绝对是耳目一新的三十年。所以他谈五四启蒙，是从话剧开始、以武侠结束的；他讲1930年代，标题是“多元共生”（范伯群老师的关键词），从鲁迅南下开始，以外国文学译介结束；他写到40年代，从“战争流徙之下文学多中心的形成”开始（这一点继承了《三十年》），以农民和市民的大众文学结束。吴福辉不仅打乱了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而且打乱了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打乱了士农工商左中右，真正把过去的线性叙述变成了“网状图景”。这种写法假如是一份博士论文开题报告的话，恐怕所有的导师都会以乱七八糟的罪名给枪毙掉的，只有那些堪称“导师之导师”者，才会“乱云飞渡仍从容”，透过乱沙见真金。因为吴福辉唯一没有打乱的，是“发展”。随着阅读的展开，你分明听到了现代文学有力的脉动、见证了现代文学鲜活的年轮。我耳边响起王瑶先生1988年在青年学者创新会上的“织毛衣”论：“你看那个女同志织毛衣，你看她上七针、下八针，好像织了个乱七八糟，其实一点不乱，织完了领子是领子、袖子是袖子，漂漂亮亮的一件毛衣。”这部文学史，便是这样的一件漂漂亮亮的毛衣，又像是各声部齐头并进的一首四章交响乐。
古人形容真正的美人，“粗服乱头，不掩国色”。但这部文学史的乱，颇有点随心所欲不逾矩的高境界，所以在我看来，可能不适合一般高校的本科教学，而适合研究生和教师进行专业阅读。特别是作为一部“插图本”著作，那些难得一见的珍贵照片和书影，还有作者精心制作的图表，都对专业人士功德无量。新世纪以来，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全景类著述”，除了范伯群老师的大作，我看就要数吴福辉这部了。
这篇书评，初衷是想“客观”，但行文至此，发现早已情不自禁流露了偏爱。“乱”字还有一个义项，即乐曲或辞赋的末段。那我最后就抒情两句：希望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以此作为一个“凌乱”的开始。乱曰：重写已死，凌乱当立；岁在虎年，天下大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