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人节之前，笔者去了东方航空公司在外地的一家分公司上课，顺便向听课者打听了一下飞行员的近况，得到的反映是“平稳”。果然今年的愚人节已经过去多日，我们没有见到报道，这也大体印证了“平稳”的判断。这种“平稳”与前年恰成反比，两年前的这个时候东方航空公司沸沸扬扬，是各路媒体关注的焦点。

 2008年3月31日、4月1日，东航飞行员私自“导演”了一场“空中秀”，提前开始了“愚人节”：从昆明飞往大理、丽江、西双版纳、芒市、思茅和临沧六地的21个航班在到达目的地上空后，均因“天气原因”而集体返航。这导致昆明机场更多航班延误，大量旅客滞留。4月16日，中国民用航空局做出调查结论，此次返航事件，主要是东航云南分公司少数飞行人员无视旅客权益所造成的一起非技术原因的返航事件。[1]这本是一次飞行员愚弄旅客的举动。这些善于上天的飞行员恐怕都不会想到，有人比他们更有腾云驾雾的想像力。

 全国总工会办的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前教授常凯和现教授乔健都从这一事件中看出了历史意义：罢工。[2]在这些学者的眼里，一旦纳入罢工的概念，飞行员选择返航就不仅是“妥当”的问题，而且是一次促使劳资和谐并载入史册的英雄壮举。这种声音迅速得到很多学者与媒体的叫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得出了“飞行员情有可原，但东方航空公司对此却责无旁贷”的结论。[3]于是乎，代理飞行员的律师（也自称教授）公开发出了这样的预言：“如果双方关系持续紧张，以后难保还会发生类似事件。”[4]作为飞行员的代理人，这种预言近乎威胁。

 即便我们按照一个民主国家的标准来衡量，罢工是在雇主不同意工会提出要求或者出现集体劳动合同约定的罢工条件时，组织职工一致停止工作。罢工应仅仅为拒绝工作，减少劳资接触，因此可以将其视为“减压阀”。飞行员“集体返航”已经远远超出拒绝工作的范围。如果将其理解为合法，正如一些网民所担心的，医生以后觉得待遇低会把切开皮的患者晾在手术台上，司机会把乘客晾半路上，这是明显的“增压阀”，这在哪一个国家都不会被允许。从维护罢工权的角度讲，你可以不上天，可以不飞行，但是，既然上机了，就要遵守职业道德！大部分国家还都规定行使罢工权必须要有内部的民主程序，获得大多数会员的同意并实行报告备案制度。对于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或国家公务员、司法官员、警察、军人等不得举行罢工。飞行员是一个掌握着千万资产，关系着上百条人命的职业，在任何国家对其都有着极高的执业纪律、职业素养上的要求。置飞行安全于不顾，置消费者的利益于不顾的行为，本是一种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但是，在一些人的眼中，只要套到劳资冲突的思维框架中，就成为“妥当”与否的问题，甚至更要赋予其普通劳动者尚没有的罢工权。其实这才是这种思维最可怕的地方。

 笔者从南京的第一例飞行员跳槽案开始就一直关注着这一类案件，多次撰稿公开指出，其实这不是一起劳资纠纷案，而是一起资资纠纷。飞行员跳槽并不是简单的劳动者选择工作的问题，实际上在劳动者背后，从来都是站着两个用人单位，是两家单位之间的博弈。民航总局早先就预测：到2010年中国航空运输机将达到1250架，为此需补充约1万名飞行员。“航空市场上围绕飞行员这一紧缺资源展开的争夺。”[5]一个是所谓三大国有航空公司，另外就是所谓一些民营的航空公司，飞行员一旦离开三大国有航空公司，就会加入到这些虚位以待的民营航空公司。培养一个机长最少需要9年,除非当时尚未进入这一领域的民营航空公司9年前就开始准备,否则只能用高薪到现有的飞行员队伍中去“挖”。“有人戏说:这年头,钱能买到最好的飞机,但不一定买到哪怕最差的飞行员。”[6]

 然而，在一系列飞行员跳槽案中各方评论却有意无意地回避民营航空公司存在。说白了，劳资冲突的思维其实是一种天使与妖魔的思维，劳动者在这种思维中永远是天使。当着天使的可爱与妖魔的可憎如此一目了然时，妖魔就会努力躲到天使的背后去。这也正是民营航空公司身影消失，而劳资冲突愈演愈激烈的原因吧。通过劳资冲突，取得资资冲突所不能达到的目标，实在是一桩合算的买卖。经过一系列“劳资博弈”的运作，飞行员辞职“零赔付”的案件终于出现了[7]。法官以《劳动合同法》的逻辑，为“劳资博弈”抹上了戏剧性的一笔。

 一场经济危机使劳资冲突的大戏突然收场，一些民营航空公司陷入经营困难，顺带“帮助”国有企业消除了本身就不存在的“劳资博弈”，员工看到了跳槽的风险，流动变得谨慎起来，于是国有企业一下子开始变得和谐了。负有国有资产管理职责的李长官开始不断宣传国有企业在经济危机中制造和谐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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