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说明：

1、  这是我的大学室友阿雅妮（我真想用她的真名以示我内心的庄重）的文章，我没读吴敬琏，也没读吴晓波（她不止一次向我推荐令她血脉贲张的吴晓波之《激荡三十年》），无从深入探讨她的观点。但我看到一个女人，我大学时代同居一室的嬉闹伙伴，以超越我们所有人想象的格局与高度、勤勉与执著，踏上的从普通职员到核心管理层的鲜为人知的精进之路。在那个几乎是男权为王的特殊行业，她像天空中一只最妩媚的鹰。

2、  你是否还有深远的梦想？甚至，你有多久没再追问这个问题？在我们艰辛而短暂的一生，有多少梦想，多少原则，多少稀有品质，多少面向未来的可能，因为阻力，代价，懒惰，脆弱，狡猾，浑噩，因为种种我们能轻易找到的锵锵理由，而被取消，被妥协，被遗忘，被扼杀，直到从希望到绝望，从绝望到更绝望？然后，我们用自欺的理念掩饰无知，用雄辩的谋略打击真理？

3、  犹如一杯超浓的苦咖啡，在这个夜晚，这段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庸碌时光中的某个时刻，我的女同学用她男性化的意志与激情，让我无比深切地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性感，那是有力量的灵魂才能抵达的颠峰之境。我仿佛看到老同学以她一贯不正经的笑向世界宣布：“我，就是那个能做CEO的女人。”并将所有嘲讽这句话的男人踩在脚底，就像用高跟鞋踩碎一只烂蕃茄。

 

                                                            ——2010年4月6日于北京

 

 

原文——

 

改良

 

作者：阿雅妮

 

“我想，在看得见的将来，这个看来都难受的体制还是会歪歪斜斜地向前走，但是会有一种力量来推翻这个令人窒息的制度……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有，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

——顾准

 

去济南之前，在光合买了本《吴敬琏传》，看中国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艰难变革及发展，延伸看ZHS公司的快普拆分，想了很多。在济南的两夜都无法入眠，一直在思考过去、现在和将来。

将记忆中那些痛苦的快乐的里程都写下来，比对和分析，然后大笑，而后悲凉。给刘总写了封信，半纸感慨，半纸忧伤。感慨和忧伤的都是，绕了一大圈，我们实质上都在做管理的精细探索，关于业务和战略，我们一直没有改变。

我们都感觉，只是感觉到需要改变点什么，却一直没有去探索这种感觉对不对，唯一庆幸的是，起码还没有到死去才去思考这个问题。再庆幸的是，我在这条路上一直没有放弃，并且有机会去主导推动改变。

和市场经济改革一样，ZHS公司在过去的改革和历史上的王朝一样，总是暴政-起义-再暴政-新的起义，颠覆性的推翻、重建、再推翻，如此下去，好的和坏的沉淀无以继承，每一个接任的人都是从零开始。我们经常天真地想：只要冲破过去的思维，把新的体制和业务建立起来，一切就会顺理成章的按理想实现，经济就会大发展……实际上，我们过去的痛苦已经证实，没有人能够违逆自然发展态势，没有成熟的环境、没有科学的论证、没有思想的统一、没有“法治”基础，一切都是泡影。

吴敬琏说了“法制”和“法治”，前者是服务于权力中心，是约束大部分人的制度规定便于总体权利管理的决定得以实施，是用制度去管理执行者，而后者则是无论管理者、决策者甚至企业本身都要服从的机制制度以及客观规律。

ZHS公司一直说是有制度缺执行，其实是立刀之制，制度本身的设置依据就是空泛无依的，在客观逻辑上没有与客观吻合，如何执行？可是当行政指令超越了一切论证科学的时候，我们只能选择隐忍沉默，或者离开。

我也曾暴怒到在最高决策委员会上不顾一切地陈述意见，也曾天真地上书13次反对，也曾绝望到想过离开，可我，舍不得。

舍不得曾经为这里付诸一生的老孟在这里留下的痕迹，舍不得虽然离开了却还坚信这里会腾飞的老鲁，舍不得微笑着回应拿什么拯救ZHS公司的老邹，舍不得那些为这里做了很多失落离开却还牵挂着的很多人。

我还是想改变。改变自己。改变他们。改变这里。

我听着分公司的主官阐述着他们的想法，一些中层干部小心翼翼的问着我：是否该真实的阐述；是否真的可以用事实来纠正过去我们曾沉默着接受的一切错误？

我微笑着点头，有什么不可以，只要我们愿意，只要我们坚持，我们真的可以去改变。

06年2月，我来到总公司，在空港基地的大院子里敞着棉袄奔跑，飞机的轰鸣声让我热血沸腾，我是为了改变而来，为了那些沉默着离开的人们，为了那些在基层里辛苦的同事，更多的，是为了我自己的信念。

 

两千多年前，一个天空蔚蓝的清晨，爱琴海微波荡漾的春风里，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进行着一场睿智的对话。尽管时间过去了2400年，可是那思想的光芒仍如海面上粼粼泛动的波光，永生永世，在后人举目眺望的视线之中。

这些声音后来被编辑在了一本叫《理想国》的书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柏拉图：如果好奇能算爱智的话，那么你会发现许多荒谬的人物都可以叫做哲学家了。如果爱看的人都快学习，那些爱听的人也不在少数——这种人总是看不到他们参加任何认真的辩论，认真的研究；可是，仿佛他们已经把耳朵租出去听合唱了似的，一到酒神节，他们到处跑，不管城里乡下，只要有合唱，他们必到。我们要不要称这些人以及有类似爱好的人为哲学家？

苏格拉底：绝不要。他们只是有点像哲学家了吧。

柏拉图：那么，哪些人是真正的哲学家呢？

苏格拉底：那些眼睛盯着真理的人。

    

引用了吴晓波对吴敬琏阐述的引子，我重新看我为什么留下。我想，我在等待着必然来到的今天，如果要生存，我们只能遵从真理。没有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企业、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背离。

虽然曲折，但只要前行，往前走，那才是生生不息的美丽。

以这个时刻作为起点，作为“娜拉”出走以后的起点，我们不需要再颠覆和推翻，我们需要的是——进步。

 

     PS：娜拉是挪威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女主角，她出身中产阶级，从小是父亲的玩偶，长大了是丈夫的玩偶，为了他们的幸福，她不惜牺牲自己，但经历了家庭变故之后，娜拉摔门出走。五四运动前后，胡适提出“易卜生主义”，出走的娜拉称谓中国青年自我反叛和自我觉醒的典型，她被认定为“革命之天使，社会之警钟”。1923年，鲁迅在北平女子师范演讲时却提出了一个让人惊醒的疑惑——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这是个深刻的提问——娜拉的出走意味着旧的一切被抛弃，那么革“旧”之后如何建“新”，这个问题不解决，所有革命再怎么彻底都无法成功。鲁迅讲，由于缺乏独立的经济地位，娜拉出走以后“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ZHS公司“革命”后，先回来，再思变，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但是一旦产生的不是极左就是极右，这就是灾难。很多人有思想，但是没有痛定思痛，积累过去，依靠科学和客观市场分析的基础去思变。最终只能迷失。

一切改变，先是思想的改变。

真正的一场硬仗，在5月将会展开。

我忧心忡忡，虽有悲观，但决不放弃。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