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 家 的 市 场 经 济 解 读
儒家产生的时代背景
公元前771年，一个落后而强大的民族犬戎攻破了西周王朝镐京，杀死了周幽王。次年，继位的天子周平王为避“戎寇”，便迁都于雒邑，中国历史上由此进入了第一次社会大动乱时期，史称春秋战国。
平王东迁之后，周王室迅速衰微，“礼乐征伐白天子出”的状况一去不复返，氏族等级制度大大削弱。诸侯间征伐兼并不绝，“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同时，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已得到极大的发展。一些平民百姓随着经济地位的上升已从直接的生产劳动中解脱出来，他们与没落的贵族一起构成了一个有利于统治集团之外的士人阶层。这就构成了文化繁荣发展的智力基础。
面对纷乱的社会现实，士人中的明慧者，孜孜以求匡救时弊、解民倒悬之道，他们研究历史，研究现实，全面钻研文化典籍，参与社会实践。他们在社会中人格相对独立，较少政治羁绊，能自由自在的发挥所学。所以，他们或奔走于诸侯之间，游说于宫廷之上，宣讲自己的政治、社会见解。
这五百年，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形成了一个辉煌壮观的思想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景象。
诸子百家思想孕育了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性格心理思维特质，奠定了中国社会生活中基本的道德准则与习俗。
孔子，就是先秦诸子中最杰出、影响最深远的思想家。
“儒”究竟是什么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从旧的社会组织中游离出一批有人身自由又有专业技术知识技能的人,他们也被称为“士”，“士”的活动有力地影响了各诸侯国的兴衰，以至历史进程。《说文解字》说“儒，柔也”。在士大夫当中，社会分工后的一些早期行业如鼓手、乐手、司仪、傧相、教师，用今天的眼光看，就是医师、护士、司机或御手、工程师、水利勘探专家、数学家、物理学家、文化家、艺术家、天文学家、气功大师、专职掏厕所的工人……等等等等，凡是需要点专业技术的活，带有一点技术含量或是文化含量的活，统统称之为“儒”或儒士。（“雾满拦江”语）孔子就是一位掌握“六艺”的儒士。
在这个行业产生的“思想家”，必然带着阶级（行业）的烙印。从“儒”或儒士的原始意义讲，“儒”就是指“人”的“需求”，“儒”，就是讲如何探求各阶层人士的“需求”，在当时那个“急功近利”的“市场”“经济”时代，孔子，就是为急功近利的各诸侯国及各阶层找寻一付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良药。使之达到“内圣外王”、家国“基业长青”的境界。
两千多年后，市场经济的大潮涌现出的“急功近利”、义利不分，与此何其相似。
我们正在从家族式“小农经济”走向市民化的“契约经济”，但人们的认识依然与春秋时期一样，需要“基业长青”的战略领悟及教育。
现今“经济”一语，原为儒家所谓“经邦济国”或“经世济民”的略语，是讲大系统大手笔运作的。今之所谓“大项目运作”也。
儒家思想的核心质量
经济是最大的政治。在古代，权力、财富、道德，是三位一体的。今天的儒学热，是跟经济转的。市场诱惑力大于文化的追求。我们应该“正本清源”，还原孔子思想，让古代文化精粹为当代经济服务。
为什么明朝以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统治思想的儒家文化是具有时代先进性的，却使封建统治过于稳定，“基业长青”却未能“与时俱进”。
孔子思想为什么能经得住历史的考验，就因为它有一些体现出超时代的，被列宁称为“永恒的范畴”的思想。这是一笔丰富而不竭的精神财富。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孔子反对不择手段只问结果的富贵。
孔子在表述其财富观念时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首先肯定人们厌恶贫贱追求富贵的欲望和行为，是符合人性的、是正当的。这是他立论的前提。然而他要求人们弃贫贱求富贵，应该遵循一条符合普遍化理想的正道，也就是必须以合乎道德的方法取得。如果所得到的富贵非由正道，那就不要接受。如果遵循正道反而得到贫贱，那也不要后悔。对那些因行不义而取得的富与贵，就像对待天空飘过的浮云一样，无动于中，不应有丝毫的歆羡。
在这里，孔子不仅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富贵不可取、什么样的富贵应取，而且告诉我们谋取财富和荣耀的方法与途径。伦理规范在孔子那里不再是对人们取利行为的消极防范，而是已经具有了激励人们如何进取的积极的意义。他认为“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在一个多行不义，社会秩序严重失范的国度里，发财作官是可耻的。因为那意味着不是同流合污便是趁火打劫，当然是不道德的。而在一个广行仁义，秩然有序的国度里，却不能摆脱贫贱，同样是可耻的。因为那说明若非缺乏向善的进取心，便是不够勤勉努力。即是说在政治状况良好的国度里自甘贫贱，也被孔子视为非道德，因之也是一种耻辱。这就给人们对富贵的追求，设立了一个正反两面的价值尺度。富贵虽是人之所欲，但非唯一的追求，还有更高的价值在，这就是仁义、礼义或称善。并以此为基础，培养出一种植于心灵深处的耻感意识，合而执持之，便是人的尊严。（1）
不饮“盗泉之水”的圣人，以实际行动表明他的“人间正道”。
孔子的“民富论”。
“富民”是孔子的重要思想之一。
一次孔子去卫国，冉有驾车，看见卫国人口众多，孔子感叹道，“庶也哉”，冉有问：“即庶也，又何加焉？”子曰“富之。”再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再答曰“教之。”这就是有名的“庶富教”。
孔子强调要“使民以时”，不能耽误时令生产，以利于物质财富的创造。人民只有物质财富富裕，才会安定，才会和谐，这实际上是提倡社会公利。他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颜渊》）如何才能“足”呢？《大学》中是这样说的：“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中庸》则认为：“来百工则财用足”。孔子竭力反对政府“与民争利”，提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义利之辨”。
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利益。儒家认为致富达贵是人的欲望，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并强调精神追求比富贵更重要，因而，“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在“利”与“义”上，儒家主张“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论语？宪问》)，“穷不失义”、“富不忘义”，反对“见利忘义”，“不以其道得之”。因此人的行为要符合一定的准则，人们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令和道德伦理规范。在企业的经营中，反对把道义与功利对立起来，“非道德神话”的破灭就体现了两者对立给社会带来的巨大损失，因此，企业的管理者必须“正其义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秉执着这种义利观和致富有道的思想，实现义与利的统一，把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结合起来，承担起企业的社会责任。
在企业具体的经营管理活动中，如何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儒家的“忠恕”观念作了很好的回答。“忠恕”观念所包含的“人我兼顾”的推己及人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等，均体现了伦理道德的互利原则，及对主体的伦理要求：内尽于心，外不欺物。市场经济是以自利和利他相结合作为道德原则的，“忠恕”之道的提倡，既充分肯定了经济行为主体追求个人正当利益的合理性，又反对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不择手段，还有利于调节人我之间的利益分配。只有“反躬者，以人之逞其欲，恩身受之之情”，并进行换位思考，努力做到“遂己之欲者，广之能遂人之欲；达己之情者，广之能达人之情”(戴震《孟子字义疏征》卷上《理》)，才能更好地把个人的利欲诉求通过合理的途径表达出现，从而增进不同经济主体的利益。（2）
儒家义利观是农业经济大一统社会的产物，它对调整古代社会的人际关系、社会和谐具有重要功能。
“礼”是一种规则；“仁”是一种责任。
“仁者、爱人”是儒家倡导的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基本也是最高的行为准则。即爱人类、爱他人。孔子提倡“安百姓”（《宪问》）、主张“泛爱众”（《学而》），赞赏“博施济众”。孔子仁爱的对象大大超出了家族和等级的界限，“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种“人和”的环境，是任何事业成功的基础。孟子因此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儒家假定人性本善的“性善论”是其推行仁政、实行管理的基础，现代企业的管理者应该充分认识和把握人性，根据人性的特点来进行管理。人先天的善须通过后天的扩充，才能表现为善的德性，从而“人人皆可为尧舜”，人人都能成为管理者。因此，在企业管理中要注重提高员工的修养，注重对员工的教育。儒家提倡“性善论”的目的，是要求当政者推行“仁政”。“仁”是什么?“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即“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善性是推行仁政的基础，如果“不以仁政”，则“不能平治天下”(《孟子？离娄上》)，行仁政就能得民心，得天下，“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公孙且上》)，因此“仁者无敌”《孟子？梁急王上＞。这就要求管理者在管理中视他人为目的，尊重、关心、培育和爱护员工，公正地对待人与事，为企业的成长和发展提供精神上的支持。
“诚”与“信”是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
在商业领域，诚实信用原则就是商业的生命。人无信不立，
对于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个体而言，他们对职业的态度和信念反映了其基本精神面貌。儒家倡导人们应该具有诚信观、敬业观、创新观、节俭观和信念观，这些观念内化为人们日常的责任意识(诚信观念、职业伦理、信念伦理)，影响到企业家精神、企业伦理和企业文化的培育。
儒家认为诚信为行为之本，强调做人作事要重“诚”守“信”。“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中庸？问政章》)，指出了“诚”是宇宙的规律，追求“诚”是做人的规律，坚守善道就能达到诚的目的。“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札记？大学》)，做人，内不欺于心，外不欺于人，人的本质表里如一，就是诚信。诚者不伪，信者不欺。《中庸？问政》)指出，个人只有择明从善，反求自身诚实，对父母孝顺，对朋友有信用，获得上级的信任，才能作好管理工作。简而言之，诚信是企业经营管理之本，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有赖于企业与利益相关者长期、可靠的合作。因此，企业管理要以诚为先，实行诚信管理和声誉管理。
“信”与“诚”通，“信者，诚也，从人言”(许慎《说文解字》)。“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如果一个人不讲信用，就不能安身立命，“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因此，他“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做到“恭、宽、信、敏、惠”，就能“恭则不辱，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同样，社会也不能缺少信任，必须取信于民，否则社会便会出现信任危机。进一步而言，信还指承诺，“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论语？学而》)，作到“言必信，行必果”，遵守“信以成之”(＜论语？卫灵公》)的道德命令，把自己的承诺担负起来，并加以实现。信成为维系社会的一般道德要求，企业以之实行声誉管理，可以把诚信转化为企业的竞争优势。
儒家指出：管理者治理国家，必须忠诚于他自己选择的职业，要有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只有“敬事而信”(《论语？学而》)、兢兢业业、努力作事，让下级信服，才能树立起榜样作用。此外，管理者必须遵循“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原则，勇于承担责任，强化责任伦理。
儒家提倡创新精神，鼓励人们与时俱进。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学·盘铝章》)，不断寻变革和创新，“无所不用其极”(《大学·盘铝章》)，力争“作新民”(《大学·盘铝章》)。自新自立，达到国平而天下治。故而在企业管理中管理者要敢于冒险和开拓，不断革旧布新，从而使企业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获得新的生命力，提升其生存能力。
此外，儒家还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浪费，“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企业在生产经济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企业的成本收益，节约生产资料的使用，切勿铺张浪费，充分作好资源的配置工作。“礼，与其奢，宁俭”(《论语》)，简化企业内部的规章制度，也就是降低交易成本。
儒家还倡导事在人为的坚定信念。“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周易·象传》)强调了自强有为、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在逆境中，人们坚定信念，坚毅不拨，持之以恒地行动，最终会赢得事业的成功，因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增益其所不能”(《孟子＞》。这种信念伦理，是内在的精神动力。信念伦理对于企业家和企业员工具有强烈的精神支撑作用，其内在化所形成的人格力量会使其遵循道德命令，从而坚定其行为和立场。（3）
“修齐治平”是强调个人修养的步骤及层次。
儒家特别强调了知识的重要性，要求知识分子，勤学习、敬业乐业。这对当今提高企业家的学识、能力和品德修养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把学习新知识，巩固旧知识，视为对自身的内在化要求，专心学习，刻苦用功，作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学而》)，将勤补拙，“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干之。(《中庸·问政章》)，不断地更新知识和提高能力，从而提高自己的竞争优势，以便在市场经济中立于不败之地。
有人说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儒家只重伦理道德，与事无补。儒家重视伦理道德，但并不轻视法律，认为道德规范是引人向上的、积极的；而法律是禁人为非的，是消极的。今人多重法制，认为法制健全，即可万事大吉。殊不知若没有道德自觉，人们是不会有守法意识的，而法律也将成为如何规避的对象，更无论有法不依的现象了。孟子早就说过：“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礼禁未然之前，法禁已然之后”。德、法功能的互补与区别正在于此。用今语言之，就是没有“自律”的制度安排，“他律”的制度安排也无法有效地运转。所以我们在健全法律制度的同时，还应健全道德规范，使其相得益彰，以期消弭祸患于无形，从而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以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中国古代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商品经济并不发达。就内部机制而言，农业经济的发展在生产技术未发生革命性变革的条件下，不会有飞速发展，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就外部环境而言，中国在古代史上一直处于世界文明的领先地位，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一直未受到严峻的挑战。所以，发展经济，对于古代中国，对于古代中国的统治者，并不是迫切的任务，也不是首要的工作。对于统治者而言，首要的任务是维护社会正常的秩序，使民众各守其分，各得其所。所谓“国治”、“天下平”，亦不过是社会稳定、民众安居乐业。故孔子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因为经济的发展并不是首要的任务，因为以治国、平天下为社会政治理想，因为不是要指导人在现实生活中如何谋取利益，而是要为个人确立安身立命的观念，所以，儒家很少直接言及利益。“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孔子确实“罕言利”，为什么“罕言利”？为什么不敢公然言利？朱熹解释说：“利最难言。利不是不好，但圣人方要言，恐人一向去趋利；方不言，不应是教人去就害，故罕言之耳。”（《朱子语类》卷三十六）趋利，乃人之自然倾向，并不需要他人来教导；而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则非教导不可，故孔子“罕言利”而多言义。孔子往往将义利对举，义利对举也无非是要宣扬一种“义以为上”的精神。“修身”，个人素质的提高，是儒家的社会理想，“家齐”、“国治”、“天下平”的重要保证。这与现在强调个人终身学习是一致的。
儒家具有自己独特的，接近于当代的经济观念。
司马迁是史学上最早为孔子和儒家立传的人，也被后人视为儒家。那位被称做“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生前怎么也料想不到，被他视为长期停滞的中国社会，早于他一千八百年便奉献给世界一位杰出的自由经济思想家。当代研究经济史的学者，每每把他们两个人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司马迁已经懂得用“经济人”的观点来观察社会。他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重视社会的分工，认为农、工、产、渔、林业都是必要的分工部门，足以担当起社会的经济职能，而无须朝廷的干预。孟子曾用水的无形而自然的运动，来表征人性趋善，而司马迁却以水之流下，表征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认为它的作用，可以使“人各位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走下，日夜无休时”，从而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在被人誉为“史家之绝唱”的不朽名著《史记》里，司马迁更用他的如掾巨笔下了《货殖列传》，使作为现代企业家先驱的商人巨贾得以彪炳青史，万古流芳。作为自由经济思想家，司马迁对汉武帝的统制经济政策深感不满。他把设计这一政策的桑弘羊视为商品经济的罪人，不肯在他的史书中为这个位列三公的御史大夫列传。他认为对商品经济的正确态度，应当是“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从战国以来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儒家自由放任的经济主张经常处于主导的地位。司马迁更依据他所推崇的黄老之学，阐明了商品经济政策的全部精义，把市场看作是与天道“损有馀以奉不足”相契合的自然规律的体现。千载之下，仍然使我们有仰之弥高之感。（4）
先哲的“市场经济”实践
“春秋战国”是个充分竞争的高端市场。
自有人类以来，至诸侯兴起、朝代更迭、群雄林立，用今天的术语说，其实是个充分竞争的高端市场。诸侯作为各自利益集团的决策人，是人人都想争取的大（集团）客户。
这就为当时的生产者——“思想家们”准备了一个真正交流发挥的平台：他们可以济济一堂、同台竞技，进行商品（思想）展示、实力较量；也可以东奔西走、游说达官，在斗智斗勇中推销自己的产品——“思想”。
在这样一个充分竞争的时代，你可以像墨子那样义薄云天，身体力行；也可以像交际星般的苏秦、张仪样以语言游说，解说自家商品性能；你可以像口拙而犀利的韩非那样笔谈“法”家、帝王之术；也可以漂渺如老庄的放旷、让世人冥想鲲鹏之志的玄妙；当然也可以像孔孟那样周游奔波、企求闻达于四方诸侯。
这就是春秋战国那个“群雄争霸、百家争鸣”的繁荣的“市场镜像”。
百家争鸣，是当时生产“思想”的学者们，到处兜售自己的产品——“思想”的黄金时代，准客户便是
谁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推销员？
谁的产品能被一个帝国袭用两千多年而长盛不衰，即使改朝换代，也换不掉他的药方？
是耶稣吗？《圣经》从来就没有被一个国家当作统治工具沿用。
所有的宗教，安拉、佛陀、上帝、都只是一种信仰，一种宗教信心的支柱。
只有孔子、只有孟子。他们几乎用一生全部的能力做推销，用徒子徒孙的力量传承他们的薪火——不懈地推销他们认为是“经国济世”的金牌产品。
孔子创造了“儒家”学说，而孟子坚定认为这就是世上最好的产品。
于是，相隔百余年，孔子、孟子，一样地周游列国，一样地向各个诸候兜售自己名为“仁义”的政治理想，就连屡屡碰壁、积了一鼻子灰，都是一模一样。好在他们比某些代理人或直销人员还执着，哪怕一年一访也不气馁。被拒绝并不意味着理想破灭。他们对诸多准客户“
孔子、孟子，各自带着一班弟子，前仆后继，怀着“济世救人”的“仁爱”热忱，在车轮滚滚中周游于国际诸候间，以执着的耐力向一位位“CEO”兜售着自己的战略软件，力图以“仁爱”热忱，改变这个水深火热的时代。
在那个交通、通讯工具很原始的时代，这种执着古今少有！
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两位圣人，坚信自己的产品始终是最好的。
然而，销不掉怎么办？
他们坚信，尚未培养好充分的市场需求。
于是，他们先后放弃漫长到几乎以一生为历程的推销生涯，退而结网，招集属员，一起整理文献，培养后世可以继承衣钵的市场传承人员。启发未来可能的市场意识。后人把这件事看做他是一个执着的教育家。
当时之世，有几人可以理解他们的这种苦心经营啊。
过了一个多世纪，一个武断的“CEO”——秦皇，干脆全面封杀孔孟的产品：——方法是“焚书”——烧掉产品、“坑儒”——处死推销员。
坚持真理是多么的艰难啊，
那真理只能藏在夹壁里逃难。
又过了一个世纪吧？又一个大一统的帝国，几代之后，出于基业长青的需要，这个帝国的“CEO”，迫切需要《没有任何借口》、《执行力》、《把信送给XXX》这样的精神食粮来教育民众。
孔孟，先知的孔孟，薪火传到董仲舒时，终于等到了他们以一生、以几代人的努力才期待来的大客户：刘彻——“大汉董事长兼CEO”，终于以“政府排他性采购”的方式，采用了“儒家”经世济民的“软件系统”。
这一用就是两千多年。
儒学对“工业东亚”的经济影响
亚洲在古代是先进的，近代却落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整个亚洲只有日本发展为资本主义国家，其他各国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从废墟中重新崛起，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等地区与国家也实现了经济起飞，进入发达行列，它们（被称为“亚洲四小龙”）和日本一起，形成“工业东亚”。从70年代末起，工业东亚已经是一个热门话题，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人们在研究它是如何兴起的。除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扶植如贷款、投资、提供技术设备等等之外，其内因又是什么？很多学者注意到，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有儒学传统。
美国环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弗兰克？吉布尼认为,儒家伦理与美国现代经济民主主义的巧妙结合,是日本经济成功的秘密所在.他把日本这种经济叫作:＂儒家资本主义＂．日本著名企业家涩泽荣一认为，《论语》加算盘，是企业经济的法宝。《论语》代表儒家理论，算盘代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如果只注重牟利，而丢掉了仁义忠孝，是办不好企业的。这两人的提法不仅适用于日本，也适用于“四小龙”，“四小龙”的经济，也是一种儒家资本主义经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和人的关系是商品所有者的契约关系，尽管事实上是不平等的，但在法律上是平等的，这就是资本主义优于封建主义的地方，在这一点上工业东亚与西欧北美并无不同。但是在如何调节社会上特别是企业内各层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培养人们服从权威、遵守纪律的自觉性等等问题上，西方主要依靠行政、法律手段，依靠物质的奖励惩罚。但在有儒学文化背景的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则在其中加上了浓郁的儒家伦理色彩。在日本，职工一进入企业就要接受忠于企业及领导人的思想道德教育，而企业领导人则以长辈身份给下属以慈爱和礼遇，实行各种形式的感情投资，使职工感到企业象家庭，感戴“家长”，努力工作。日本学者森岛通夫认为，“忠诚、孝顺和对年长者的义务一起，塑造了一个价值的三位一体。这种三位一体的价值在社会内部调节着以权威、血缘纽带和各自年龄为基础的等级关系”。这就是说，在日本忠孝等儒家观念仍在起作用，它们在调节着上下、亲疏、长幼的等级关系，使之达到和谐。应该指出的是，这里的等级与封建时代的等级有原则区别，这里的忠孝等观念与儒家本来意义上的忠孝等也不同，只是带有儒家伦理的色彩而已。不过正因为有这个色彩，它调节人际关系的功能就与纯行政手段不同，日本职工与欧美比较有更大的劳动积极性和更少的罢工斗争。据说这是日本工业崛起的原因之一。
在工业东亚，随着工业化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收入提高，住房条件改善，金钱的诱惑加强，西方消费文化的传播泛滥，使人们抛弃儒家传统的价值观，出现极端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的浪潮，无视精神价值和道德生活。于是，困扰着西方的许多社会病，如犯罪、吸毒、性解放、家庭破裂、道德沦丧等等，也在这里孳生、蔓延。企业管理的成功与社会文化生活的失控，形成鲜明的对照。政界和知识界的有识之士忧心忡忡，表示要重建精神价值。在这个背景之下，南朝鲜的新民运动，新加坡的礼貌运动、敬老运动、推广华语运动以及儒家伦理的宣传运动都接接踵而来。这些运动的中心内容就是把儒家伦理重新招回到现实生活中来。有人试图用现代精神重新解释带有儒家色彩的伦理道德观念。东西方的人士都在关注他们的实验。（5）
儒商无敌
自1988年开始，世界权威的企业管理研究机构——哈佛大学商学院，把“当代影响企业发展业绩的重要因素”作为重要课题加以研究，以期对当代企业国际竞争持续力予以解密。他们通过对世界各国企业的长期分析研究，得出结论为“一个企业本身特定的管理文化即企业文化，是当代社会影响企业本身业绩的深层重要原因”。这个观点对传统的经济学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深刻的影响，以致在世界很多国家形成了“民众富强靠经济、经济兴旺靠企业、欺压发达靠管理、管理成功靠文化”的新理念。
如今，有些人已被社会细化的行业、时髦理论一叶障目，仅局限于理论溯源而没有从市场经济的本质——需求、市场、竞争、经营等要素来审视古人。加之汉帝国以后，封建统治者对孔子思想的删改断章取义，儒家珍贵的“市场经济”思想被排斥殆尽，在两千年后的中华民族又一次社会大变革的“全球化”时代，我们必须拨乱反正、对儒家珍贵的“市场经济”思想返朴归真，让孔子思想重新放射出它那些体现出超时代的，被列宁称为“永恒的范畴”的思想光华。
只要不拘泥于狭隘的市场经济观念，从需求、市场、竞争、经营等要素探讨儒家如何从“百家争鸣”中成功推销一种“标准”、一种满足他人需求的思想，不是引导物欲横流的市场经济向更高层次的返璞归真吗？
市场经济的繁荣昌盛，需要确立严肃的“商业道德”，这既是商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儒家思想渗透的必然结果。繁荣市场是为了民富、为了强国，两千多年前的大儒也是为此——殊途同归啊。
朱子说：“圣人之道，有高远处，有平实处”。我们对于先秦儒家经济思想的理解，似应作如是观。我们需要“兼相爱，交相利”市场经济，但不需要“皆为利来、利往”，“唯利所处”的市场化的功利社会。一个仅仅注重“利益效用”（interests’ utility）的社会势必将社会发展引入歧途；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倘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人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商品化了，人类社会也就寿终正寝了。人类社会应该朝着“以义（长期利益）制利（短期利益）”的社会迈进，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儒家思想的返本开新，因为儒家思想的生命力就在于“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诗经•大雅•文王》）
儒家思想施之于商界，一方面为商界打造了一个良好的交易平台，使交易多方在一种“人道”的原则上进行交易，另一方面儒家思想深入经营者头脑，可以使他们在形象上多一份儒雅的风度，儒家思想的长期“义”利观，仁和观，诚信观，“道” 德观，最终会使东方特色的市场经济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参考资料：
（1）：陈启智：《谈儒家思想与市场经济》
（2）：佚名： 《市场经济对儒家伦理的需要》
（3）：来明伟．《论东方管理思想的核心价值观》[J1，商业经济与管理，2001(4)．
（4）：萧为：《“儒”与“商”》
（5）：阎韬：《孔子与儒家》商务印书馆
（6）：（叶行昆《论先秦儒家经济思想的返本开新》）
（7）：《论语》
（8）：《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