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The paper just want to by analysing the new phenomenon of Fei Zhuannong with the current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to get the important problem inside it. Importantly,the paper want to convey the equitable use of resources.

Key Words: Fei Zhuannong Urbanization Resources Interest Harmony

 

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是工业革命的伴生现象，一般是指工业化过程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地域空间上城镇数量的增加和城镇规模的扩大；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流动和集聚；城镇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居主导地位，成为社会前进的主要基地；以及城市的经济关系和生活方式广泛地渗透到农村的一种持续发展的过程。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迅速发展，小城镇迅速崛起，在此期间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是同期世界城市化平均速度的2倍左右。世界各国城市化的进程各不相同，从20%到40%的城市化率，英国经历了120年，法国是100年，德国是80年，美国是40年，前苏联是30年，日本是30年，而中国仅仅用了22年。中国城市化进程，以每年制造两个波士顿城的速度进行。中国政府已将“城市化战略”列入发展规划，作为21世纪中国实施迈向现代化第三步走的重大措施之一。目前我国城市化仍然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同等工业化国家的水平，未来5-15年甚至更长时间，是城市化迅速扩张时期。2009年6月15日，城市蓝皮书显示，近年来，中国城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截至2008年末，中国城镇化率达到45.7％，共拥有6.07亿城镇人口，显示了中国强劲的城市化发展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相伴的城市化加速发展，不仅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非常大的拉动作用，而且对社会的经济结构、组织结构和政治格局都产生了新的影响，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很大。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已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洪流，各地也都掀起了一场如火如荼的城市化建设高潮。通过城市化的发展，让大量农民变成城市居民，让广袤的农村成为都市。这样一个伟大的变革，对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思想、意识、社会生产力将产生巨大的推动力，是中国具有历史性的重大选择，与中国整体改革的硬件建设也是相匹配的。

非转农现象主要分为三类：一是以前农村“农转非”的居民考虑现实利益，申请将户口迁回原村；二是从农村地区考入大中专的学生，毕业后在城市里找不到工作，将户口迁回原籍；三是部分人为了获得移民补贴，而申请迁入。

当前，“非转农”现象较受关注的地区是台州和汝阳。

在台州的凸现具有一定的必然性。1995年国家取消大中专毕业生包分配政策，许多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又由于户口迁出农村难以享受分地、分红和生育二胎等村民待遇。1995年也正是台州撤地建市伊始，台州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使得城乡结合部的土地几乎在“一夜之间”大幅升值，也使具有城乡二元混合体特征的“城中村”现象日益突出，这些城市村落的村民由于可观的集体经济收入而享有让城市户口羡慕的村民待遇。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和台州城市化的进一步推进，“非转农”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此背景下，台州路桥区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政策调研，最后形成了《台州市路桥区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回原籍农村落户实施办法》，并于2005年9月4日第63次区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继路桥区政策颁布以后，周边区域也加快了行动步伐，黄岩、椒江两区政府分别于2005年11月1日和2006年5月1日出台了“非转农”政策。据统计，截止目前，椒江、黄岩、路桥三个区已为符合条件的4782名（分别为1805、1209和1768名）大中专毕业生办理了“非转农”手续。已办理回原籍农村的大中专毕业生中，中专生比例最高，大专生次之，两者占绝大多数。从回迁流向来看，虽然大部分流向村集体经济较好、生活较稳定的村，但是整体上还是覆盖了三区所有镇乡街道。

汝阳县，行政隶属于河南省洛阳市，人口43万，200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7219元和2823元，国家级贫困县。该地办理“非转农”的手续并不复杂。只要能证明自己在城市里没有工作和固定住所，“只要村里愿意接收，劳动部门出具相关证明，自愿提出申请的，原则上都给予办理。”至07年3月，汝阳历史上是第一次“非转农”的人数远远超过“农转非”的人数。促使非转农直接的原因是该县两个重大项目的推进：一位对县内部分地区的钼矿实行买断开发，二为地处十八盘乡的一个名为前坪水库的项目被列为了今年甚至是汝阳县十一五期间的重点工程。其中任一项目，老百姓都能得到补偿，从而是从现实的利益的角度，对自己的户口迁移做出了打破传统的选择。

 “非转农”申请者的动机可以概括为“趋利”、“避重”、“归根”三个方面：一是“趋利”。当村民的“利”主要表现在：首先是土地收益，可以分到承包地和宅基地，涉及征地拆迁的村，还可分到安置房；其次是村集体经济的分配，一些富裕村年集体经济收入几千万，每人每年固定的分红就有上万元；再次是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符合条件的夫妇可以生育二胎。就是迁回集体经济并不富裕的村，起码有地可耕，有房可住，若列入高山、水库移民册的，还可以享受政府的政策补助。二是“避重”。这里的“重”，是指城市的就业和生活压力大，工作不好找，房价高。当前城镇就业形势日益严峻，加上大中专毕业生择业期望值过高，不少毕业生找不到相对稳定的工作，低工资与高房价形成鲜明对比，让许多毕业生对在城市买房安居丧失信心，且人事档案长年挂在人才交易中心，每年还要交纳一定的手续费。三是“归根”。就是希望找到心理和社会的归属。不少原籍农村的毕业生留在城市挂“集体户”，他们普遍表达了作为“集体户”的痛苦，认为“集体户”是社会管理的盲区，连公民的选举权都享受不到，因为无人问津，根本通知不到，感觉就像在外漂泊的异乡人。也有毕业生基本没离开过原籍农村，但由于户籍问题无法享有村民待遇，不能参与村民自治，生活在农村，却没有归属感。

中国农业大学的叶敬忠教授认为：类似汝阳的“非转农”主要指过去是农业户口，通过各种办法转成了非农业户口，现在又想转回农业户口的人。在他们之中，“农转非”后，有的是进了城，有的仍然生活在农村。进了城的，很多人并没有满意和固定的工作，有的没有能够享受到城市的社会保障，大部分没能融入城市的社会和生活。而仍然生活在农村的，因为各种原因或没有能力进城，其实他们过着与普通农村人一样的生活，与城市没有什么关系；台州的“非转农”现象则集中指本地的大学生回乡落户农村。但在台州，“农业户口”早已失去一般意义上“农业户口”的性质了，这里说的农村其实已经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农村，而已经城市化了。

由此，反映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两种问题：一为在城市化中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并不能随着城市化而生活富裕，相反随着城乡、城间以及城内贫富差距的扩大和生活成本的上升而处于无助状态；二为部分地区经济发展（城市化水平）已达到一定程度带来的“以城带农，反哺发展”的状况。虽然第二种情况还称不上“逆城市化”，且分布区域并不广泛，但确实体现中国城市一体化进程中的重大成果。

不管哪一类问题，实质反映的是城市化中资源的配置问题。我国的城市化是否处于合理结构，关键在于资源是否合理分配，并且涉及到分配过程中的竞争性。类似台州，大中专毕业生“非转农”一方面促进当地经济开发，另一方面增加农村集体资产的分配压力。从其主体对象来看，大中专毕业生户籍辖属学校户籍管理科，可留在大学所带地或原籍农村。从而回归原籍农村并不应当之为对农村资源的恶性争夺。不过每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只会在农村或城市之间选择较适于自己发展的。因而并不是每个人的农村都发展得很好，每个人都可以回到原籍，每个人都认同农村的情况下，城市还是成为归属的最佳选择。然而，尽管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但是可供在城市中谋求一席之地的资源并不以相同的速度增加；城市化资源已经达到了求过于供的程度，这当中必然加剧了资源的竞争性。在这场抢夺战中，胜者可安然自乐，而败者虽黯然神伤，却无心退出战争。无疑。城市已成为梦想与精神的象征。

中国当前城市化过程一显著特征是通过对农村征地补贴而实现农村城市化。从资源角度来看，农村在发达或较发达城市的地域扩张中以土地为资产而达到相应的经济利益。由于城市固有资源逐渐减少，尤其是土地，遏制着城市进一步扩张发展的能力，从而自然愿意接受这场交易。不论是被认为有“城市化”迹象的台州，还是只是迷茫前行中的汝阳，依靠土地以及其他自然资源来分求城市化的利益。

非转农，发生流动的主体是人，是一种富有创造性与开发性的资源。之于台州，大量大中专毕业生回归农村，客观上起到了储备后备干部的作用，长远来看，有利于开发农村经济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而之于汝阳，则可理解为无法应对城市生活压力的人回到农村，分享农村经济（主要是土地等自然资源的开发交易），拿到相当一部分钱。就算台州，很多人也是基于这种考虑，拿到钱，拿到自己的宅基地，而实际上自己在大城市（如杭州）发展。对于这类人来说，非转农成为规避城市生活压力或找寻资金异地发展的手段。

在城市逐步把农村包围的过程中，农村土地逐步减少，实质是资源的争夺。资源本身存在着竞争性抑或争夺性。农村与城市都处于发展、兴盛、没落和消亡的圆圈之内，而相较之下，城市更有竞争力。然而，农村与城市都各有其合理的生活与经济方式，从城市化而言，当是农村经济生活方式与城市经济生活方式完美融合，亦即城市化并非消灭农村的过程，而是打造融合的所谓“城中村，村中城”，而且，征地补贴的方式也是不适宜的。                                  

城乡资源配置，目前主要由政府加以干预引导，以实现国家对土地等重要自然资源的管辖与开发权，而市场参与的程度则相对较弱。国家有效干预能够达到宏观调控与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区域发展的目的。然而，在部分国家公职人员与利益集团操纵下，城乡资源分配与调度失去公平性，更多的农村资源为城市而服务，失去农村在资源使用方面的“话语权”。尽管城市化代表着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流动和集聚的一种持续发展的过程，但是更能突出这一现象的本质特征是城镇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居主导地位，成为社会前进的主要基地，并且城市的经济关系和生活方式广泛地渗透到农村。所谓的“消灭农村”显然是不适宜的。

台州“非转农”与汝阳亦有其共通之处，即通过补贴方式给予农民现实利益或受迫于城市生活压力而“被打回原籍”，从本质上讲，均是本地农村资源受到外来利用。从所有权与资源可持续公平使用上讲，多少感觉不尽如人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其中一个主要思想即发展农村经济，发展农村有特色的经济生活与生产方式，以农村集体为主体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在这方面，政府已加以干预手段，但至于资源使用公平性则更多的应依靠市场配置力量。农村资源，包括土地，应当在严格执行集体所有权下，由市场进行运作，保证农村经济归属，而不能由利益集团操纵人为运转资源。

利益集团操纵资源的途径是利用当前政府对土地等重要资源的强力控制，以政府文件或政策名义对资源加以调度和利用。在这方面，政府应该做的是进一步完善资源调配法规并加以细化，加强农村集体自治制度，允许市场充分参与，变“政府手把手指导农村经济”为“农村自主发展，政府政策，积极运作”，增加农村经济活性。

农村的存亡与否，当主要依靠其资源的有效开发性与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性，而不应该是由城市去掏空农村资源，然后宣布其“死亡”。“非转农”体现一种很好的人力资源配置方案，有利于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在这个时候，公平分配城乡资源，让回到原籍农村的人员有一袭用武之地，已倍为重要。

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建议》和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特别强调我国城镇化必须“健康”发展。城市化像个“加油站”，可以为工商业的发展不断注入新的动力，中国的城市化将对中国自身乃至世界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城市化战略最重要的纬度是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城乡利益的“共赢”。这虽然是一个两难的抉择，但又必须是坚定不移的。21世纪的中国城市化要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的城市化之路，既不能直接和变相地剥夺农民利益，大搞“圈地运动”，实现城市化的“原始积累”，也不能听凭“城市病”蔓延，牺牲城市生活质量，更不能步入拉美国家“过度城市化”的陷阱。总之，推进城市化健康发展，既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今世界城市化可持续发展的普遍共识，也是人类生存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