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30年的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生涯感悟
饱受近十三年“文革”摧残，度过青年时代的我，有幸在1980年考入组建之中的中国人口信息中心。1981年5月30日，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宣布成立，从此该信息中心就成了其直属单位。之后，曾更名为中国人口信息与研究中心，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后，随之又更名为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10年，既迎来了它成立30周年的华诞，也迎来了著者从事人口与发展研究生涯的30周年。
忆往昔，回眸围绕人口与发展曾探索过的一项项课题，其基本做法简而言之，就是首先都要：审视与评估既往结论所依据的数据及其来源；廓清所研究人口现处的人口类型（增长型、缩减型、稳定型）及其基本变动态势，以及所用方法根基的基础理论。只有这样，才能厘清那些根基于稳定人口基础理论的方法论，对不同人口类型的使用前提，或对不同人口类型在其转变速度快慢截然不同条件下，所映现出的相关人口现象是否适宜，以及适宜程度如何；才能厘清所用方法对所研究人口现象，是否与所根基的基础理论匹配。
遵循这样一条思路，既是从文献资料与实践的研究中，不断汲取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的过程，也是进一步探寻与捕捉那些历经实践检验，既往理性认识与客观实践确实存在较大差异问题的过程。此类问题一经发现，就紧紧抓住不放，密切结合实践，从理性层面逐步深入剖析，反复深化认识，探索其症结，挖掘其内在规律，然后，再反复加以验证。这种往复不断地深化认识过程，实际上也是学术争鸣与推陈出新的深化过程。没有这一过程就没有发展，没有不同学术的争鸣，也就没有学术的进步。学术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学术上的争鸣，因为相同的东西千万篇，加起来还是一个东西，学术水平的提高就是在同与不同的推陈创新中而发展起来的。正是因为这样做了，所以，才使既往若干所谓学术共识一个个被陆续推陈出新、一个个基础理论被创立、一个个新指标体系被提出、一个个新指标体系的数理模型被构建，即取得了多项具有世界首创意义，至今仍位居世界领先水平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为解决困扰人口控制与计划生育工作的若干问题，为解决相关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人口预测与人口规划、人口结构与人口老龄化、人口结构与劳动年龄人口供给、人口性别结构与人口发展、人口结构与人口抚养比，人口结构与人口规模、人口结构与住宅，人口结构合理判别以及人口决策、人口合理分布与人口发展，人口分布与交通、人口发展与资源环境等难题，都发挥了基础学科致关重要的基础作用。因此，30年前，在心底暗自对祖国母亲立下的誓言，今天，可以无愧、无悔、无憾地说，我已竭尽全力，未辱使命地尽了职尽了责。
今天，著者就是根据这样一条科研创新过程的主线，以缅怀挚友查瑞传教授对科教事业无限热爱、无限忠诚的敬业精神；以他毕生做人做事那种质朴、坦诚、认真、求实的为人师表风范，来吾日三省吾身；以不减著写前四本专著时的那股拼搏劲；以有人为干预和无人为干预的变动，以外在与内在有机的变动，以人口现象与人口本质的变动，以部分人口与整体人口的变动，以人口子系统与人口整体系统的变动，以及人口的昨天、今天和未来的发展及发展速度等，来探索未来发展的思路，为了人口学科教事业发展的需要，为了人口和计划生育各级管理者与实际工作者的需要，夜以继日地著写成了《数理统计分析人口学》一书。值此出版之际，谨以此文部分感悟文字驻留人间，寄托对已故几位执友的哀思，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
著者本着由浅入深与深入浅出的原则，系统地分章节做了论述，既规范了若干学术概念及应用范畴，又耳目一新地完善与增补了近年若干有填补空白性质及其意义的新成果，因此，可以说此专著基本涵盖了数理统计分析人口学应有的系统内容。
这本专著的出版饱含著者在这一职业30年生涯中，以勤奋学习，善于学习，持之以恒，在学无止境的路上，以苦学为乐；以勇于拼搏，勇于探索，从不懈怠，在力求有所发现的路上，以创新为乐；以敢于直言，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在求是和以实践为检验真理标准的路上，以成果所具的科学魅力为乐；同时也饱含着以这“三种”取向为乐，所历尽的艰辛与历经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
著者坚信，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国因实施计划生育而取得的巨大人口控制成就，是其后经济社会之所以能如此持续高速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前提条件，否则，就另当别论。因此，在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中，任何忽视或未把计划生育成就，及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位置摆正，都将不是实事求是。
在以改革开放，加速崛起的日新月异年代，中国人口恰逢其急剧转变的发展阶段，
人口与发展上的不同学术思想争论，只不过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准则，以实践检验为标准，以深化改革为加速发展动力，所激发出的一股股沁人肺腑的清香。然而，在义无返顾地追求人口与发展的科学研究中，因不同付出常会产生不同收获的客观事实，拉大了科研人员学术成果与学术水平的差距，从而在学风不正环境下，伴随着一项项创新成果的问世，一股股兴不起大浪的歪风也随之舞动，这就难免使一起起莫须有的恩恩怨怨接踵而至。
30年来，为自觉地不断提高自身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著者始终紧扣着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实践的脉搏，有的放矢地博众采之长，补己之短，坚持不懈地既以基础理论来认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又以在实际中发现二者普遍存在的矛盾现象，来探索解决的新途径。这一往复不断地探索过程，就是对不同专题不断深化再认识，力求有所突破并将其升华为理性创新，从根本上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就是恪守以研究成果要尽力做到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的苛求标准，来不断鞭策自己，走以创新求进取的过程。
科研上的求是，创新的艰辛与来不得半点虚假的职业素求，只有老老实实、踏踏实实地这样做了，才能有如是说的切实感受；才能使敬业的执著志向不断得以修养；才能始终未敢向世俗取道之捷径，轻举半步；才能始终信守着不碌碌随波、不唯唯苟合、不津津于现世名利沽钓之律条；才能始终信守着一名科研工作者崇尚科学，惟真、惟实、惟理、惟诚、惟信、惟义的做事先做人之道。
30年的科研生涯，自然感悟良多。以言来表感悟，而感悟却又难以言表，若是自序能言表出一部分内在的感受，能对开卷者有所启迪，那也算没枉费了做一名科学人，为能开创一个良好的科研新环境，所寄托的一片良苦用心。若是从中受到启迪，就会切感到要建立一个尊重科学、尊重科研成果，尤其是创新成果的科研环境，还需做大量的改革，改革虽然理应是人人有责的事，但首先学人务必要从自身做起。如果在学人那里连这一起码的基本素质都大打了折扣，那么，尊重人才及其成果怎么能不被扭曲？一个时期的科研创新成果，必是那时的精典之作与最高学术水平的代表，这本应是毫无争议的问题，但根基于不健全科研管理体制的学界，因受腐败影响，在2002年也已成为一个不可能不受污染之地。因此，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也成了问题。有位正直学者要我把创新成果《出生性别比新理论与应用》送中国人口学会参与那届的评奖以来看分晓，以此来试一下当时引导中国人口学会评定工作的个别管理者，是否存在不正的学风问题。令我吃惊的是，评审结果竟完全没出他所料，学术水平未有新见地的成果却出现在榜首，而创新成果反倒在其后。如此评审结果还标榜是“公平、公正”，实在令耗费了多年心血的创新者与曾对此创新成果做过专项评审的专家为之大惑不解。
著者与冯立天教授，为捍卫学术尊严，迫于无奈而不得不在中国人口学会的全国会议上公开发表书面声明，不仅对此评定结果提出质疑，也对参与此评定者的水平提出质疑。毫不隐讳地指出，若参与评定者不花费一定精力研读此成果，一是读懂难，二是有的甚至就读不懂，若是因参与评定者的水平有限，短期内难以弄懂出生性别比新理论及其数理模型，这理应不耻下问地去主动请教其他学者，或尊重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家评审组的原评审结果。若不这样做，能正确评审岂不成了一种奢谈？若是有能力完全能搞清而执意要做出这样的评定，那无疑是与学术创新格格不入的一种学术腐败问题。
须指出的是，著者根据参评规则要求，在参评前还提交了早些时候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按其规定对这一成果组织的专家评审鉴定结果附件。专家评审组以中国人民大学查瑞传教授为组长，主要专家成员都是人口学功底深厚、数理统计知识扎实，在中国人口学界成就突出的学者。评审完全是一种专门、专项评审，其鉴定结果一致认定，此研究成果阐述全面、系统、完整，论证十分充分，结论令人信服，数理指标体系表征严密、准确，建模精炼、逻辑性与科学性完美、统一，其意义重大，是一项具有重大突破性的创新成果，是中国对世界人口科学的一大贡献，甚至还以“极高学术水平”评价这项成果。以评审者及其水平而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组织的这次专家评审组，其成员构成基本都是致力于人口学研究数十年，学术声望与人品都可谓是公认的极佳者。因此，毋庸置疑，无论是从其学术水平、学术道德，还是从专门、专项评审过程的科学、严谨、公正来看，都能映现出其评审水平，显然要远高于中国人口学会的评审水平，这也是不争的事实。然而，问题产生的关键，却不在专业水平的高低上而是在做人上。就是专业水平低一些，辨别创新与否，理应是清清楚楚、毫无任何悬念的问题，否则，就连专业评审的基本资格都不具备。若是对评审的成果，在能否搞懂的问题上，都还是一个未解的谜，或评审又是草草地走过场，那评审的结果问题就更大。所谓学术腐败，指的是人的问题，而不是学术问题，各种私心杂念缠身做不正人，而身歪又怎能让影子不斜？著者之所以能公开提出质疑，那是在做了大量比较、鉴别后，一种有责任感而确有十分把握的作为。在相关评委对质疑无言答对而甚感尴尬时，一位获榜首奖的中国人口学会某负责者，竟对著者表示与他无关而是某某所为。著者从来注重的是学术成果的含金量，而从未关注过这个奖那个奖，更深知不少奖项并不反映真实。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不少部门因明文规定了不同级别奖项对评级、职称晋升的相应作用，因此，评奖中的不公正问题就渗入了学术水平的评定。个别学术水平不高的世俗“高手”，就是靠玩弄诸如学术伎俩的做人做事频频得手，加之又惯用重要媒体炒作，才速成了“ 外行看热闹”内涵的“名家”。这种现状客观的存在，令人不得不质疑现科研管理制度，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起到公平、公正与监督职能？究竟对防止这类世俗钻营，能起多大作用？多年来，一直被世人认为是净土的科研与学术领域，滥竽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竟能充数，真才实学、创新成果竟能如此地被埋没；一些带“长”字衔及善于利用人际关系的科研者，竟能那么容易、世俗地投了机，取了巧，图了利，获了誉。足见，科研管理制度的改革，确实是到了非改不行的地步，否则，就不利于科学发展，也难以突显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发展观。
一、 “晚、稀、少”人口控制奇迹是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前提
1970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值（假定粗略地表征了年度育龄妇女一生的平均生育子女数）为5.81，自然增长率为25.83‰。1971年，上海市在金山县召开现场会，推广钱圩公社三大队实施的“计划生育十年早知道”经验（晚初婚、晚生第一孩、够间隔年限才生第二孩和不生第三孩），也即是简称为“晚、稀、少”的典型代表。与此同时，北京市和湖北省也提出了生育上的“一个不少，两个为好，三个多了”的生育政策，因此，一般都将1970年认为是中国城乡普遍推行计划生育的开始。
“晚、稀、少”成为全国城乡统一的生育政策，虽是在1973年，但从全国城乡计划生育实践看，此政策的实际实施又可以认为大致是始于1970年。这主要是由这项生育政策的基本特点所决定，即其来自基层群众首创，尔后又回到群众中去执行。若以1970年全国实际生育水平与“晚、稀、少”政策规定的生育子女数相比，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都理应是一个较为从紧从严的政策，但因其是来自群众，又有试点经验证实为大多数群众所拥护，因此是“从紧”，紧得合理；“从严”，严得有度。加之执行中的宣传教育、热忱服务及辅以奖罚措施，不久，就切实成了一个深入民心，深得民心的家喻户晓政策。
全国大多数群众及其家庭，一年又一年的“晚、稀、少”实施，不仅持续不断地冲击与荡涤着早婚、多育、生男孩性别偏好等陈旧婚育陋习，更重要的是，一代婚育新风的更新，加快了社会的发展。1978年，“晚、稀、少”基本已初步形成了一种千家万户的实施规范，即“晚、稀、少”基本已成社会普遍共识，形成了实施的社会舆论氛围。这种社会舆论氛围形成过程，对人口控制来说，不仅是一种社会舆论无形控制力的形成过程，也是群众实施“晚、稀、少”彼此间相互交流、相互启发、相互影响的一种自我教育过程，当然，还是一个兼有大多数人影响少数人，或做少数人工作，转变其认识的过程。可见，实施“晚、稀、少”社会舆论氛围的形成，实质是一种强大外在影响力与随众趋同力，对人口控制形成社会控制最佳效果的过程。这种社会舆论氛围之所以能够形成，关键是“晚、稀、少”政策的规定合情合理，广大群众普遍拥护，管理者好做工作。
1970-1978年，正恰处“文革”动乱期间，尽管“晚、稀、少”受到相当大的冲击，但是亿万群众对计划生育的普遍需求及自觉实施的大势，却锐不可挡。其间的社会形态，客观也决定了“晚、稀、少”的实施，基本是不靠行政手段或少用行政手段；基本是无任何强迫命令；基本是以经常性工作为主、以宣传教育为主、以避孕药具的免费发放及提供避孕服务指导的避孕为主，且避孕方法又完全由群众自主自愿选择。无疑，这都充分体现了国家指导与群众自愿相结合的计划生育原则。
“晚、稀、少”实施到1978年，反映实施8年后成效的1979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值（假定表征了年度育龄妇女一生平均生育子女数），已从1970年的5.81降至2.75，降幅超半；反映同期全国人口自然变动的自然增长率，已从25.83‰降至11.61‰，降幅也超半。须强调指出的是，这种下降奇迹显然不是经济发展影响的结果，因为此间的经济状况，对生育水平的影响作用方向，不是利于下降而是利于上升，因此，基本可以断定，这基本是实施计划生育的结果。全国城乡在此间普遍实施的“晚、稀、少”，可谓是那个“文革”时期不幸中的万幸。
1976年10月6日，因有了粉碎“四人帮”的前提，而迎来了新中国具有历转折意义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2月18-22日），之后的1979年计划生育工作就焕然一新，反映其效果的1980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值，陡降至2.24，不仅较其前一年的2.75显著大幅下降,而且还逼近了那时死亡水平下的更替生育水平值，此间的自然增长率虽受峰值生育年龄段育龄妇女年龄结构的影响，但1980年却仍低为11.87‰。
1980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实施“晚、稀、少”短短10年，全国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与自然增长率，竟在人民生活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条件下，都降低至如此低水平，国际社会据此而将中国誉为是创造了近代世界人口史上生育率下降的奇迹。这既充分地反映出，在广大群众中蕴藏着实施计划生育的积极性，也充分地体现出中国人民的智慧。根据反映1979年“晚、稀、少”实施成效的1980年数据，完全可以断定，若继续稳定“晚、稀、少”政策，那么，其后的生育水平下降与人口控制效果，则必将更加显著，即使是留有充分余地的测算结果，2000年末全国总人口控制在12.3亿，也必是毫无问题。
20世纪1978年末之前，新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因缺少必要的法律制度保障而蒙受了不少违背科学的“人治”之害，经济社会发展几经曲折，除“一五”期间发展迅速，初步奠定了工业发展的基础外，基本是发展缓慢。1978年末，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认真汲取这些经验教训，抖掉了“教条”与“左”的枷锁，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从而开创了驶向现代化发展的一场伟大深刻革命，成了振兴中华征程的重大历史转折，无疑，这也是一个跨入高速发展新时代的里程碑。正因如此，才有了其后国家形态的步入正常化；才有了拨乱反正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样一个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清除“左”的影响、不断加快发展的社会环境；才有了压抑多年的社会生产力不断得以解放；才有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的科学发展观；才有了建立在以人为本为基础的制度不断创新，不断与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相适应。
然而，须强调指出的是，20世纪70年代期间，无论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还是在其后，全国城乡普遍实施“晚、稀、少”取得的震撼性奇迹，都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大而决不可低估的作用，乃至完全可以认为，它是其后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前提条件。况且，坚定不移地实施计划生育，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重大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分析人口政策，一定要以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来分析，若把其也以1978年末来泾渭分明地划界，得出非此即彼的结论，势必将不能自圆其说，那就背离了解放思想，当然，也就背离了实事求是。
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相结合，同时，也伴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中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实践，客观上也迫切地需要结合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实践的人口科学来指导。
中国的人口学是在20世纪70年代全国普遍实施计划生育之后，才逐步发展起来的一门交叉性学科。计划生育的实施，首先是伴随着冲破“右”的思想束缚而逐步得以深入，但是，就在计划生育取得最佳成效时，又受到来自“左”的干扰、冲击，而走了一段不小的弯路。否则，人口控制效果就将更加显著，制约发展的人口问题就将解决得更好。人口和计划生育实践，在如此急剧跌宕起伏的背景下，一些人口学的常用指标及其基础理念，出现了不能客观反映实际生育水平如此剧烈变动的矛盾，这就为客观地研究这一问题，不仅提供了难得的实践与千载难逢机遇，也为深入了解实际，探索这些问题，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不同典型实例。丰富生动的实践，既是造就中国人口学发展的条件，也是其成果累累宛如异军突起的源泉。此间，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作为全国高校的一个杰出代表，向全国计划生育战线分期分批所做的逐级人口学培训、相关知识普及，是一项把科研、教学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开拓性工作，对认识人口问题与指导计划生育，意义重大，功不可没。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人口研究所，对那时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实践所起的重要理论指导作用，也使著者的专业定位与发展，从中受益匪浅。
只要直观地浏览一下实施计划生育后，所生成的有序年龄结构变动，那么，计划生育的持续、累进显著成效特征就会跃然纸上。抑制过剩人口过快增长，减轻其对经济社会发展压力的持续叠加效应就显现无余。足见，解决过快增长的人口问题，对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对以解放思想、逐步扩大开放，来坚定不移地以改革谋发展；对以提高健康、科技教育水平，来不断加强科技第一生产力源头，永葆发展后劲与创新活力；对以加速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起步与腾飞，无疑，都创造了十分重要的人口前提条件，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
二、 专说大话瞎话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误导出“一胎化”
数理统计分析人口学是一门定性在社会科学基础上，对人口状况、人口现象、人口年龄结构、人口性别结构、人口自然变动、人口社会变动、人口机械变动、人口估计与人口预测、静止人口与稳定人口，概述其在一定基础理念上定量分析方法的科学。数理统计分析人口学只是强化了建立在定性基础上，以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定量描述、分析，揭示其在一定前提下变动规律的重要手段，但这丝毫改变不了数理统计分析人口学，作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性质。
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密不可分关系，以及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走向高度文明的历史规律，客观上也决定了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最终势必将是一个趋向协调与稳定发展的过程。人口指的是人的个体总和，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主要是人的发展。人的发展既决定着人口自身的发展，也决定着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发展，而经济社会的发展又对人口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与制约作用。因此，在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中，人口的发展道路尽管曲折而漫长，但最终将是一个与其经济社会、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不断走向和谐发展，不断逼近适宜人口规模的静止人口过程。人口的强惯性特征及若干以稳定人口为假定条件的定量方法论，客观上已决定了其应用，只有在一个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分年龄生育模式及死亡序列，都基本不变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论及对人口预测准确度的把握。那种建立在稳定人口基础理论上的方法论与人口预测模型，对非稳定人口所做的生育水平分析，以及对其未来人口规模及其年龄性别结构变动状况的预测，都只不过是一种十分粗略地概略推断。应用此类定量方法论，对偏离稳定人口愈远的非稳定人口来说，就是把其时间限定在未来5-10年的短期内，也难以把握其结果的准确性。根基于这种理论的方法论，其结果必然与实际产生不同程度的差异，这已为国内外大量实践屡屡证实。
20世纪70年代末期，几位刚涉身人口学预测方面不久的原航天部自然科学工作者，在人口预测数理模型方法，在中国还是一片空白时，为了使其应用引进的人口预测方法所获结果，能成为国家人口决策惟一依据的目的，一是令人既要相信，其不是社会科学范畴人口学的“外行”，二是令人又要相信，其是以自然科学计量方法，准确地表述了未来人口的发展，因此，1980年2月，就将其未出版的成果在《光明日报》杜撰成了名噪一时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典型。那时，为构成有“社会科学工作者”参与的需要，而将一位刚涉入人口学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初学者，列为了《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一书的第二作者，这位对该书人口预测数理模型连一点儿基本常识都不具备的第二作者，却在1980年9月，竟能胆大到一点儿都不心虚地为《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宋健、田雪原、于景元等著《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做了<后记>（田雪原），还煞有介事地做出评述说：“为了揭开未来我国人口发展之谜，为国家制定人口政策和人口规划提供科学依据，著名控制论科学家宋健等同志长期以来做了大量工作，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这在国外也是一个新课题，所见不多”。这种把在国际上使用了数十年的极为常识性方法，却以己的无知或另有它图，而将其忽悠成是“创造性的探索”，在国外也是“新”、“所见不多”，真可谓是一个让人大长见识，无知生无畏的典型。由此不禁令人联想到，富有尖刻讽刺意义的寓言故事“皇帝的新衣”，不正是对诸如此类丑陋社会现象畅快淋漓地嘲讽吗？从中显而易见的是，所谓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其实就是自然科学工作者在自然科学领域举社会科学牌，而社会科学工作者在社会科学领域举自然科学牌，从而令人相信在这种极致招牌的科学名誉下，有其名无其实的所谓优势互补，互相利用的忽悠。诚然，无知生无畏者的忽悠就更具误导性。
这位被<后记>称之是著名控制论科学家的学者，也出乎所料地在其所做<序言>（宋健）中，留下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把假定条件完全当真而不求甚解的“著名”断言：“…短期预测的精度与人口普查精度一致”，“…人口预测是一种预报人口变化规律的科学方法，可以为制定各类规划提供比较可靠的依据”。然而，从其在《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一书中，所使用的以总和生育率值为控制量的人口发展过程数学模型预测法，便可清楚地知悉这是建立在稳定人口理论[此书也言是：“应用稳定性理论，可以找到妇女临界平均生育率”（见宋健、田雪原、于景元等著《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5页）。著者注：此平均生育率实际指的是总和生育率值，人口统计学中的平均生育率有其特定概念，完全不同于总和生育率，因此，是一种概念的混淆。]上的方法论，因此，完全可以断定其所做的中国百年人口预测，对中国这样一个急剧变动的非稳定人口大国来说，只不过是一种类似科幻的模拟而已，远还谈不上人口预测的精度问题，但这终归还属学术范畴的问题，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数理人口学知识还处于十分匮乏的年代，能够引进西方人口预测方法，把着眼点落在服务于中国人口控制的问题上，须强调指出的是，这无疑对那个年代的人口学也是一种贡献。若在学术上，将这样一名最早引进西方发达国家人口预测方法的非人口专业者，也像后来的人口专业者那样要求，是否就有些苛求而不恰当地求全责备了。须指出的是，著者与其在主张中国人口须严格控制的问题上，是既有大同也有大分歧。所谓大同，即共同点都是一致主张坚持严格控制人口，甚至在未来一个较长时期内也不改变；所谓大分歧，即在人口学术问题上，著者与其根本区别，一是这种人口预测方法在基础理论适应范围的问题上根本不同；二是在如何结合国情与民情，以民情为本来反映国情，使计划生育达到最佳人口控制预期效果的问题上根本不同。著者认为，如果他们能把自己摆在非专业参与者的位置，而不是以其未求甚解的所知，自以为是地居高临下，对中国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指手画脚，那倒应受到尊敬与赞扬，但要以假定当真并乱真的“半瓶子醋”所知，来忽悠非稳定人口的中国所实施的计划生育与人口控制工作，那就实在是太缺乏相关数理统计分析人口学关于稳定人口与人口再生产的相关常识了。
须强调指出的是，人口预测是一个人口假定按某一未来变化进程发展，其所显示的一种未来数量与结构变化的计算结果。显然，“预测”与“预报”是截然不同的概念，那种定义“人口预测是一种预报人口变化规律的科学方法”，实在令人不可思议。人口预测方法怎么竟能预报人口变化规律？人口变化规律若是人口预测方法所能解决，那倒是一大“发明”。此外，根基于稳定人口理论的人口预测方法，怎么能预报非稳定人口的“变化规律”？即使以这种人口预测方法对一个稳定人口进行预测，实质上，所预测的人口变化，也是根据稳定人口理论建立的人口预测模型所做的推算，其必然也是一个以稳定人口方法为假定对非稳定人口相应规模与结构在未来一个时期变化的推算，而决不是所谓的“人口预测是一种预报人口变化规律的科学方法”。这种把人口预测所要遵循的人口变化规律，颠倒为人口预测是预报人口变化规律，只能说明犯这种常识性的低级错误，很可能是在人口预测的学术问题上心不在焉，而是专注在借此为捷径的仕途上，否则，怎么可能会犯如此不应有的常识性错误呢？此外，还须指出的是，这种认识是与其一贯主张的人口控制理念，主观强迫客观就范相巧合呢？还是对以总和生育率值为控制量的人口预测方法，切实没搞懂其假定前提条件呢？或是根本还不晓得稳定人口与非稳定人口的概念，而误把稳定人口变化规律张冠李戴到非稳定人口了呢？若是相关人口学知识匮乏，对发达国家人口应用的人口预测方法，仅能理解与认识到此程度，并以此理解与认识水平照搬到发展中国家人口，来认识诸如中国的人口预测及结果，显然，要存在巨大的差异。那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人对之信以为真呢？这恐怕主要缘于不少人对署有原航天部冠名的信任。然而，正是这种信任，才把源于西方常识性的人口预测方法，牵强附会地嫁接到了相关中国的“人口控制论”上，误解为是把高科技跨学科地应用到了人口和计划生育领域。恰恰是这种误解、错觉的普遍存在，才忽悠了方方面面的信任，甚至连其忽悠的人口预测准确度也毫未加以怀疑，才成为实施“一胎化”终止“晚、稀、少”的根据。那时未被其忽悠的只是极为有限的少数学者，这主要缘于其人口学功底扎实，且又懂得以总和生育率值为控制量的人口预测方法，是根基于稳定人口理论，而对非稳定人口的中国并不适宜
三、 误导与失误的沉重代价及曲折发展中的决策问题
亿万群众实施“晚、稀、少”创造了世界近代生育率下降奇迹的本身，一方面说明了群众是驾驭人口变动的主人与主体，一方面也映现出群众是识大体、顾大局的客观事实。然而，反映这一奇迹的1980年数据分析还表明：在全国生育第一孩的妇女中，未达晚育年龄的比例还高达49.17%，在生育第二孩的妇女中，未达生育第二孩规定年限与出生间隔的比例还高达82.75%，。足见，中国生育率下降奇迹的创造，只不过是实施“晚、稀、少”的初步成效，落实“晚、稀、少”政策的任务远还没有完成。
这一奇迹启示人们：人口控制的本质与过程，是一个社会舆论控制及其形成的过程。所谓上述这种控制受到“左”的冲击，走了一段不小的弯路，即指在全国生育水平降至逼近更替生育水平值之际，来自“左”的生物与机械控制论思潮，也正打着所谓系统控制论的“科学”旗号，将从西方国家趸来而尚未完全搞清楚的人口预测方法，在冠以系统控制论之后，便堂而皇之地移花接木到中国，并以其偏颇的预测结果及结论，在“晚、稀、少”政策远还没有完成其使命时，却加紧了对推行“一胎化”施加决策影响。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1980年初之后，竟在城乡二元结构矛盾那么突出的背景下，这种以抽掉稳定人口假定前提来论及中国非稳定人口实际的悖论，竟然以“科学”的名义误导了决策，把正在实际工作中实施的“晚、稀、少”连试点都未搞就毫无顾忌地终止，代之以推行不分城乡差异的“一胎化”。这一事实本身，一是充分说明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不同阶段，必有其不同内容。诸如，在改革开放初期，越“左”越“革命”，宁“左”勿右的“文革”做法，因不可能在短期内马上根除，其渗透在经济社会生活不少领域的影响，仍使人们对实事求是地反“左”普遍心存余悸。因此，在国家推行计划生育的前提下，那种只论及国情而不顾及民情，只考虑需要而不考虑可行的所谓“牺牲一代人”的“一胎化”就易滋生，这是“一胎化”之所以能推行的主要社会成因。二是充分说明了背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一胎化”策划者、参与者及附和者，在那时必是已形成了误导的“气候”，否则，怎么会有“一胎化”的推行呢？可见，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决不等于会马上就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确立与实现这种历史性的转折，客观上也需有一个必经的认识过程。
然而，超越群众客观最大可能接受程度的那种“左”的东西，在那时的人们思想认识上，却仍有着违心趋同的广泛社会基础，否则，那种只顾及国情而不顾及实施计划生育的主体是群众的民情，实质也是一种把国情架空的做法，就决不可能行通。如果决策者能深刻地认识到此，那么，把人口过程视为是生物过程与机械过程的所谓人口控制论，即使是打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极至招牌“刮风”，也难以产生误导会导致决策失误的问题。其实，自然科学工作者对那个根本就不懂其自然科学涉及内容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也一直是未正目相视，分歧也愈来愈明显。现在，只要把不懂相关自然科学内容的那位“无知”者，在昨天与今天的所言放在一起，那么，一个以其昨天之矛戳其今天之盾的自相矛盾就彰显无遗。
紧缩生育政策，由于违背了多数农村地区育龄夫妇的可接受程度，违背了以人为本的大爱与和谐原则，其结果非但没能将生育水平紧缩下来，反倒酿成了1981-1982年间生育水平与生育模式的大幅反弹。全国总和生育率值从实施“晚、稀、少”降至1980年的2.24，回升为1981年的2.63和1982年的2.86；自然增长率从降至1980年的11.87‰，回升为1981年的14.55‰和1982年的16.01‰（见马瀛通著：《人口控制辨析论》，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5页），并竟以1975年的自然增长率15.77‰十分近似 ; 1980年的妇女峰值生育年龄段已升至25-29岁，两年后的1983年就下滑至20-24岁 ;导致第三次全国人口出生高峰提前了一年于1986年到来。在农村，1980年“紧缩”政策后， 1981年的全国农村总和生育率值，就从1980年的2.49大幅回升为2.93，1982年又进一步飙升到3.20。若总和生育率值假定反映了年度育龄妇女一生的平均生育子女数，那么，就可以粗略地认为：在强力推行“一胎化”后，全国农村已是普遍生育三个孩子，甚至平均生育第四孩以上的水平也已高达20%。实施“一胎化”把全国农村总和生育率值已降到的1980年的2.49，一下倒退到远还不如1977年的3.06。这种沉痛的教训，正如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中指出的那样：“如果稳步前进，巩固一段时间再发展，就可能搞得更好一些。1958年大跃进时，高级社还不巩固，又普遍搞人民公社，结果60年代初期不得不退回区去，退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1992年，对“左”的问题，他更加明确地指出：“‘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5页）。用之对照1980年把“晚、稀、少”紧缩为“一胎化”及其所酿成的后果，来认识这一精辟论述，才能深刻领悟到其所具的鲜明、直接、重大指导意义！
“紧缩”生育政策，使计划生育与人口控制工作，以及与此相关的诸多问题，都蒙受了不可低估的巨大损失。最显著的问题是：自终止实施“晚、稀、少”而“紧缩”政策后，计划生育仅在一夜间，就突变为人所共知的“天下第一难”，之所以有如此之称，其原因主要在于失去了多数群众的自觉行动和真心拥护，伤害了不少自觉实行“晚、稀、少”群众的心，从而失去了原应有的控制能力，酿成生育水平大幅反弹；二是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广大农民群众以不正常的方式抵制，“超生游击队”现象显现，出生人口素质必然要下降；三是经常性工作被“突击”工作或行政措施取代，潜存着不安定因素；四是避孕措施的自主选择被“一胎上环二胎结扎”取代，计划生育手术后遗症大幅增加；五是实施计划生育的主体，由群众的主动参与为主，被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组织的计划生育小分队，以“突击”执行为主取代，甚至动用了“四大班子”齐上阵，也达不到预想效果；六是出生人口虚报、瞒报问题从此产生，以统计“水分”来弥补完不成的人口计划现象已成普遍问题，人口统计的不实问题已影响到各种规划的制定；七是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也随着胎儿性别鉴定技术的扩散呈先城市、再城镇、后农村的梯形与量性加速叠加出现，造成性别结构问题；八是乡一级基层干部的一半以上精力都在计划生育问题上，人、财、物投入大增，但却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九是损害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以及工作作风；十是损害了计划生育在广大群众中的形象与在国际社会的形象。
始于1984年的所谓生育政策上的“开小口、堵大口”，只不过是针对“紧缩”后的政策，其所限定的计划终身生育孩子数只能为1.0而言的“开小口”，也即是使起反作用效果的“一胎化”政策，增加一些可行性的措施。这种政策上的完善对实际生育水平来说，丝毫没有一点任何“开”的含义。完善政策的方向与做法，无疑是完全正确的，只是“小口”“开”得太小，政策完善远不到位，而未能使其达到完全可行的问题。尽管生育政策完善不到位，但是稍加完善的政策效果，也要远好于竭尽全力推行的“一胎化”，这已为实践及其后多次的全国性调查数据所证实。坦诚地讲，在人口控制与计划生育，恰处“左”的一段时间的环境下，那时就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的王伟同志，确实是一位十分重视人口科研工作与成果，并善于用科研成果，尤其是创新成果指导实际工作的领导者。著者认为他已尽了最大努力，使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度过了“左”的干扰最为艰难的时期。那种以任何借口指责推行方法不当，都是人口学知识贫乏而又脱离群众，乃至是站在群众对立面的错误认识。只有头脑清醒而又亲身经历了这段历史的人，才能清楚地懂得若是没有这段完善生育政策的过程，其后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工作的窘迫、艰难与大失其色的效果，则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充分肯定这一时期的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工作，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然而，遗憾的是，那时竟有那么多的人口学者、统计工作者，乃至计划生育部门的领导者，因普遍存在着把“紧缩”生育政策，等同于是把生育水平“紧缩”下来的认识误区，所以，才那么“留恋一胎化”，甚至竟公然简单地误认为“开”，就是对计划生育工作实际效果的“放”，从而把实施效果的“正”作用与“负”作用扭曲，也即是把“是”与“非”颠倒，并以似是而非的这种认识，指责完善生育政策是“开了小口，也没堵住大口”。然而，此间的计划生育实践与数据均表明：所谓的“大口”、“特大口”都是“紧缩”政策“紧”出来的反效果。实际生育水平从来就未曾实现过“一胎化”，哪来的“开出来的小口”与“没堵住的大口”问题？就是这种似是而非论，不仅使上上下下那么多人产生了错误认识，甚至还影响了生育政策的继续完善问题。1980年，误导推行“一胎化”而随之产生的负面效果，竟被误导者将之扣在了1984年中期后的“开小口、堵大口”完善政策头上，并称之是导致了“人口失控”、“半失控”问题。只要把这种时间错位的张冠李戴问题，按时间顺序一划分，问题就一目了然。就会清清楚楚地看清，“人口失控”、“半失控”问题，是强力推行“一胎化”导致。那种将其错误地归咎在，为纠正这种误导而进行的完善生育政策身上，实质是一种恶人先告状。令人痛心的是，时至今日，还有不少人仍无正确认识，还在误把完善生育政策的正确抉择，当成是经验教训来记取，乃至还在影响着今天的人口决策，这无疑充分暴露了，人口学术研究水平的滞后性，以及对科学决策需求的不适应。针对似是而非问题，一位富有独到见地的清代中医理论和临床医术大家——陈修园，就曾颇为感慨地指出：“…似是之言，最为误事。治病如治国，国中不患有真小人，惟患有伪君子也。”因此，以史为鉴，对误事误国的“似是之言”、“伪君子”务必不能等闲视之。
尽管历经完善政策来抑制反弹，但因思想不够解放，政策难以完善到位，所以，直至世纪之交，才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对生育水平下降的影响，跃居为主导地位时，才出现了生育水平与生育模式的加速向“晚、稀、少”复归，才出现了继1980年生育水平久违的加速下降，直至降至更替生育水平下的低生育水平（内含出生性别比过度异常偏高因素）。
30年后的今天，回过头来再看这段历史，人们普遍都能清楚地认识到，实施“一胎化”，实际是一种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空想”，就是在今天，也仍无在全国绝大多数农村实施的可行性。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气候”下，能清晰认识到其危害性与巨大负作用者，绝对是极少数，实践与时间再一次验证了，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的格言。今天强调科学民主决策，就是要以具有整体、辩证、根本、本质、品质与品格哲学特征的中华文化为基础，从人性化、实际化、本土化、常识化、灵性化入手，通过发扬民主，听取不同意见，做到科学决策。科学民主决策的关键，是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达到科学决策的目的。科学是规律的反映，决不存在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因此，在决策问题上，决策者务必要认真听取少数专家的意见，尤其要听取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意见，只有按科学的认识过程，来认识科学，即通过充分而反复的论证，才能去伪存真，做到科学决策。
面对毫无可行性的“一胎化”，以及上个世纪末人口控制目标“12亿以内”，著者怀着一颗振兴中华的赤子情志，尽管只身力单，但作为一名深受近13年“文革”迫害过的人口与计划生育科学工作者，又是刚从海外留学归来的学子，面对那种不顾及民众呼声的“一胎化”，出于良知与职业的责任感，抱着一颗为民众主体甘当孺子牛的赤诚心，坚信“一胎化”问题，正是需要通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来在改革与发展中加以解决的问题，其中当然也包括体制问题与“文革”后遗症的影响问题。
“文革”一方面以所谓破“四旧”，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道德观念严重破坏，其产生的负面影响，别说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是至今也远未消除，因此，要使这些优秀的东西得以恢复仍需不懈努力。“文革”把“左”的东西与个人迷信推到了极至，亲身经历与目睹了这一浩劫时期的著者，始终认为“文革”是一个使中华文化与经济社会惨遭大破坏的国难时期，是对历史的一种倒行逆施。正是这种信念，著者才在那个“高压”年代，始终未书写过一份愧对良心的所谓检查，当然，为此也付出了不少皮肉之苦与精神折磨的代价。然而，就是在那个艰难岁月，著者仍旧逆势地抓机会学习，并以不断要有所新收获来鞭策自已，以求索知识的力量，使己在不得不强忍的沉默中得以充实。学习是为了明道理，道理不明则等于没学。在彻底否定“文革”后，著者炼就的那份 “独立”、“自由”思维定势，当然，就对那种“左”的极端作法深恶痛绝，而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则情有独钟。正因如此，才有了一种系关国与民责任感的无形驱动力，才针对计划生育中以“一胎化”为代表的那种“左”的政策与人口控制目标问题，认认真真地深入做了不知多少地方的农村实地调查，也不知对1982年人口普查与1‰人口生育抽样调查资料，做了多少日日夜夜的反复分析、研究、验证，最终才在确保万无一失之后，于1984年7月，撰写出那份研究报告——《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马瀛通、张晓彤）。
《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是一份与当时20世纪末人口控制目标及未来实施何种生育政策，迥然不同的供决策参考的研究报告。文中提及的梁中堂同志给胡耀邦同志的信(注：信访局转计生委的信)，著者在报告成文前后始终都未见过，但在张晓彤同志倡议下，才在要发出的报告上添加上此内容。文中所指其方案可行，只是指其方案中的“两孩”二字，而不是其整个方案中的任何其它，所以，才又明确地指出，梁中堂“提出间隔八到十年也很难行通”，因为梁认为实施其提出的方案，人口可以控制在远较20世纪末人口控制目标12亿以内更少的11.2亿。这就是说，梁提出的具体实施办法与人口控制目标，都毫无实施的可行性，显然，梁提的方案只不过是同一人口控制目标12亿以内的不同方案而已。马、张认为，只要实施的方案可行，无论是哪一种都要突破12亿。计划人口控制目标12亿以内的任何方案，都将因无实施可行性而注定要落空，因此，根本无从谈起受过其信启发的问题。国家计生委原政研处知情同志，对梁的无中生有说法一直都明确地予以否定。早在1984年，著者在关于《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的专家论证会上，就已阐述清楚了这一问
题（见马瀛通著《人口控制实践与思考》，甘肃人口出版社，1993年，第17页）。
马、张所建议的晚育加间隔可行办法，实质是指曾在全国城乡普遍实施了近10年而被终止了的“晚、稀、少”政策。该政策既为广大群众普遍拥护，成效又卓著，同时，还积累了相关实施的丰富经验。所言及梁的推算不准，一是指他人口数理统计知识欠缺，二是既指他所提方案要求两孩出生间隔太长不可行，同时也指其提出的人口控制目标不可行。所以，才从实际出发，提出了把人口计划控制目标12亿以内建议改为“左右”，把实施方案建议改为“如果允许农村在24岁生育第一孩后，隔四、五年再生一个，则有利于人口控制，又
较易为农民所接受。这个办法会在多数群众拥护、支持下把多孩降下来，使生育高峰趋向平缓……”（马瀛通、张晓彤：《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
可行与不可行是本质区别。开诚布公地说，把2000年末总人口控制目标定12亿以内，就不是一个从实际出发的可行规划，也即是在人口控制目标12亿以内，无论提出任何办法，都不具可行性。马、张提出的“晚育加间隔”办法，其两孩出生间隔只比曾达到过的水平稍有提高，且又是遵循《婚姻法》，而不把晚婚作为限定要求的一种措施。这一措施的提出,实质是建立在恢复20世纪70年代，由群众创造的“晚、稀、少”式计划生育基础上，其人口控制目标在20世纪末，也决不是12亿以内而是12.3亿，为留有余地而提12亿左右，因此说，此措施是一个从实际出发的可行办法。令人料想不到的是，研究报告《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竟被全文印发为《中央书记处会议参阅文件》 [1984]年21号（见马瀛通著《人口控制实践与参考》，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并受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与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等多位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与赞扬。
7月30日，赵紫阳同志批示：“我认为此文有道理，值得重视，所提措施可让有关方面测算一下，如确有可能，建议采用。本世纪人口控制目标，可以增加一点弹性，没什么大了不起”。
8月5日，胡耀邦同志批示：“启立、建秀、兆国同志：同意紫阳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份认真动了脑筋，很有见地的报告。提倡开动机器，深入钻研问题，大胆发表意见，是我们发展大好形势，解决许多困难的有决定意义的一项。我主张按紫阳同志提出的请有关部门测算后，代中央起草一个新的文件，经书记处、政治局讨论后发出”。
根据批示的精神，在请有关部门测算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在1984年9月23日至28日，召开了相关各界人士与多学科多部门专家学者参与的《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论证会，著者在28日做了题为《科学是规律的反映 实践是历史的见证》的全面答辩与阐述，既对与会者对报告提出的诸多问题做了全面的一一解答与阐述，也对报告涉及的测算等方方面面问题做了清清楚楚地说明，并当场做了演示，充分证实与确认了报告测算的准确无误（见马瀛通著《人口控制实践与思考》，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论证会直至再无新问题提出才告结束。
在那几乎是一个声音，也就在把2000年末人口控制计划目标12亿以内，及其为实现这一目标的“一胎化”生育政策，都视为是一个是否与中央保持一致问题的政治背景下，虽然马、张对提交的这份研究报告，无论在科学性、可行性上，还是在反映大多数群众的真实民意上，都确有十足的把握，但是在那时也不得不做好，因这份“不一致”报告而可能惹出“发生意外”的充分思想准备，即事前已做好了承受任何可能后果的准备。若在那时不是这样想这样做，则根本不会有人相信。足见，在一定条件下，坚信科学，勇于肯定应该肯定的，勇于否定应该否定的，也须摒弃个人得失，才可能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于发表见地独到的意见。然而，一旦一心为群众为国家考虑的研究报告，若是反遭迫于“一致”压力下，群众言不由衷的“反对”，或是反遭决策者在“一致”问题上的不理解，最大的悲哀也莫过于此，至于个人风险，虽都从最坏处想过，但却仍将之置之度外。
写此研究报告的目的，一是建议在广大农村恢复实施群众首创而普遍接受的奇效“晚、稀、少”政策，并以《计划生育法》将此作为一项生育制度固定下来，减少群众对政策稳定性的怀疑，2000年后，城乡都可以采用此政策；二是断定 “12亿以内”的全国2000年末人口控制目标无实现的可能，从而建议修改为12亿左右，尤其强调指出，若不实施所提“晚育加间隔”办法，20世纪末的人口控制目标12亿左右也难以完成。
今天，回首耀邦同志26年前的这一批示，决非是偶然。在其兼任中宣部部长时，就曾于1979年8月17日，对信访处作过这样重要的批示：“…那些默默无闻，但每天每时都在点点滴滴为人民办好事的同志，是深深受人尊敬的，也是值得每个真正的革命者去爱慕的；而那些威风凛凛专说大话瞎话给人民造成损害的老爷或少爷，人民心里是痛恨的，每个真正的革命者也有权鄙视这种人”（见马懋如《耀邦同志教我们做人做事》，炎黄春秋，2009年第5期）。足见，他的为人、做事，他的敬重与鄙视，他的提倡与反对，不正是建立和谐社会所应提倡与摈弃的吗？不正是耀邦同志有口皆碑的又一写照吗？
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一定要促进改革并适应改革的发展，一定要实事求是，一定要结合公共福利事业、社会化和各项社会公共政策来推进，否则，就将走向反面。误导产生的失误与后果，也为实践检验证实了这一点，然而，切切实实地认识到这一误导与失误，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所起的反作用与负作用，以及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不良影响，对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以及亿万群众造成的伤害，对改善政府职能、执政方法与工作作风带来的连锁不良影响，即认识到这一失误在不少方面都酿成了巨大损失，时至今日都尚未形成正确共识。
1986年7月18日，国家科委（宋健时任主任）就在《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研究报告，以及对其批示刚满两年之际，就把不分城乡差异的“一胎化”酿成的巨大损失与沉重代价，转嫁到为扭转与群众严重对立，而不得不进行的完善生育政策头上。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居然竟在其管辖的国家政府部门职能外，以题为《关于我国人口增长趋势的报告》[（86）国科发策字0502号]直送中央，文称：“很多科学家对近年来我国人口的迅速增长表示了极大的关注，纷纷反映意见。他们采用世界科学界公认的人口发展预测方法，对我国未来人口发展趋势作了定量研究，深感如不很好控制，将会出现严重的后果……科学家们纷纷建议中央要重申严格实行计划生育的国策，一刻也不能放松，重新审查当前正在推行的多种‘开小口’方案。看来，今后十年至十五年仍应坚持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适当照顾特殊情况允许生两胎，使总和生育率逐步下降。如能争取在1990年妇女总和生育率降为1.50，然后，保持这个水平到2021年，那么，到2000年，我国人口可控制在12亿左右（著者注：由坚持12亿以内反对12亿左右，到邓小平同志讲12亿左右之后，才首次改为12亿左右。），2021年为13亿左右，2021年以后可逐步提高生育率，其临界值在2.16上下，到那时人口将长期稳定在12亿左右。根据前几年的经验，只要全党一致努力，是可以做到的”。
国家科委[（86）国科发策字0502号]针对马、张的研究报告《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及胡耀邦等多位中央领导同志对此报告的批示，简直又是一次以“科学”名义对人口科学决策的误导。对此，著者在1986年10月30日，向中央又写了一份《关于当前我国人口控制与决策问题》的研究报告（见马瀛通著《人口控制实践与思考》，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报告从“控制人口的关键不是控制总和生育率”、“人口过程实质是一个社会过程”、“只有信任依靠群众路子才能越走越宽”和“只有实事求是才能严格有效”，这样四个部分加以澄清与论述。所谓“采用世界科学界公认的人口预测方法”，既一语道破了那位无知者把此方法忽悠为“创造性的探索”，在国外也是“新”、“所见不多”的真相，也是对其所用人口预测方法适应范围知之甚少，对1985年公开发表的人口预测创新数理模型截然不知的事实。哪里有什么世界科学界公认的人口发展预测方法？此报告能将一个以粗略指标——总和生育率值，作为控制量的预测方法抬到如此高度，只能表明其对总和生育率值的基本概念及其与人口预测结果的关系，仍知之甚少的事实。这些被国家科委称之为“科学家”者，竟在报告中说：“总和生育率因受1962-1975年人口生育高峰期间出生的近三亿人陆续进入生育期的影响而产生提高”。总和生育率值是一个排除了年龄结构影响的指标，怎么也不能说是，其受这次生育高峰期出生的近三亿人陆续进入生育期的影响而产生提高！称谓的“很多科学家”，怎么竟将作为控制量的总和生育率值，连其指标基本概念性常识都还没弄清楚？所谓“根据前几年的经验”，事实上是“官本位”的“一胎化”导致了生育水平大幅反弹，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受损等教训。面对如此的客观事实，所谓的“很多科学家”都非但毫无认识，也无愧疚、悔改之意，反而还要错误地坚持下去。从中不难窥见所谓的人口控制论专家，竟把事关全局的人口问题，硬要绑在误以为“科学”的人口控制论上而执迷不悟（如果在学术问题上，仍未认识到将稳定人口方法，应用于剧烈变动中的中国非稳定人口所产生的较大差异，则另当别论。），阿弥陀佛！决策再没受其影响。国家之大幸！人民之大幸啊！
研究报告《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及对其批示，现已过去26年，人口和计划生育的实践检验，不仅证实了《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这份研究报告的科学性，而且还表明，这是那个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改革求发展的一份典型科学报告与科学决策实例。批示充分反映了最高领导层，深刻了解实践，正视存在问题，认真听取不同意见，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客观实际出发，一切以实践检验为标准，高度认识中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差异性，以及多样性，高度认识城乡二元结构巨大差异，不但“一刀切”不行，就是“二三刀切”也不行，一定要因地制宜，勇于实事求是，敢于实事求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主体地位，尊重科学，注重客观实践发展现实，以及积极主张提倡开动机器，深入钻研问题，大胆发表意见的这种群策群力，科学民主决策，放眼未来的远见卓识。
这份研究报告反映的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求发展为准则；以社会历史责任感与职业道德感的良知，充分考虑计划生育的工作重点在农村，以及乡土文化社会特征所构成的城乡显著差异；以倾听群众呼声，了解民情、民意及民需，来关注涉及千家万户的生育民生问题；以尊重群众在计划生育中的首创精神，来建立适宜的生育制度；以创建生育文明，牢牢确立以群众为主体地位的计划生育与人口控制工作机制。
今天，清晰可见的是，这份研究报告及所受到的重笔批示，虽然一直是人口和计划生育领域，有着强烈社会反响与影响力的典型史件，代表着这一领域实践的正确发展方向。随着这一信息的传播，必将成为一个令全社会瞩目与对改革有着不可低估影响的史件。然而，批示虽因种种原因未能得以实施，但实践做出的最终答案，无疑则是为其付出了沉重代价，换取了沉痛经验教训。评估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与实施结果，所有数据都已证实了群众首创的“晚、稀、少”生育政策实施效果最佳，并与不和群众商议，也不进行试点的紧缩生育政策及其效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由于对紧缩政策造成的巨大负效应，因似是而非认识的困扰而仍没搞清楚，仍在束缚着人们思想的解放与实事求是，所以，恢复效果最好的两孩生育政策，仍步履艰难。
报告与报告不同，批示与批示也不同，关键是科学与否，以及是否经得住实践检验与反映了时代发展方向的脉搏。一份好的研究报告，必是集科学性、预见性于一身，重大学术价值、理论价值兼备，实践价值与决策参考价值兼顾的报告，当然，也是见地独到，给人以科学启迪和令人深思与换位思考的报告。可见，研究报告《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在那个思想尚未解放，实事求是仍阻力重重的时期，从科学预见性意义上说，仍具有创新意义和未来长远意义。
尽管紧缩生育政策，使中国计划生育与人口控制历经了曲折，走了不小的弯路，但是，在人口问题急于求成的环境下，因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终归还是从完善生育政策的角度，有了一定的改善。然而，这种改善，对降低生育水平及降至低生育水平的作用却极为有限。正因如此，“晚、稀、少”政策取得的第一个10年成效，仅从时间长度看，就几乎是在耗费了近20年的巨大代价后，才最终得以恢复。然而，从总体看，低生育水平在20世纪末期的取得，也不是因所实施的现生育政策起主导作用所致，而是影响生育水平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已跃居为主导地位之果。
今天，若以总书记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来重温1984年7月30日赵紫阳同志勇于纠正人口决策中问题的气魄；来重温1984年8月5日胡耀邦同志对《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研究报告给予的如此明确、如此具体、如此充分肯定、如此高度盛赞，就足以见证批示的字里行间，都映现出一个深入调查了1600多个县市，在人口问题方面，可谓是对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了如指掌。因此，对执行中的“一胎化”及2000年人口计划控目标，因有了广泛倾听群众呼声和认真的决策思考，所以才能勇于解放思想，勇于实事求是，勇于纠正存在的问题。其正直、坦诚、光明磊落与见不到任何官气的公仆形象，其有比较有鉴别，因地制宜地求创新发展，率先垂范地踏遍祖国各地所绘制的宏伟发展蓝图，以及心系百姓冷暖，高度重视民生问题，尊重科学，以科学求可持续发展的伟人风范，都将载入中华民族跨入伟大复兴时代的史册。其大力倡导与弘扬的科学精神，是其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兴国，科学民主决策思想的鲜明写照，仍将对发展大好形势、解决许多困难问题，有着重大现实与长远意义。
1986年2月25日，马瀛通、张晓彤根据创新成果（马-王）M-W分年龄递进生育模型的测算结果，又撰写了《在多数农村实施晚育加间隔措施势在必行》的研究报告，此文又受到中央政治局会议的高度评价，认为值得高度重视（见马瀛通著《人口控制实践与思考》，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
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人口众多 , 各地区差异十分显著，这为人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中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现已发展到了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新时期，其标志是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已步入了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互动阶段。人口自身的量减与质增，或质增与量减的“三大”效益（自然生态效益，尤指资源利用，关键在节约与利用效率；社会和谐效益和经济效益），使人口的生存空间与发展，必将伴随着城镇化的重新合理布局与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而别具一格、独具特色。
城镇生育水平，1974年就已远低于更替生育水平，从而使全国城镇人口规模，在2000年就出现了负增长。伴随着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农村存在着的人口压力，即丰富的隐性失业劳动力，受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吸引而加速了“吸引型”的人口流动，这种人口流动，实质也是人口学指的一种迁移。在这种条件下，与其说是“吸引型”人口迁移，倒不如说是寻觅就业机会的农村过剩劳动力人口“压出型”的迁移。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也给经济结构带来了剧烈变化，而经济结构的变化又引发了社会结构的变化，从而也促进了城镇与农村一体化的发展。中国特色的迁移，其本身与带来的相关问题，不仅在呈累积性增加，也变得更加复杂，诸如在年龄结构上集中为年轻人，在性别结构上多为男性，从而引致农村人口的老年化与女性化问题，以及大、中、小城市的发展失衡，带来的进城农民工不能在城市定居下来问题，以及土地增殖差异过大问题，致使形成了不完全的城镇化问题和内需难以拉动问题。原城镇人口增速的剧减与转为负增长，随之，也为在经济高速发展与工业化过程中，增速也大为衰减的农村人口，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与迁移机遇。这不仅使城镇化水平加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大幅提升，也对启动城市反哺农村，大力改善农民生活、大力建设农村社区，积极改变农村面貌、提升农业机械化与科学生产水平，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计划生育成效带来的人口革命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使小家庭极大地减轻了生儿育女的各项支出，加之，经济发展带来的收益增大，生活水平初步跨入了小康，从而提高了人均生活消费、购买耐用消费品、增加储蓄率与参与金融产品投资等财产性收入方面的水平。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口问题，可以认为是部分传统人口问题已基本消失，并从与贫困做斗争中解放出来，计划生育成效对全局的巨大统筹作用，由此可窥见一斑。
四、 伟大实践不同凡响硕果与中华文化启迪
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步入了以经济建设中心的发展新时期，迫切需要人口的发展逐步从与之不适应走向适应，也即是对未来一定时期内的人口及其结构的发展，提出了较为准确的要求。人口过多，对加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来说，既有劳动力资源丰富有余的优势一面，也有充分就业困难问题持续时间长、压力大的一面；既有不利于持续加速提高社会生产率的一面，也有不利于持续加速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与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一面；因此，人口过多，对加速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改善人均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社会公共设施与服务水平、社会福利与保障水平等，都有着不可低估的制约作用。
在实施计划生育下，预测急剧变动的中国非稳定人口的未来发展，若仍依据以总和生育率值为控制量的那种罕见有准确预测记录的预测方法，那么，预测结果与实际的相差甚远，势必难以满足客观的需求。为满足中国人口控制与计划生育工作等方方面面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改善人口预测准确性与确保数据质量，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夕，两个人口科技工作者（马瀛通、王彦祖）在充分认识到，此问题与相关此问题的国内外学术水平现状后，尤其是从学习、掌握、应用西方人口预测方法，到在实践中发现其不足后，就在无任何科研经费资助条件下，针对那种一味简单地模仿而无创新的现状，只图为国争光、为中国人口学者争气，便责无旁贷地积极、自觉、自发、跨单位地组合起来，承担起此重任。马、王紧密结合原基础理论与在中国计划生育与人口控制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从探索新基础理论与相应方法论入手，克服了不少人为设置的重重阻力，并在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王伟同志的大力鼓励与支持下，历经一段艰苦不懈地努力，终于力排众议，揭示了西方人口预测数理模型的缺陷，不负众望地创立了相关新理念、新指标体系及方法论，开创了一条连西方学者都叫绝，并称之是他们长期为之探索而要寻觅的理论与方法，从而使其在反映客观实质与实际需求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并在国际人口学术会议上，赢得了普遍、高度盛赞，为中国计划生育和人口控制的伟大实践，结出了一个夺目耀眼、享有国际盛誉的创新硕果。
根据新理念创立的相关指标体系及构建的数理模型，既填补了数理统计分析人口学的空白，推动了学科的发展，也使人口学术水平大幅提高与深化，同时，还使其应用得以延伸、拓展，为多学科从各自优势，多视角、多层次地探索一定条件下的人口变动状况、发展趋势，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所起的不同作用，提供了再认识的新途径。反之，一定条件下的人口变动状况与发展趋势，也是诸多影响因素作用于人口的反映。
根基于中华文化，科学地认识与分析人口在天地间，即人口在气候、自然生存环境变化间，以及在经济社会发展变化间，人口受其影响和在交互影响中，所产生的有机有序整体变动，以及变动与诸因素的关系，既离不开对人口内在相关因素有机变动的把握，也离不开对外在相关因素影响人口内在相关因素产生变动的把握。在认识人口与相关因素的问题上，祖国的中医文化思想，启迪世人须清醒地认识，人类生存的地球，其自然生态环境与气候的变化，其中除人为因素致成的不良影响外，也有地球其它物质使之平衡的部分，更有自身变动成因和受地球之外空间变动，对它周期性影响的成因。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表面自然生态环境，诸如大洋、江河、湖泊、地貌、地下水、空气、土壤、草地、湿地、森林等植被，以及各种动物、植物等，都须尽力保护，这已是人类社会的共识。否则，人类就将为这种因人为因素酿成的自然生态环境失衡，付出沉重代价。至于人类经济活动，无论是对气候变暖还是变冷的影响，虽无可质疑地应尽力采取措施，减少其影响带来的危害，但所造成的影响究竟是大是小，还是可忽略不计，至今仍是现代科学的一个未解之谜。那种将一个时期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过于武断地都统统归咎于人类的经济活动与生活消耗，著者认为，不但证据不足，而且是言过其实。应该看到，在高生产力下，享受消费水平极高的部分发达国家，因过度消费而使资源消耗庞大，的确对可持续发展是一种严重威胁，因此，要么是抑制其人口的合理规模，要么是适当地抑制其过度消费，可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与发展，显然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中国的未来高速发展，是在其悠久历史和博大精深灿烂文明文化基础上的发展,这种发展的底蕴丰厚而坚实,其势必锐不可挡。知识不等于文化，有了一定知识不等于有了一定文化。所谓知识经济，只不过是一种以现代科技为手段的局部实效经济,而文化经济才是一种包括现代科技为手段在内，以文化为基础的全方位、高效、协调，有系统特色的融合经济。须明确指出的是，相关学科在对人口问题认识上，或在引用相关人口问题的某结论上，一定要以不同的经济与文化为基础，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务必不要生搬硬套，一旦问题出在人口学范畴，那么，由此而产生的相关悖论也就难免带入其它学科，足见，人口学对相关学科的基础地位。
五、 “主动”与“被动”型人口转变对经济的不同作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个“器”，就是指工匠所用的工具，这里泛指工具性质的方法论。不少学科的发展，一般都主要集中反映在方法论上是否有新进展，尤其是现代科学，若在基础理论上有重大突破，时常伴随着新指标体系的提出，与相应指标体系数理模型的创立。因此，方法论通常是大多数学科最活跃的分支与发展的重要标志。数十年的研究实践表明：对学科来说，正确掌握与合理运用方法论的多少及其熟练程度，既是反映也是评估该学科研究人员分析研究能力高低的一项重要标准。所谓科研上的突出人才与拔尖人才，主要是指其在基础理论上是否有新突破，在方法论上是否有新建树，纵观人口学的发展，则尤为是这样。
近些年来，一些有人口学背景，数理统计分析人口学基本知识匮乏的人口科研人员，不在少数。这既是制约人口学界整体水平提升，也是制约这些科研人员学术水平提高的重要一环。须知数理统计分析人口学，是在一定条件下，对人口自然变动、机械变动、社会变动，以及稳定人口理论，从机理上所做的外在与内在定量描述和分析。人们常说“隔行如隔山”、“术业有专攻”，这对那些从事相关人口分析研究工作，但却又无人口学专业背景者来说，通常在尚未通晓人口学基础知识前，一般也只能做到照本宣科、照猫画虎。对稍有困惑的问题，不可能取得能经得住实践检验的成果，否则，人口学也就不是一门科学了。可见，凡无人口学专业背景而又从事着相关人口方面的实际工作者或研究人员，务必要补上人口学的基本专业知识，尤其是要补上数理统计分析人口学相关分析方法这一课。
始于“二战”之后的人口转变，首先是战败后的日本，因在一段时间内，人民生活陷入了极度贫困状态，从而迫使家庭不得不对生育子女实施主动生育调节。加之，政府又对此采取了多项积极政策与财政上的支持，所以，仅用了十几年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花费了约半个多世纪，才使其人口受经济社会发展影响，而实现的同阶段人口转变，从而对其经济社会发展起了巨大促进作用。伴随着社会民主改革与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日本生育水平的急剧下降，就未出现过任何回升与反弹。若从经济发展水平与年龄结构变动来看，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日本则是一个从“未富先老”的发展中国家，迅速跨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一个“先老后富”典型。之后，诸如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也越来越认识到，要加快经济社会的发展，则需对其人口主动实施生育调节，实现这一阶段的人口转变。这一阶段的人口转变，若对其人口主动实施生育调节，通常只需二三十年或稍长一些时间就基本可以做到，这样，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的人口，在此阶段的人口转变过程的极大缩短，势必则形成与发达国家迥然不同的人口年龄结构特征。
人口转变的阶段过程，以对人口是否实施了有效的人为生育调节，而分为“人为”控制转变型与“非人为”控制（“自然或自发”）转变型，或分别将其简称为“主动”转变型与“被动”转变型。对同一阶段的人口转变过程来说，“主动”与“被动”型，因转变速度的不同而分别呈现出快与慢、过程短与长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在一定条件下，则分别凸显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大不相同作用，而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对不同阶段人口转变的内因，也有一定助推或抑制作用，或起非稳定与稳定作用。
中国人口在“高增长”阶段实施的“主动”型人口转变，既是一个使生育率下降速度急剧加快、转变时间极大缩短的过程，也是一个极大减轻过剩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压力的累进过程。然而，在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相对较高水平时，不仅对生育降至低生育水平，也对低生育水平的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死亡水平相对稳定条件下，对生育水平的加速下降、较低生育水平的起伏波动，以及降至低生育水平后的相对稳定来说，伴之生成的年龄结构及其变动，就是一个以有序时间——年龄分布，来反映其变动过程复杂内涵的轨迹。因此，充分从人口的阶段转变过程，以及反映这一过程的客观年龄结构变动，来认识实施计划生育下，主客观的一致性与非一致性的显著差异，以及在经济社会发展达一定水平时，对内在生育动机的主导作用，这既是把握人口发展战略与人口决策大方向的关键，也是研究人口与经济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关系的重要启示与宝贵经验。
六、 不同规模类型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关系及解决途径
人口再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是两种不同的生产。人口再生产简单而笼统地说，就是指“一代”如何生育“下一代”。鉴于迁移资料统计的不准确之因，而在阐述人口再生产时，时常把迁移因素搁置一边不谈。人口再生产计量的时间单位，不是月也不是年，而是“一代”，并常以女儿一代人数与其母亲一代人数之比，来表征人口再生产的生育水平。人口再生产因是自身的再生产，人口的出生变动不仅与生育水平的高低紧密相关，而且还与育龄妇女年龄结构的构成差异紧密相关，但物质资料生产则不是，这是正确认识与分析人口自然变动，务必要牢牢把握的一个重要环节。不少相关人口问题悖论的产生，大多都与未从这两种不同生产的特征来分析问题不无关系。
历史的经验表明：在人口问题上，不少国家普遍存在的一大通病是，在经济发展顺利、经济形势大好时，往往把人口问题忽视，但在经济发展受挫，人口问题凸现时才重视，须知这是认识与解决人口问题的大忌，是十分值得记取的教训。人口再生产是一个强惯性系统，其惯性长度相当于这个人口的生命周期，即近乎相当于它的平均期望寿命。认识与解决人口问题，务必要从其过去来认识今天，从今天来认识未来，也即是务必要以科学发展的眼光来把握人口问题。
根据人口的强惯性特征与经济领域的“经济学原理”和“有效需求原理”，可把人口按其规模分为“人口过剩”、“人口适中”和“人口不足”三种类型。这种划分与短期内出现的“失业人口”或“劳动力短缺”现象，根本不是一个层面的概念与问题。然而，把因产业结构暂时的内在失衡，或金融等经济问题引发的短期失业现象，同“过剩人口”问题混淆；把因劳资、分配、福利等差异而引发的劳动力显著不同流向与流量，所致成的部分地区一时劳动力“短缺”现象，同“不足人口（劳动力人口不足）”问题混淆；把未来的科技进步与产业升级换代和农业现代化所需劳动力，同暂时的产业和农业现状所需劳动力问题混淆，即把一个发展中的长期问题和暂时问题混淆，却是屡见不鲜。之所以称之是问题，就在于其分别抽掉了从科学发展的角度，对“过剩人口”与“不足人口”的本质认识。人口过剩，是发展中的中国与发达的欧美国家，在人口问题上的根本区别。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由于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失业，或不得已而在生产力低的产业就业，或产业升级换代将吸纳不了客观提供的劳动力后备军所导致的失业，称潜在失业（Hidden or concealed unemployment），或称隐性失业（Disguised unemployment ）。过去依附在早已是多余劳动力的有限耕地上就业，使潜在失业问题很突出，也易于理解，如今，却只有从科技水平提高，减少“人手”的发展角度，才能分辨清楚。这种人口问题，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始终将是一个长时期事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
经济发展有经济的自身规律，人口发展有人口的自身规律，二者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不等于我，我也为不等于你，但二者相辅相成的关系却十分显著。一个国家一个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必有反映与其相应的人口分布，诚然，客观的人口分布状况，也是其经济社会发展结果的反映。在人口过剩条件下，控制生育率，虽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少生快富”，但控制生育率，“却是创造今天发展潜力所必须的先决条件”（安川正彬，1965）。研究与认识人口问题，只有把其置于相应特定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下，才能将其说清楚，得出正确答案。否则，单纯以人口来论人口，则无实际意义。此外，在作相关人口现象比较时，也务必要注意其间是否存在类比性。
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条件。从经济角度看，一定条件下的人口状况与变动，常被视为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另一条件下的人口状况与变动，常又被视为是受经济发展影响的一个重要结果，当然，也有一定条件下人口与经济的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关系。然而，人口也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特殊性质，即一定条件下的人口增长、人口分布、人口结构等人口现象，在可视为是人口再生产结果的同时，又可视为是人口再生产的一个条件。
人口发展过程，是建立在一定文化、生育制度与经济基础上的一个社会过程，掌握及运用计量相关此过程的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对正确认识人口发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深入研究以人为本的人口主体与经济社会的和谐、可持续发展关系，无疑对统筹制定诸项政策与规划，对开展相关人口方面的需求咨询服务，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此专著前三章及之后诸章节相关内容，对指导有针对性、目的性的收集、整理、分析、研究人口信息资料、文献资料，也有重要指导作用。
七、 学术正误争论焦点是不同人口控制思想的映现
“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1980年7月1日，一位自诩为人口控制论的专家，以尚未出版的《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一书的第一作者身份为该书做了<序言>（宋健），从中不难看出该“专家”，一是对人口学的一些概念内涵(诸如：“人口在生物学方面的老化速度，无论在工业发达国家或经济落后的国家中都大同小异。”著者注：人的个体生物老化，是指个体的人，从出生、成长、衰老至死亡的不可逆生物过程；人口的老化，既可以增加人口的出生，来降低人口老化速度或使人口年轻化，也可以减少人口的出生，来加速人口老化，也即人口老化是一可逆的过程，根本不存在生物学方面的老化速度问题。)及其人口预测数理模型所涉及的控制量——总和生育率值，可谓是连其基本概念还尚未完全搞清楚；二是对那时的中国计划生育实践与现状，可谓是基本还不甚了解；三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初期，仍对脱离实际的那种“左”的东西尚未根本转变认识。身为一名科技工作者的作者，却仍旧信奉着那种单纯靠政治权力而不是靠科学民主决策，来实施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也即是还在迷恋于过去那种从未有过好实效，以行政手段来运动群众的陈旧做法，还在坚持认为，在相关民生问题的计划生育中，只要强化行政手段就能强迫客观就范，实现其主观目标。
在改革开放前新中国的相当长一个历史阶段，以政治权力支配的经济社会，往往多是以主观愿望制定政策，以行政手段来控制实施，因此，导致事与愿违结果的客观事实，可谓是比比皆是、屡见不鲜。其间越“左”越“革命”的种种失误，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笑柄，但在那个政治冲击其它的社会氛围下，却是活生生的事实，因此，在那个时候要切实做到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也决非是件易事。“左”带来的失误，那时非但没人问责，还会从中反倒渔利，这即是在群众中广为流传的所谓“左”保险，它与一切从实际出发，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及其实践，不仅完全背离，还与制定社会公共政策的基本原则根本不符。这正是转入新历史时期的中国，须通过解放思想，以改革求发展来解决的问题。鉴于这位所谓人口控制论专家，仍要故伎重演地走老路来解决人口问题，所以，也就难免背离以人为本的原则而墨写出:“对人口发展这个生物过程的定量研究，”[1]“即使保持每年万分之一的增长速度，世界人口在10万年后将增长22,000倍，达到88万亿。全部海洋上都住满人，每平方公里上要住20万人。中国人口若保持万分之一的年增长率，10万年后，人口将达到22万亿，即每平方公里要住上220万人，这当然也是不可能的。对久远未来的后代来说，就是万分之一的年自然增长率也是不能接受的。” [2] 这不禁令人要问：难道这就是其所谓的“自然科学的渗入已经把定量人口学变成一门准确的科学了”？[3]好在这位所谓控制论专家也认为是不可能的，那么，以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不可能发生的客观事实来外推，显然是一种围绕所要表述的主题思想的故弄玄虚，其实这种作法，不是把人口问题戏说成为耸人听闻的问题，就是对正确认识人口问题制造麻烦，或是对人口问题的科学决策产生误导。正是诸如此类的价值观，才更能使人们深刻认识，今天坚持科学发展观的重大实践意义。
“不知而言，不智”，只要稍有一些生物学常识者都应清楚，任何一种生物种群的纯生物过程，都无一不受其它生物种群的影响与制约，都无一不受优胜劣汰自然法则、自然生态环境变化与气候变迁的影响，都无一不受相互依赖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影响。这就是说，任何物种的生物过程，都绝对不会有如此不着边际地蕃衍，更何况是人类自身的再生产！这种纯属子虚乌有的梦幻之说，可谓是学术上典型的贻笑大方实例。这种把人口的社会过程，误视为是一种离奇般的纯生物真空环境过程，着实令人毛骨悚然。当然，这种理念若影响到计划生育和人口控制问题的决策，就不难想象其后果的可怕。毋庸讳言，其论述不仅与迄今为止的人类发展史实不符，也与人口过程是一社会过程完全背离，更与中国从自己国情出发，以人为本地实施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目的，是加速发展，振兴中华，以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格格不入。
八、 不改善科研环境难再出“无名小卒”
在解决某一学术攻关与合作方面，须强调指出的是，一定要恪守是否具备解决此问题能力的原则，也即是要根据课题的需要来组织合作。凡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通常都是在研究人员敏锐发现了既往理论、指标，不能如实反映客观实践的问题时，这一问题其实从此时就开始成了他们自觉研究的对象。之后，历经持续艰苦努力及一次次艰辛攻坚，才使研究逐步深化而最终获取的。足见，有无创新或能否创新，首要的是有无发现这种问题的能力，然后才有怎么探索、怎么解决的问题。在学术水平及创新问题上，研究员与研究员之间，教授与教授之间，以及院士与院士之间，学部委员与学部委员之间，学术与研究水平差异之大颇为惊人，因此，在学术水平层次、研究层次与成果层次上，也差异悬殊、良莠不齐。有的个别院士或学部委员，其学术水平甚至还大不如少数的教授和研究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个别院士或学部委员，是在那个层次学者中的滥竽充数者，与一些教授、研究员所具学术水平，以及在世界学术前沿所取得的创新成果相比，实在是差之甚远。
创新者在寻觅合作者时，必然是以是否具有良好的学术道德、良好的人品，以及是否具备相关研究主题的研究能力为选择标准。凡经历过破解重大疑难问题的学者，都会从其研究过程得出这样一个共识，即在解决疑难问题的关键症结上，才能最深刻地感受到，需求一个能破解研究问题关键症结的人才，是何等之迫切！此种感受反映出的问题恰恰是，称之为人才的不少，而适应需求的人才却难觅，可谓人才贵在精啊！尤其是对创新研究来说，那就更是如此。不少研究单位，虽可称之是一个有一定学术与研究水平的团队，但就是因为缺乏精
才，而从未见有创新成果问世。创新要有创新人才，创新人才既指曾有创新成果问世的人才，
也指勇于探索未知领域，敢于肯定一切应该肯定的，也敢于否定一切应该否定的人才。创新是个人项目还是团队项目，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从整合出新的意义上说，创新有时是团队项目，至于是否能出创新成果，则取决于组成团队的个体所具学术水平。一般来说，若没有对相关专业知识的扎实基本功，若没有一个深厚研究成果积淀的基础，若没有一种高度职责感的敬业精神，若没有一个对所研究问题的全面、整体把握，尤其是若没有一种对超越思维定势的再认识，那么，就不可能有创新，创新从此意义上说，则主要取决于个体专业水平与素养。无论是一个研究单位还是个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创一流，一定要有一流的人才和一流的成果；一定要建立一种有一流成果为首席专家的顾问制；一定要聘请有一流成果的专家，来参与咨询与指导研究工作；一定要制定并实施一种在学中干与在干中学的双轨制人才培养规划；一定要充分调动科研人员提高自身学术水平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一定要建立一种以科研为中心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一定要坚持以难易程度划分的不同科研项目不同投入，重大研究课题重点投入的原则；一定要制定出以科研成果的质和量及其学术水平，来评价工作绩效，来裁决是否评聘，来决定是否奖惩或淘汰等的明文规定。
创新研究常常因为难觅所需的合作人才，所以，才最终出于无奈，而不得不独自承担。否则，就不仅是耽误时间，甚至是帮倒忙的问题。对此，惟有少数历经创新和对创新难有深刻理解的那些老老实实的科研人，才可能感受到或领悟到其中的苦衷。著名学者查瑞传教授对此就颇为有感地坦言：“真理是简单的，然而认识真理的过程是复杂的”（见《人口学百年》中“历史的共识——中国人口必须控制”，北京出版社，1999年）。这一语，道破了如何认识创新成果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本质。
创新成果问世的初期，大多数基本是尚处在不认识之时，然而，在历经比较鉴别过程而逐步对创新成果有了新认识，并为之惊叹不已，再之后，又往往认为所获新知、新结论，竟是如此之简单，可又有多少人认认真真地想过，为何在其之前却从未破解“如此简单”结论之谜呢？可见，看似“简单”的创新成果，那是在深厚积淀基础上，历经一个较长时间的艰辛、曲折理性探索，以及反复比较、甄别、验证之后，才终于升华而成。然而，在掺入不少人际关系与长官主观意志的体制下，因选才与评聘的公正被扭曲，从而使得每一项创新成果的问世，随即总是伴随着不同的是是非非的应运而生，真是应验了那句俗语“不出成果便出是非”。因此，在学风不正与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时常奏响的是无知者、忌刻者叶公好龙的“方寸深”，以及创新者对此嗤之以鼻，笃信科学发展必将翻开新一页新篇章的豪壮，这样一首与科学极不和谐的交织曲。
能出创新成果者，一定是那些有深厚学术功底，有高水平研究成果积淀，有积极主动职业行为品格与无私或少私科学奉献精神的极少数，否则，也就无所谓学术创新。创新研究不同于其它研究，它不是对研究对象既往认识的简单补充与完善，而是一种超越思维定势的探索之果。创新成果的一大特征是，令人耳目一新，给人一种全新基础理念。它要么是一种对既往认识与结论的否定，要么是一种更加符合实际的另辟溪径。根据新基础理念创立的方法论，则能清晰地从定量结果上，进一步如实地映现出研究对象变动的客观规律。可见，创新是一种新基础理论的创立，所以，也就需有非常规的特殊管理方式。管理要按学科发展的科学规律办事，管理的核心是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并以制度来用好、管好、培养好人才。人才是任何一项事业取得成就的关键，只有出一流的人才，才能出一流的事业，因此，首先要十分清楚什么是人才。只有搞清了什么是人才，才能分清庸才。观察与分析一个管理者对人才的认识，就能看出其是为做事还是为做官。做事的关键，是关心好人才，使用好人才、管理好人才，服好务人才，发挥好人才，为人才排忧解难。与此同时，还要把人才也分为不同层次，只有人才的分层次，才能人尽其才，事业才能有大发展。科学来不得半点虚伪，只有勇于创新者，才深知一项创新要由什么人来参与，以及如何组织实施，实践才能造就人才辈出。
唐代有句至理名言：“智者不为愚者谋，勇者不为怯者死，”就足以道出了其中的道理。这也是著者在捕捉到带有创新意义的问题信息后，为什么要紧紧抓住不放，为什么要结合实际反复对比研究，不断剖析、探索其症结，为什么要坚持与那些已意识到，并胜任这一学术前沿问题研究的志同道合者，通力合作的原因。正因为这样做了，所以，才从基础理念与方法论上认识到，稳定人口基础理论上的指标体系与方法论，在反映非稳定人口现象时，必然与客观实际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异。为尽力缩小这种差异，历尽艰苦努力，才终于在国内外首创了全新的分年龄初婚递进与分年龄分孩次递进生育率指标体系与相应数理模型。
与此同时，著者又在国内外首次提出：正确认识人口老龄化的前提，是人口规模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是否适宜，以及适宜程度存在的差异大小；以反映老年人口比例动态上升为主的过程，或以反映少儿人口比例动态下降的过程，或以反映老少比动态提高的过程，以及反映年龄中位数动态升高的过程，这些虽都称之是人口老龄化及人口老龄化过程，但伴随着引发现阶段人口转变过程的速度快与慢的大不相同，以及过程的长与短及成因的大不相同，所以，导致老年人口比例等指标动态上升与下降的成因，速度快慢与过程长短也大不相同；加之，经济社会发展相应水平与老龄化的产生、老龄化的速度及其过程长短的大不相同，从而使不同成因的人口老龄化及其速度、过程，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也大不相同。从不同人口老龄化过程映现出的这种作用差异，足以表明不同的人口老龄化过程，对经济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也因此而大不相同，甚至是截然相反。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引发成因与加速过程，是一个对经济社会发展起促进作用的正效应，从而首次充分肯定了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过程，创新了正确认识人口老龄化的基础理论与定量分析方法。
分析、认识不同人口的老龄化过程，及其年龄结构变动所起的作用，若是对其前提条件、生成原因，对反映年龄结构变动的构成比这类指标的局限性，以及对人口规模及相应年龄结构的变动趋势是否合理，都还未分辨析清楚，就照搬发达国家对其人口老龄化的认识，来审视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那么，势必就要普遍产生：中国的老龄化问题要较发达国家严重得多的认识。然而，著者十分肯定地认为，这种东施效颦做法，其导致的结论绝对是南辕北辙。这种悖论若在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初期研究中出现，可谓是在所难免，但在25年前就有了关于中国人口老龄化创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仍未弄清其老龄化过程的本质特征，实属人口学术研究的悲哀。
宋代有句名言：“学不博者不能守约，志不笃者不能力行”。为著写一本旨在满足从事人口学专业、统计专业、社会学专业、经济学专业与计划生育实际工作等人士，需要在不同层次上提高专业人口学水平的专著，著者遵古训博览了相关人口方面群书，耗时两年，于1986年草成了计达74万字的工具书《人口统计分析学》。其特点：一是将人口学主要涉及的方法论与基础理念融为一身来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分别通过实例与应用，把当今世界主要数理统计分析方法的计算条件、步骤，不仅做了具体使用说明，而且还分别对其优缺点及适宜条件做了评述；二是20世纪80年代，随着人口和计划生育实践的发展与研究的深入，又及时将若干既往指标体系与方法，存在不能如实反映中国实施计划生育后的人口控制成效问题，以及表征指标与客观实际背离问题，而加以改善或创新。这些有着重大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的突破性创新成果，都是根基于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实践所取得。因此，著者将其一并都一一囊括其中，拟作为1988年向改革开放10周年的祖国敬献的一份礼。鉴于那时传统社会属性的政治权力，仍对出版有着严格控制，此专著因层层行政审批而未能及时出版。1985年，著者作为一名唯一既无“长”字衔，也无职称衔的学者，因学术上的创新成果与对人口和计划生育的独到见地影响，而被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首次成立的人口专家咨询组破格聘为专家组成员，并有幸在1988年初，得到最令著者崇敬的一位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领导干部，即时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的王伟同志的大力支持，才终止了漫长的《人口统计分析学》书稿审查，交付红旗出版社，并于1989年问世。
著者对实践反映出的理性与实际不符的矛盾问题所做的揭示，也暴露出若干既往基础理念与方法，在反映诸如象中国这样急剧变化的非稳定人口时，不仅确实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与不足，而且在反映缓慢变化的非稳定人口时，也同样存在着理论数值与实际结果的差异问题，只是差异小而已，而完善或创新后的方法论则基本反映了实际。
友人张晓彤在得知《人口统计分析学》1986年5月已定稿后，随即有感而发，并集其众多友人于一身，写了一篇题为《无名小卒》的杂文，感人颇深。该文既深邃地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初期，为振兴中华忘我拼搏的那股劲，大义凛然、不卑不亢的民族气节，以及敢为天下先，不辱使命的豪迈气概，着实映现出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世世代代独具的那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优良传统与文化。同时，也睿智地指出了在求发展中，出人才与其体制不相适应的突出矛盾，确实发人深省，颇感改革不适宜出创新人才的体制的迫切性，颇感不拘一格选人才，任用人才的任重道远。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科学与发展中实实在在的一大永恒主题。只有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研究新情况，才能有的放矢地解决新问题，才能在这一永远没有完结的发展过程中，紧紧扭住科学这一加速发展的第一要素，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贯穿于以改革、科学地求发展始终。
九、 创新的无奖是对无创新的大奖的莫大嘲讽
《淮南子人间训》道：“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宠，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无大功而受厚禄，三危也”。这“三危”在缺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讨论与批判的文化氛围下，因科研管理制度与民主监督运行机制的不完善，加之，在较长一个时期，不知新中国是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浮躁与急功近利得以滋生、蔓延。在学术评论缺失的氛围下，一些科研部门受其影响的驱使，在对学术成果的评估与认定问题上，因情绪化主导而产生了错位，导致了在处置“功利”问题上的不公正，酿成的“三危”问题早已就不是个别现象，甚至在一些地方还成了痼疾。诸如：在科研工作中，出现的那种不肯下苦功夫的急功近利；那种图虚荣、图利的钻营与投机；那种一日复一日的碌碌无为，还要什么都有所得的“大锅饭”时代的市侩；那种学术上不求甚解，虽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但却总能与不同时期流行的政治、经济术语对接，牵强附会地编织出种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似是而非论；以及借风使舵，把学术问题也当作一种仕途手段来经营的“政客”；学了不少，肯于下苦功夫而达到熟练掌握与运用的不多；真有实才教授培养的部分博士，若再经自身努力和贤达的有识之士指点，那么，造就出确有真才实学的精才也将会不少，正可谓《论语子罕》道：“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反之，相应也不少。
著者深信，只有在深刻认识到，每一成果背后的艰辛付出后，才能感悟到科研者人生追求的价值观。科研者只有在反复认识中，才能形成与基本确立科学的价值观，才可能逐步彻悟到“为学大病在好名”、“业精于勤荒于嘻，行成于思毁于随”、“非志无以成学”、“知不足者好学，耻下问者自满”、“才饱身自贵，巷荒门岂贫”、“从来天下士，只在布衣中”的真谛；才能做到“人生万事须自为，跬步江山即寥廓”；才能在科研的道路上，克服那种浮躁而持之以恒，扎扎实实地求进取。否则，就会成为那种有其名而无其实的滥竽充数者，以及成为那种屡见不鲜的，把创新挂嘴上却习以书刊上抄点，网上摘点，将东拼西凑来见怪不怪的文章，冠以猎奇词语的炒作者，或以更新题目或封面，换个标签来重新发表者。
“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科研人员若能做到不被功利诱惑而独善其身，能从基本功抓起，能从自我做起，耐得住孤独与寂寞，把心静下来，学习，学习再学习，使自己知识的吸收、更新，常保持大于支出，久而久之，就势必修炼出科研者的人格魅力，养成独立钻研与思考的良好习惯，最终才可能成为解决学术疑难问题与创新的举重若轻人才。
出成果，尤其是出创新成果，若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底与长期的研究积累，则纯属是空谈。创新是基础理念的突破，谈何容易！科研的生命就在于创新与科学的预见，这一生命就是使命，也是科研的价值。否则，成果都是“马后炮”、事后诸葛亮，研究工作就成了虚设。若是能认识到学术研究是重在同中求异，而不是异中求同，百花齐放是贵在推陈出新，那么，任何科研单位，势必就应建立以提高学术水平为核心的多出创新人才机制。
创新人才之所以能出创新成果，必有其与众不同的显著特征。创新成果问世初期的一段时间，常见的是，一方面招致来种种非议，一方面是创新者对非议的一笑置之。此时的创新者，不是傲慢而是认真思考着在其研究过程，是否都曾对这些非议做过充分考虑，是否都已进行过确凿的否定。创新者正是凭着这样十足的把握，才有着那份独立、清醒，才方显出那份“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创新成果遭非议时间的长短，与对其从不认识到认识过程的长短相关，也即是与学术水平从提高到认识的过程相关。待学界普遍认识到一项创新成果的重大价值时，时间已过去许久，因此，学术创新成果得到普遍认同，具有显著的滞后性特征。尤其是在科学管理制度不健全的条件下，时常是不被冠以任何奖项的无冕之精典。然而，因其经得住实践与时间的检验，最终才以其普遍更新认识，在新层次上取得共识与广泛应用，从而把学科发展推向新水平。这既是对科学创新者的无形最高奖赏，也是对那些无任何创新性成果，却能获有形大奖的莫大嘲讽。与此同时，在历经历史与实践的检验后，也使未求甚解的个别“院士”与无真才实学，不懂装懂、眼高手低、乐于刮风与新闻造势的个别“学部委员”相形见绌，暴露出了体制与机制上的问题。
历经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延续与相应实践发展过程的检验，一度曾遭非议的创新成果，则更加映现出一种科学的魅力，更加映现出创新者为振兴中华的那种全身心倾注的身体力行。历史与实践反复告诫人们，认识有先后，对先知的创新，决不能因自己的不认识而否定或求全责备。否则，就可能会扼杀部分未来的创新者，酿成使之反成平庸，碌碌无为之辈的悲剧。著者之所以将《无名小卒》选作《附言》而同《风雨30年的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生涯感悟》（代自序）一并刊发，不仅冀能对开卷此书的读者有所启迪，顿悟到一切尽在不言中的无名小卒，那种追求科学的锲而不舍精神与无欲则刚的坚毅，也冀科研单位从中受到启迪，能建立一个以科技人员为主体，以服务于科研为中心的制度与管理体制，那么，净化学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珍惜人才，多出成果，多出人才，才可能有基本的保证。
十、 淡泊名利不待扬鞭蹄自奋是创新者的基本素质
近年来，众多学者要求著者再版20年前的《人口统计分析学》,以飨久觅此书的新老读者，不禁使已成老叟的著者思绪万千、百感交集。历经苦难磨练的著者，倍感珍惜来之不易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社会环境，所以，自步入科研队伍起，就立志为振兴我中华多出成果，尤其是要出创新成果，而始终不待扬鞭蹄自奋，更深晓淡泊名利是追求科学、做好科研工作应有的基本素质。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尽管近乎以玩命似的拼搏，收获了烙有中国印的一项一项首创科研成果，但“人海阔，无日不风波”。管理体制的不完善，不仅是造就有一流创新才能科研者少的一个成因，也是无真才实学者图名利而能取道世俗捷径的一个成因。一些人尽管学术水平低也不思进取，但却能在职称、学衔晋升上屡屡得手，这不仅败坏了职称、学衔的声誉，也败坏了正气与学风，因此，就更加凸显“大海波涛浅，小人方寸深”。那么，面对这种状况，对讲“认真”二字与专心致志于科研的人来说，怎能不经受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的锤炼？在历经长期磨砺后，如今再吟诵唐代白居易《太行路》中的“行路难，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复间”，以及于武陵《东门路》中的“从来名利地，皆起是非心”，就别有一番往昔人世沧桑与挡不住大江毕竟东流去的欣悦。
有付出，也有收获，有代价，也有升华。“知而不言，不忠”，著者经考虑再三,还是针对人口与计划生育分析研究中存在的空泛问题；缺乏基础理论而经不起推敲、立不住的问题；以及能把数理统计分析人口学中的直接或间接估计方法应用于实际，发挥其省人、省力、省时、省财特征而为数不多的现状。这些问题都集中反映出了结合本职工作学专业，以科学来指导实际工作，是当前人口和计划生育领域中的一个相当薄弱环节，即使是现正从事人口专业的工作者，不少也是人口学知识面偏窄。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相关经济、民生与社会的各种问题，无不与人口的规模、年龄结构、社会结构及其分布等密切相关，因此，分析研究其现状、变动及趋势的本质，客观上已成为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一个重要均衡基础。为此，著者认为，不仅应把当今那些历经实践检验而确实比较实用的基本方法尽收其中，还应把那些未收录的创新成果，以及应汲取的经验、教训，也都尽量不要遗漏地补充进来。著者根据这样一个架构，根据既往创新成果被认识的漫长过程，以及对原书诸章节的新认识，尤其是深晓“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之理，才对不少内容做了大量增删，重新修订；才又在增补了著者近期创新成果后,直言科研创新本身就具有“贤者不能使人知，而能使人思”的基本特征。一些章节，著者还以祖国中医学相关经典论述及认识，做了一些充实，这不仅是一新视角，同时也由此得出一些新认识与新结论，故以《数理统计分析人口学》问世，见证改革开放30多年来，基于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实践，把从学习、吸收、应用发达国家先进人口分析技术的过程，发展到了发现其不足，并跨入创新、填补空白，不断做出新贡献的过程。
十一、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跨入世界人口科学创新国家行列
关于著者汲取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实践的营养，在学术研究上取得的创新成果，在国际上也是创新而普遍适用，那么，以这些创新成果问世的时间为序，则分别简述如下（注：除出生性别比课题研究成果，因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而被要求评审与鉴定外，其它各项创新研究成果的学术与应用价值，也只能从对出生性别比研究成果的评审与鉴定意见中来甄别，这些创新成果更未做过评审、鉴定，但实践已做出或将继续做出中国学者在这一科学领域做出的创新贡献。）：
（一）、1984年，首次提出以总和生育率值为人口预测控制量的中国人口预测，是错误选用控制量的结果，从而提出所制定的2000年人口计划控制目标12亿以内，以及不分城乡差异的“一胎化”都无可行性，从而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晚育间隔”计划生育两孩政策，并以立法固定下来，人口可控制在12亿左右，否则，12亿左右的人口计划控制目标也完不成，同时，也对以静态“适度人口”来做区域人口规划提出了将反对意见。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决策问题上，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二）、1985年，著者在国内外首次提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过程，映现着的是一个对经济社会发展起积极促进作用的过程，是降低出生、降低死亡、提高期望寿命给民生与民族带来福祉，是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向理想规模与准静止人口发展的过程，是大好事而决不是问题，所谓问题都是错误认识而出的问题，从而开创了人口过剩条件下，重新认识人口老龄化的基础理论与老龄化过程的先河。
（三）、 同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1‰人口生育抽样调查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马瀛通、王彦祖针对总和生育率值应用于非稳定人口存在的问题，以及以总和生育率值为控制量的人口预测模型，存在的严重脱离实际问题，首次从指标体系上，在婚姻数理统计方面，提出了创新研究成果——M-W分年龄初婚递进率、总和初婚递进率值与分年龄初婚递进数学模型；在数理模型人口预测方面，提出了M-W分年龄分孩次递进生育率、分孩次总和递进生育率值、总和递进生育率值，以及分年龄分孩次递进数理人口发展模型。从而把国内外在这一专题领域的研究与综合分析水平大大向前推进，同时，也使人口预测科学与分析相关问题的准确性、科学性，都取得了长足进展。
（四）、 1986年，著者等把代表国际学术界研究死亡的最新与最高成果，通过优选、整合，在生命表编制中应用，既使以往的编制技术大为改进、完善，也使生命表的科学性大为提升，至今仍居世界领先行列。
（五）、1996年，马瀛通、冯立天、陈友华等，首次定量揭示了在无人为干预胎儿性别条件下，人类自身出生性别的变动规律，或称其生物属性规律。这一从“常有”（是指从显现的出生性别比观察）与“常无”（是指从不显现的，按母亲曾生子女顺序排列的自身性别次序出生经历，来观察母亲的再育性别比）的结合中发现的规律，在理论上否定了国内外长期以来，一直将出生性别比视为是独立随机事件的基础理论，从而创立了出生性别比是条件随机事件的M-F-C（马-冯-陈）基础理论，并根据新基础理论，提出了新指标体系，构建了相应数理模型。
1998年12月，这一成果以专著《出生性别比新理论与应用》出版，之后，就被誉为经典。以德高才厚，出语审慎而著称的中国人民大学查瑞传教授，在对这一成果历经长达三个多月的质询（实际要远超出此时间，因他一直关注着每一阶段成果与难点攻坚。）式评审过程后，做出的基本结论是：“……研究结论是清晰、明确、令人信服的结论”，基于这一基本结论，以他透视这项成果的内涵及对其来龙去脉的把握，坚信而言之有物地做出了这样严谨的评审鉴定：“运用这样丰富的实际资料，做出这样深入细致的分析，得出这样有理有据的新思路、新结论，这本身就体现了科学研究的真谛，……是一项代表正确前进方向的有重大价值的成果”。他对这项称之新理论的成果做出的创新意义评价是：“这个发现可以说是人口出生性别比研究方面的，一个突破和飞跃”，并将之引以为自豪地强调指出，这是“在国际人口学界提出了中国学者自己创建的模型”，（注：用于强调的黑点符号，是查教授在鉴定意见中特地加的标注。）为此，他感触良多，还颇为感慨地称道：“给我们开辟了新的视野，树立了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榜样”。
查教授是人口学功底极为深厚, 对基本概念与基础理论极为重视的不多见学者。他对由中国学者自己创立的M-F-C（马-冯-陈）基础理论与数理模型倍感自豪的真诚，他那浩然之气的鉴定与发自肺腑的感言，他那细致入微、言之有物的评审，犹如亲临了研究的整过程，让人切感其对此学术前沿问题的敏锐与感通，否则，决不可能有如此的鉴定。今天的中国人口学者，不仅要从查教授那里学习如何治学，还要从中学习他如何做人。查教授及像他那样学者的论文与著作，应是今天年轻人口学者，在专业上应选学的重要内容，否则，就是不正常现象。
著者对查教授所做的学术评价深深打动，亘古至今，常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难觅”，但查教授所做的这一鉴定，字里行间都令人顿生一股荡气回肠的感受。他是一位脱俗而跻身于千里马与伯乐兼备的少有贤达，做学术上的伯乐，他以科学创新为准则，从不以亲疏来定夺。这也是他为毕生追求与献身的科教事业，竭尽全力的另一种映现与写照，这不正是学术与教育界为人师表的典范吗?然而，对比之下，那些明知是千里马却不敢称之是千里马的妒贤者；那些明知是千里马却怕众人识出是千里马，而常散布是非来加以诋毁者；那些骑着千里马却称自己是千里马的“盗版者”；以及使用了别人成果尤其是创新成果，却只字不提其来源或出处的“剽窃者”，难道就都不汗颜吗？
（六）、2007年，面对国内外一致认定的中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长期人口负利随即将至的风靡一时、充斥媒体的结论，著者在搞清了其主要依据的来源后，则针对以年龄结构为基础，以其与经济生命周期互为作用而计算的盈余效应——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英文版学术杂志《China Economist》发表了题为《Family Planning Brings China Demographic Bonus》的论文。《China Economist》编辑部为此文专门加了编者按：“目前国内外的学者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批评渐渐增多，认为在未来不远的时期内，中国可能将拥有一个非常糟糕的人口结构。本文主要针对‘未富先老’、‘人口负利’等观点进行了重新认识，认为人口抚养比、人口红利等指标计算与实际情况有着背离。作者相信未来仍然是中国‘人口红利’急剧增长期。”此文指出了所谓的“人口盈利”与“人口亏损”（田雪原等著《老龄化---从“人口盈利”到“人口亏损”》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是一种似是而非论。首次从方法论与基础理念上，提出了人口规模与经济社会发展，要在趋向适应的前提下，才能正确地认识与把握年龄结构的应用问题，同时，还提出了年龄结构与人口规模，只要其变动过程是朝着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方向发展，即是产生人口红利的过程。这一结论的提出，既是一个与前者人口红利概念截然不同的人口红利（demographic bonus），也是对前者人口红利概念的基本否定。
著者坚定地认为，只要人口的变动趋势，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均财富的持续增多，就必有人口红利产生，因此，断定了未来的中国人口红利将与日俱增，并是实现21世纪跨越式发展的战略动力，从而为研究年龄结构转化基础理论与年龄结构转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十二、 创新呼唤创新体制
具有世界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问世为什么屡屡出自著者等之手，只有那些了解著者等是在何种不利客观环境下，下的是何等的苦功夫，付出的是何等的艰辛，才有可能意识到这决非是偶然，而是天地有情的赏赐。创新应具备创新的最起码条件，诸如，创新若是没有扎实的人口学理论基础与坚实的数理统计分析人口学基本功；若是没有对40年来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实践的深刻了解与认识；若是没有对市场经济下各种强烈的功利诱惑，能产生足够的抵制力，始终保持一份清醒的自律，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著者的上述的创新成果都有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关键是著者及合作者没有循规蹈矩而是按科研规律走了自己的路。书写这些的目的，一是旨在告诫后来者，创新不仅离不开实践，更离不开在深刻认识实践基础上，那种富有哲理与机理的“形而上”的再创造，只有这样，才能彻悟到大成若缺的意境，当然，也更来不得半点虚伪，否则，就是假创新；二是旨在告诫后来者，以“创新”、“居世界领先”，首次公开这样表述著者的若干成果，既是著者心中有数的反映，也是刻意以此种表述，对有其名无其实的所谓“院士”、“学部委员”，以及颁发的各种相关大奖，而给予的无情嘲讽；三是旨在告诫后来者，那种以计划经济下的行政管理体制来办科研，就难以有人专心致志地搞科研，科研有浓厚的行政化特征就难以办出科研特色。因此，如何认识与对待科研成果，特别是创新成果，是个学风与出什么人才的科研方向问题，否则，仍循行旧路则难以再产生曾经历过磨难时代才可能有的创新者，因此，才呼吁科研机构改革“人治”，以及 “与官相联系”的体制，建立以科学管理制度来管理科研的体制。与此同时，客观实际存在的问题也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尽管在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着种豆得瓜与种瓜得豆的“怪”现象，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常识，却道出的是一个人为改变不了的硬道理。正是为了使这种扭曲的“怪”现象不再复制，才有了上述如此直言不讳的感言。其实，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人生之短暂，你就是没有虚度年华，也没有碌碌无为，毕其一生的贡献也是极为有限，也颇令人甚感微不足道。然而，在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后，人们的客观认识的确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科技创新者的成果所发生的影响与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还远不如应用其成果者，那么，还会有多少科研者甘愿在科研中做最难的创新攻坚？所有创新者可以说都是真诚有良知的科研者，否则，就不会有创新问世。真正的科技创新成果，长期受益的是社会与所有应用其成果者，因此，对创新者实施一定的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都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因为奖励的是个人但鼓励与弘扬的却是一个事业与后来者，而少数根本无任何创新成果者，因钻了相关制度与体制的可乘之机而取了窍，戴上了“院士”、“学部委员”之冠，这实际也损害了科学的声誉。可见，科研管理体制务必要以科学创新为尺度，以改变了的经济基础相适应，否则，重视科研就是一句空泛无味的口号，甭说创新成果，就是一般高质量的科研成果也难出。做一名真诚有良知的科研者，只要付出大大超越了应该的所得，就将问心无愧而踏实！
在科研问题上，务必要遵循科研、行政职能分开，各负其责的原则；务必要遵循科研立项，须根据客观实际需要与具备胜任水平和能力为前提；务必要遵循资助的研究课题，须根据难易程度差异而不同，对有所发现的创新研究与在基础理论上有突破的研究，要敢于倾力集中支持；务必要遵循按立项标准如期验收，对无故不能如期完成课题的责任者要追究其责任；务必要遵循以专家评审的结果为准则，对不合乎立项要求或未达到预期研究目的的课题，须根据评审意见做出适当处理；立项课题务必要实施以贡献大小排序及取得酬劳的原则；既要防止不胜任课题的研究者充当学术负责人，也要防止兼有行政职务的研究者以行政手段按某长官意志搞科研，把科研庸俗化；要严防对研究成果的一般贡献与突出贡献不分，一般成果与创新成果不分，有成果与无成果不分，成果的多少与质量的高低不分，成果的社会价值高低与优劣不分，成果的研究难易程度不分；务必要设立以成果及学术水平为根据的首席研究员，来把握科研选题、评估水平与科研方向。只有这样，才能步入以科研成果为尺度评估科研人员绩效，促进科研工作发展的轨道；才能培养人才、出人才；才能真正弄明白一个科研机构是否有其独具的特色与优势；才能真正找准创一流、具高影响力与高知名度的基础与核心力；才能吸引外部高级人才，大大提升内部科研人员进取心。
著者坚信，凡恪守科研职能有抱负的科研工作者，必定都是工作积极主动而不计较或少计较报酬者，但在改革的时代，不断有倾斜性地提高科研人员待遇与收入水平，在以科研为中心的研究单位，仍是必要的。可见，只有在合理的制度下，才能切实引导科研机构人员一心一意地专心致志搞科研，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才能有利于老实人在勤思考、勤探索、勤质疑、勤鉴别的勤奋不懈努力中，锤炼出真知灼见的学术成果，使其在从事科研工作的无悔人生中少些遗憾。
走过的一段历史告诫人们，那些以略知一二，把眼睛和嘴巴紧盯住国情之需，把心专注地用在揣摩官之好恶的仕途升迁之需，只不过是打着国情所需旗帜的拍马是为骑马者。然而，在制度与体制不健全的条件下，就是这些从不顾及群众是实施计划生育的主体者，竟阴差阳错地成了名家。尽管时常依仗虚名，惺惺作态，但终归是立不起来的空口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自古至今，从来就是如此。对那些不懂装懂的不知为知者，历史的车轮必将把其虚伪的面纱碾得粉碎还其了本来面目，这就是科学的无情与科学的魅力。
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道：“士有妒友，则贤交不亲，君有妒臣，则贤人不至。”交友切忌妒才者，与妒才者为友，贤德者就不来亲近。在科研事业上，凡妒才者虽基本都是无任何建树的“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但他们却总是自我感觉良好，可谓是丢之可惜，留之又无大用。
科学研究与决策要靠人才，尤其是要靠拔尖人才。人才的脱颖而出，一定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妒才。要打破学历、资历、年限的条条框框；要凭能力大小、贡献大小；要凭学术造诣与真实学术影响力；要凭解决学术问题与实际问题的能力，尤其要凭是否有创新能力这样的标准与尺度，来不拘一格地选。关于建立以高学术水平成果为基础的首席研究员制的必要性，明代刘基就有过相关精辟的论述，其在《郁离子·主一不乱》中道：“为臣室者，工虽多必有大匠焉，非其画不敢裁也；操巨舟者，人虽多必有舵师焉，非其指不敢行也”。在科研领域，创新者毕竟是极少数的拔尖人才，这一客观事实承认也罢否认也罢，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有人利用权术虽已达其贪学术之誉的目的，但学术终究不是权术，最终也只能落个有其名而无其实。
人口科学决不是无章可循的科学，它是有坚实基础理论依据的科学，随着实践的发展，人口学的基础理论也在不断创新与完善。因此，在解决实际人口问题过程中，人口学也在不断的发展，只要基础理论扎实，方法论应用适宜，其结果就必定经得住实践的检验。
创新者如果有一天也能像奥运竞技赛场上的优胜者那样，能够在力尽艰辛，在苦尽而见其来之不易成果时，也能与立身之环境产生共鸣和互动式欢悦，由里及表的松弛一下身心，那么，创新就有了人性化的环境，人才就再也不活得那么累，再也不会在其创新成果问世后，非但“一无所获”，还要受到碌碌无为、平庸之辈的恶语中伤，或受到“勿骄傲”的忠告。
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积淀深厚而富于创新的民族，只要坚持以人为本地构建和谐社会的大环境，那么，以科技创新为首要动力的“高速列车头”，必将把复兴中的中华民族驶向繁荣富强的盛世。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尽管成就辉煌，人民生活都有了程度不同的较大改善，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不仅仍有着相当大的差距，而且自身贫富差距的拉大，也成了一个突出社会问题。因此，务必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人口将在本世纪接近15亿，人均水平还不高，远还没有值得骄傲的任何理由，远还与一个人口大国在世界的地位不相称。务必要切记中国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始终将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始终将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牢牢地把握住发展是硬道理的主基调，继续改革开放，继续以科学求发展，不断提高生产率，使中国尽早从一个大国发展成为一个强国。到那时，也只有到那时，中国才不愧为是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
计划生育实践推动了中国人口科学的发展，其研究之深度、涉及之广度，都可谓空前可观。一门具有中国特色人口科学的发展，只有抓好基本功，打好扎实基础，不图名利而只惟实，才能脚踏实地把学科建设好、发展好。强调中国特色固然有其一定的道理，然而，这决不意味着对西方人口学的一概排斥，而是务必要尽力吸收其合理科学成分为我所用，务必要对那些言必称希腊的民族虚无主义者保持一份清醒。中外人口学术交流，对促进中国人口科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少数不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情、国情及可行性的生搬硬套，甚至居然把牵强附会地应用国际社会某一惯常方法，冠以“世界科学界公认”、“最高水平”、“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来混淆视听、误导决策。误以为人口控制这一社会控制，完全可以照搬工程控制中的一系列定律来模拟人口的发展，这就难免产生误把人口数量同自然资源、生产力发展速度的关系，称之为“人口控制论规律”，乃至误称“控制人口就是控制总和生育率”。
科学是严肃的，规律是客观的。学术的尊严来自于实事求是的深入探索，来自于无私无畏的苦苦追寻，来自于严格而辨证的反复实践。提高自身学术水平决没有世俗取道之捷径，学术价值与科学价值，不等于金钱价值。真正的富有是文化知识的富有，如果一个科研单位连培育、追求科学价值观的基本环境与机制都没有或少有，科研单位就等于是迷失了发展方向，其科研人员自然也就不可能受到公平、公正待遇。我坚信只有建立了合理的科研管理制度，才能迅速形成扎扎实实的学风，才能认识到每一项创新或见地独到成果背后的艰辛付出，才能真正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德风与合理利益分配机制。否则，管理者身边总是围绕着部分“闲散”的科研者，而这些人就会举步迈向世俗之道，形成无成果者靠阿谀逢迎来得，甚至是不少得，而真正的科研者忙于科研也不会总围绕在管理者身边，但他们却是科研的中坚，这一问题务必要引起高度重视，此外，还有个别世俗者甚至是找别人替己写论文发表，来冒充成果求晋升；从而形成少成果及水平不高者为求晋升的拉关系，这不仅是一种自欺欺人，也是对真正做人做事者积极性的一种严重挫伤。
在学术问题上，无论是对己还是对他人，都要力求做到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这既是学术水平的体现，也是推动学术发展的动力。学术研究重在学术创新，善于从创新成果中学习，是提高学术水平的重要途径。学术创新虽体现在成果上，但领悟其成果反映出的学术创新思想则尤为重要。
今天，中国人口已步入了稳定低生育水平，全面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新时期。所谓全面统筹解决，就是从发展规律的远期目标着眼，从近期的阶段任务入手，全面、整体、系统、分步推进实施地解决，或说是治本的解决。稳定低生育水平，是一个全面强化基础，提升解决人口问题质量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使其年龄结构加速向合理转化，而不是向其反面转化的过程。所谓稳定低生育水平将导致年龄结构的严重“不合理”，那是在M-年龄结构转化基础理论未创立前的普遍认识，为此，本专著也将刚完成的创新成果——年龄结构转化基础理论与年龄结构转化，收录其中。
中国的“晚、稀、少”生育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那样的经济社会背景下，都能将1980年的生育水平降至逼近更替生育水平，那么，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人口素质都有了较大幅度提高的今天，尤其是进入生育旺盛年龄段的育龄妇女，已完全不同于那时相应年龄段的育龄妇女，特别是低生育水平的取得，主要是经济社会发展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已发展到跃居主导地位，这就注定了低生育水平的稳定，及其稳中有降的未来人口发展大趋势。因此，建立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生育制度，对于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加速发展来说，则是客观的必然。
生育制度建立在一对夫妻最多生育两个孩子的基础上，是合情合理的人性化政策之所需，也是国家指导与群众自愿相结合之所需。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城镇居民在“晚、稀、少” 的两孩生育政策下，都取得了20世纪70年代末基本是平均终身只生一孩的成效，而1980年推行 “一胎化”的结果，却酿成了生育水平大幅反弹的欲速不达教训。须知在低生育水平下，取消出生间隔限制是有利于人口规模控制的科学决策。现在重提两孩的生育政策，决不是放松人口控制而是加强人口控制，这是因为政策只是为达其目的一种手段，而手段只有合情合理，才能切实达到预期的控制目的。
然而，2009年12月出版的《新中国人口六十年》竟然指出：“面对人口老龄化和出生性别比偏高等一系列问题的挑战，学术界调整现行生育政策的呼声越来越高，很多人主张应该从现在起逐步放开二孩生育”（见李竞能、陈卫民：第21章“人口科学研究进展”）。若是仅凭这两种所谓“问题”或所谓“合理”调整人口年龄结构为由（著者认为：凡是以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偏高为由，而主张逐步放开二孩生育，都是从表象认识年龄结构问题的悖论；凡认为低生育水平下的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及其未来变动趋势将会不合理，而主张逐步放开二孩生育，也都是悖论。），提出把现行生育政策调整为两孩生育政策，实际上，还是误把生育政策等同于是执行结果来看待，而最终结果决达不到解决人口老龄化和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之所愿，更不是“合理”调整人口年龄结构。
强调建立必要的生育制度，就是制度问题至关重要，甚至是起决定作用，因为制度决定体制，体制决定机制，机制决定效果与效率。稳定低生育水平、全面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大方向与发展战略是完全正确的，因此，建立必要的生育制度是一种有力的保障。“制度是非常广泛的概念，它包括体制、机制、规则、法律、传统习俗和行为伦理道德规范等，它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是社会构成的基础。”[4]
当前，中国人口的平均期望寿命已超过70岁大关，因实施计划生育而使其生育率一直受到控制，从而使出生率与死亡率，都一并步入了发达国家行列。然而，因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并仍与发达国家经济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所以，工资水平也远不及。在初步已达发达国家少生与小家庭构成水平的国民，因基本已确立了小家庭的生活方式，所以，与生育子女相比，更强烈的欲望是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与社会福利水平，且呼声日益高涨。国民逐步开始向提高物质文化需求与提高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方面转化，但却因经济实力仍远不具备满足国民之所需，而使矛盾趋于增大。这恐怕是由人口迅速转变而带来的新问题，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大挑战，其解决要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改革，走民富国强加速发展之途径。
须清楚认识到的是，今天的人口问题与过去相比，无疑是一种幸运中的不幸，过去人口问题的不幸，是在经济尚未解决温饱问题下发生的，人口和经济问题两者的不幸都是绝对的。今天，在认识到人口问题，是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方位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全面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这既攸关着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问题，也攸关着又好又快地解决民生问题，从而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与人口发展所达水平的相应需求相协调。
中国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所导致的大、中、小城市功能作用与发展，呈畸形分布状态。在这样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下逐步加速摆脱了计划经济，高速度地发展了三十多年，然而，城镇化的进程却对城市的畸形分布状况改观不大，这将是影响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城镇化速度与启动内需、切换发展与需求模式的一个重大战略发展问题。多年来，春节前出现的特殊、棘手“春运潮”问题，只不过是这种不合理分布反映出的一种表象而已。因此，在城镇化进程中，按功能、资源分布，利用地产与房产等税制的调节功能，合理布局与加快中、小城市的建设与发展，既是解决亿万农民工进了城却难留下来的不完全城镇化问题，也是加速改善大、中、小城市规模不合理与人口分布不合理的问题，当然，又是解决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协调稳定发展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一个重大相关问题。
全面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还要统筹解决市场经济下而不是计划经济下，少数民族因族制宜的问题，尤其是地处边疆的少数民族人口的地缘文化融合问题，以及发展不平衡，发展基础差异大，而短期又难以马上消除突出的贫富差异及形成的相对弱势群体问题。反思生活、工作在这些地域的不同民族人口，由于生育政策长期差异过大，尤其是在生育政策影响生育率下降居主导地位时期，势必导致那里汉族人口规模的急剧缩减，使民族人口规模差异扩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将对边疆地区社会的长治久安与社会和谐带来问题。
全面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实际上就是以全面统筹中国特色的发展问题而使人口问题得以解决，其中万不可忽视的是文化特色问题。经济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一定要与文化的多元化及有序发展相和谐。
研究中国人口问题，一定要从人口自身发展规律的角度,认识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是一个，事关富民强国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全局性问题，而富民强国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又是对人口问题不断得以解决的统筹性巩固与发展。虽然从其它角度研究人口问题也很重要，但那都是从不同角度来认识人口问题的重要，而不是统筹规划解决人口问题。统筹规划解决人口问题是国情所需，人口问题不仅是计划生育问题，但计划生育却是一种解决人口数量增长过快问题的重要途径。解决人口问题，务必要认识到一定条件下的人口规模、人口结构、社会结构及其分布，是一定文化基础上的经济社会发展反映，而遵循人口与经济社会相互作用规律及人口发展的大趋势，主动使人口规模、人口结构、社会结构及其分布，向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加速转化，势必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不可低估的巨大作用。无论是在相关人口问题的决策研究上，还是在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做好实际人口工作上，都离不开对人口基础理论的学习与掌握。如果说基础理论创新难，不是大多数人所能做到的事，那么，学习、掌握与应用相关人口学基础理论，尤其是创新基础理论，来引导与做好各项具体人口工作，理应是最基本的要求，否则，就谈不上科学决策与科学指导实际工作，更谈不上工作的高水平。
人口科研单位的研究人员水平与整体的人口基础理论水平，既是其管理水平与体制的反映，也是其学术水平高低的一项重要标志。评估前者反映的真实性与准确性，虽可从科研人员所占比重、配备组合，相应制度建设与工作环境差异等来看，但主要取决其发表成果的质与量，尤其是质的水平，特别是取决于那些基础理论创新者（原创者）的切身感受及意见；评估后者的标志，基本可从公开发表的成果或具省部级的研究报告中窥见一斑，一个没有或少有科研成果的研究单位，只能说明其整体基础理论水平相当低而不能说明其它。著者坚信：人口基础理论研究，尤其是创新研究，因它来源于实践，所以，在诸多方面都反映出决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重要的是科学决策及解决实际问题需要。在人口科学研究上，中国早已从学习到会应用阶段，跨越到了创新阶段，只要浏览一下著者等的创新成果，就足以见证，足以洞悉其中的深刻哲理。人口科学是服务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门基础性学科，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使以前存在的和贫困做斗争的人口问题基本消失，但人口规模大的状况仍将是一个较长历史阶段，制约人均收入水平加速提高的不可忽视因素。加速经济社会发展的两大因素，一是人口，二是文化底蕴与科技进步，须知人口增长不会总像历史的过去那样，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积极的效果，时代不同了，只要具深厚底蕴的文化与科技进步，其产生的动力与涉及的领域才能形成立体而永持续性发展，人口的增长及规模过大，非但不会对经济社会发展有利，而且还将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力。1848年，穆勒在其《经济学原理》提出的人类对人口问题的认识终将要达到静止状态，今天在考虑人口发展的未来时，学习穆勒的“人口静止论”，探寻人类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正是当前应尽力做的大事。
纵观欧美发达国家完成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过程及其人口发展向准静止人口的逼近，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势必发展经济有着其广阔的市场前景。在解决过剩人口过程中，只有开拓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才能使人力资源的巨大潜力充分开发利用，而使自身得以充分地发展。也就是说，中国的发展务必要从还在继续惯性增长的13亿人口这一国情出发，这就涉及到在解决人口问题中，务必要尽力发挥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尽力解决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就业难民生问题，务必要从人口多的国情出发，在未完成工业化与城镇化之前的一个时期，务必要以稳定人民币汇率来稳定竞争优势的发挥，人民币升值将会冲击技术含量不高的民族企业，抑制中国的发展速度，将会导致经济泡沫，甚至将使中国发展受挫，可见，这是别国从中渔利、大获其利的一大战略。因此，务必要从大的发展战略来认识中国的人口国情。
今天，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史与人口发展的进程可以得到启示的是，只有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实事求是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作用，在解决人口过剩问题过程中，密切结合实际，不断理论创新，提高认识，才能站得更高，才能知己知彼，才能正确认识利弊得失，清晰俯视发展过程，科学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这本专著不仅是著者向以改革、开放、创新为动力，以跨越式发展加快振兴的祖国母亲，献上的一颗赤子之心，而且还是献上的一份从事这一职业生涯30年富含中国独创科技含量的厚礼。
本书在论述方法论的部分章节中，有的是直接引自国内外的相应原文(包括图表及例 题) 。凡涉及此类问题的地方，都在参考文献中给出了相应的文献书目或论文题目。鉴于时间仓促，没有充裕时间对本书进行充分、认真地揣摩，故的问世，内容难免有误和纰漏，不当之处，仍望不吝赐教。鉴于创新成果《年龄结构转化基础理论与年龄结构转化》仍有待进一步完善，只能在《数理统计分析人口学》第二版加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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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 马 瀛 通
2010年2月14日，于北京
附 言
无 名 小 卒
朋友，你一定见过不少赞誉棋盘上小卒的文章吧！说它首当其冲，一往无前，往往致对方老将于死地，但我最欣赏的，还是它那忘我的牺牲和扎实的步子。在我的朋友中，多是无名小卒。挑出一位，立一小传，或许可用来羞一羞士相的庸庸碌碌，煞一煞将帅的凛凛威风。
一九八五年底，在一次北京国际人口学术讨论会上，响起了一片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在国际人口学界已有多年没见到过这样的场面，没听到过这样的掌声了。国内外人口学界的许多知名学者被震惊了，被激动了。
“这是一个突破，了不起的新理论。”
“这是中国人口研究对世界人口科学的一大贡献！"
这篇《递进人口发展控制理论》 虽还仅是个简要的介绍，就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响和极大的关注。
早在一九五五年，美国一位著名人口学者就开始研究这个课题，至今毫无建树；在我国，华罗庚在与数学讲坛长辞之前两年，已着手研究，也未能获得成果。谁也没想到，谁也想不到，这个难关，居然被一个无名小卒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攻下来了。
他那扎实的功底，清晰的头脑，严密的思维和科学的推断，使人口学的专家教授们叹服；他的数篇论文以黑体字的题目出现于人口学术刊物上；他依此而创建的数理模型，直接服务于我国的人口决策，小小的卒子，竟然把车、马、炮甩在一边，一直拱向科学的皇城，去夺那金光灿灿的皇冠。
小卒摘下皇冠，功劳早有归属。成功的艰辛，只有藏在恭谦的笑容后面，才能招人喜爱；智慧的结晶，只有擦得不留痕迹，才是高尚的贞洁。
什么“喜爱”？什么“贞洁”？见他的鬼去吧！我只知道，那是拼搏的艰辛，那是血汗的结晶。在这里面，绝没有车路的笔直，也难迈士相的方步，那是他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千辛万苦，曲曲折折拱过来的。
他的起步，是在夏威夷的学习。一九八三年初，他凭英文底子赴美学习时，在人口学方面还是一张白纸。在短短的八个月，他从零开始，读完了几乎全部基础课。这八个月他不是在拱，而是在拼。有一位公认最勤奋的美国教授，数年如一日，走得最迟来得最早，但总是只看到小卒在拼，在学习，在钻研，从未见到他休息。忍了三个月，终于禁不住向小卒发问：
“你从不睡觉吗？"
我们确曾听说过一头长二脑，轮换休息而不睡觉的奇人，但小卒却不行，他要在凌晨打个盹。我在他家曾看到他到夏威夷四个月后的一张照片。他半靠在沙发上，两条棱角分明的臂膀从美式圆领衫中顺出来，支撑着单薄的身体，蓬乱的头发下，刀削似的脸颊上方，深镌着一双疲惫的但却透着顽强的眼睛。一位美国朋友，为之深深感动，在他即将归国时，带了全家拉他出去玩，这是八个月中唯一的一次。他后来告诉我，当他见到湛蓝的大海、闪光的沙滩、幽稚的椰树和雪白的棚房被五光十色的泳装所点缀，真是心旷神怡，宠辱皆忘了。他不无惋惜地说：
“其实我的住所离大海很近，坐车只需半个小时，若早知道那么美，每个星期都该去游个泳。”
我知道他只是说说而己，在夏威夷，他连中国人一到国外最急不可耐的购大件都不屑一顾。回国时买的两件还是托人办的，直到搬进家门，才知道是什么样子。他所珍贵的，只是那两大箱书籍资料。他一次次地不惜花费数百美金，把难得的参考书整本整本地复印下来。
自不用细说，小卒的学习成绩是优异的，本来再有半年，就可以拿到博士学位了，可小卒逃不掉小卒的命运，他辍学了，回来了。
这是为什么？是他见异思迁，还是打退堂鼓了？我要告诉朋友们，他中途回国，只是因为他写了一封揭发信，向国家反映某些领导在美泄密。这封信托人带回国仅一个月就“生效”了，那些人把信的内容又泄给了美国人，于是，由美国人出面，提出中止他在美的学习。卑劣的报复动机，没有几天就露了马脚，美国人为遮掩这肮脏的行径，又通知他可以延长在美的学习。小卒的骨头是硬的，他轻蔑地答复来人：
“请转告你的上司，我是中国人，是不由美国人任意摆布的！"
就这样，他忍痛辍学，提前归国。用小卒的话来说二“让我给他们留面子，甭想！"
朋友们或许会问，一个无名小卒，何苦这样“死性”？我说，那是因为你们还不了解他。
我和他的结识，是在一九八四年初长沙的人口学术讨论会上。散会回京，我俩在车上聊了一路。一路上，他几乎总是以一只手支撑着消瘦的下巴，臂肘托靠在小桌上，黑中杂白的乱发不时滑下来，随着车厢的晃动扫过宽宽的前额，似乎想抹平一道道深深的抬头纹。大概由于熬夜和抽烟，他的眼睛并不富神彩，只是作为思维的助手偶尔一转。那年他还不到四十岁，但无论是谁一眼看去，都会以为他已有五十上下了。不用相面算命先生指点，就可以知道，他的前半生是饱尝酸辛的。他告诉我，文化革命爆发前夕，他只是外国语学校英语专业的一个不满18 岁的学生，但由于发了几句江青、红卫兵的牢骚，就以“死不悔改”，被学校除名，遣送回举目无亲的老家―— 河北南宫。一年后他回北京，一无户口，二无工作，只好以拣垃圾，扛大个，蹬三轮为生。直到一九七九年底，这位无名小卒才作为最后一批，恢复了作一个普通人的权利，是义利食品厂的师傅慧眼识真人，把他推荐为一轻的电大英语辅导教师，并任电大教学班的班主任，他才有了自己的家，才有了工作的资格，后来，经考试又从事了人口工作。从平反那天起，他就咬牙拼起来，从那天起，他就再没有睡过一个整觉，再没有休息过一个星期天。
从夏威夷回来后，不到一年，他写出了七十多万字的《人口统计分析学》，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可是小卒越往前拱，离自己的将帅越远。他的拼命换来的只有排挤，只有嫉妒。近来，他已在给博士研究生讲课了，可他的学历，还是“初中”! 连被无端“开除”，失去的“高中”，都还没有光顾。
象棋发源于中国，这样的小卒在这样古老而伟大的国度里，一直是起不出名字的。那就让他永远无名下去吧！
唉—，可怜的无名小卒！
不，伟大的无名小卒！!
张 晓 彤（曾就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政策研究处）
1986年5月
注1、2、3：宋健、田雪原、于景元等著《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宋健1980年7月为此书做的<序言>，人民出版社，1982年。
4朱铁臻 ：《改革开放与中国城市发展》，《市长参考》No.11,2008年。
注1、2、3：宋健、田雪原、于景元等著《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宋健1980年7月为此书做的<序言>，人民出版社，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