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理想和知识分子立场[①]

 

徐兆寿

 

 

2009年11月下旬，因为要到上海去看望一位老师，正好赶上“纪念巴金先生诞辰105周年暨第9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召开，我便顺道参加。这纯属意外。我从未想过研究巴金。现当代作家诗人学者中，周氏二兄弟、胡适之、钱穆甚至梁实秋都曾在我的精神生活中占据过一段时光，并且至今仍然对我产生着无法形容的兴趣。“五四”时期的宣言、激情、愤怒、偏执、游行、牺牲乃至混乱的广场情景至今还是人们的兴致所在，我总是幻想站在那个时代广场中央的情景，仍然血脉膨胀，顿时感觉有一种冲动要撕破我的胸膛。那种感觉一如诸子百家时期的周游、争鸣、纷乱和自由，做一个世界公民，始终是中国学人所向往的理想之境。甚至使人想到古希腊雅典的广场与学园。巴金在那个激情飞迸的时代属于晚来者，与他的后来一样，仍然给我一个老实人的印象。

在报到的所有学者中，没有我的名字。这是个同仁学会，他们互相熟悉，互相握手，并且等待发言。唯有我的手悬着，唯有我是唯一的倾听者。我是一个陌生的闯入者。

在近两天的倾听和观看巴金的一些图片、手迹以及与巴金、冰心家人和亲友的交谈中，不知不觉间，一个遥远的、模糊的、简单的巴金远去了，而一个质感的、令人酸楚的、让人起敬的、活生生的巴金——仍然坐着轮椅、沉默中不时发言的巴金出现了。几天来，不论我默默站在他那张坐着轮椅的图片前，还是读他的《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抑或是倾听学者们的发言时，一个声音便传了过来：“我是被误解的”。这是巴金的声音，仿佛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过去读过的小说、散文、随笔从记忆中重新被拽起，从文字变成了一个形象，一种情景。噢！我原来如此熟悉他。他就像张欣欣所说的，一直在角落里坐着，沉默着，偶尔才会说话。但我必须申明，我对巴金所有的看法改变了。必须坦言，在陈丹青、韩寒等很多作家、学者批评巴金的时候，我赞同他们说了真了，在大学时的课堂上，当老师对巴金表现出“轻视”的时候，我也曾共鸣过。这大概是我从没想过研究巴金的最终原因。他不值得我花费人生的精力。然而，今天我也必须坦言，一个新的巴金复活了。一个作为时代作家的巴金在同样以写作为使命的我的生命中复活了。我要感谢这生命中的意外。我似乎理解了为什么陈思和、李辉和那么多的学者会去研究巴金，也似乎能从陈思和先生那自由、独特的文学史教程中间读出一个与此相应的巴金来。

也许在此之前，巴金作为一种权威存在，我，以及那些青年，对他表示了远离，甚至不屑——这是所有叛逆的青年对权威的态度——然而，在他离世四年之后的今天，他已不再是现世的权威，我离他倒越来越近。他被学者、亲人、友人以及所有他的批判者复原了。他正恢复着自身，恢复着他的亲切、朴素、真诚。而这，正是当下文坛和社会所需要的。巴金，从原来的庙堂回到了广场上，甚至正走进民间。

于是，作为一个陌生人，一个仍然以写作为命运的作者，向会议提出一个请求。我要讲讲我的真话，并且谈谈巴金的理想作为知识分子的立场与实践。

首先，巴金的被误解。从大学课堂到后来的阅读中，巴金始终是作为一个“五四”时代的作家出现，他的精神、信仰也始终是与“五四”精神相一致。他的《家》便是典型的反封建的代表作品。于是，他给人们的印象是与鲁迅、周作人、胡适之、陈独秀等一样立场的作家，然而，他没有那些人物光辉的战斗生活，没有他们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学问，他总是比他们要矮，甚至矮到了可以“轻视”的不聪明的老实人行列，矮到了可以将其忽视的角落里。他也的确沉默，的确老实，说自己的作品不好，甚至说他不是一个作家。人们沿着这样一种惯性与他相伴走过了很多年，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但实际上，他与他的大多数读者是陌路。形成陌路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将纷繁、开放的“五四”单一化、封闭化。在今天看来，“五四”不单单是一个只有鲁迅、周作人、胡适之、陈独秀、郭沫若、郁达夫等借鉴西方文化来启蒙、救国的“五四”，还是一个拥有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辜鸿铭、钱穆等改革传统和维护传统的“五四”，同时还是蔡元培那样中西共融的“五四”。但事实上，自毛泽东将“五四”运动从政治上定性为“新文化运动”以来，它就成为“反帝反封建”的运动，就成为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必然阶段。从那以后，“五四”就简单化、封闭化甚至教条化了，“五四”时期真实的面貌就被政治掩盖了起来，“五四”的多元化、无名状也就自然消失了。事实上，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很多“五四”时期的领袖也在重新检讨过去的“五四”，比如，鲁迅和周作人。鲁迅对后来青年人的不信任处处皆见，周作人也更为消极。“综观他们的思想，可以发现启蒙与反启蒙的两种思路是互相矛盾，同时悖论地存在着。”[②]这种对“五四”简单的理解来源于战争时期对文化的总结，但一直延续到现在。目前，很多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重新开始评估“五四”的学术价值。陈思和先生在在这次研讨会最后的总结中也说：对“五四”的简单化理解是现代文学研究的瓶颈，这个瓶颈一旦打开，现代文学的研究就可以有理论上的创新。事实上也如此，启蒙是“五四”的主流，但在这一主流之下的洪流中，不知有多少支流，而作为个性化创造的作家，又不知有多少文化、信仰上的特殊性。如之前研究冰心往往都将其单一化，后来与基督教思想结合起来，冰心的研究才深入。作为后来者的巴金就更不用说了。巴金的安那其主义始终被忽略，而简单地把巴金放在一元化了的启蒙的“五四”传统中了。被误解的巴金便始终成为鲁迅等的一个随从出现，似乎他没有自己独立的主张。

另一误解则是对巴金信仰的无政府主义。巴金称其为安那其主义。事实上，巴金的安那其主义是克鲁泡特金思想和中国具体情况的结合。它首先是一种否定的理论，它要否定“建立在不平等、不公道、压制及自利主义上的”一切“社会组织形式”，以及旧宗教旧信条，“总之一切不合理的、旧的，已经属于进化的较低级的东西都在否定之列。”[③]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还有梁启超、孙中山、周作、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显然，他们共同的理想是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乌托邦世界。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包括巴金在内，都是以暴力来反抗社会的不平等，但是，这种思想在三十年代之后基本解体，毛泽东等找到了社会主义，唯有巴金和一些理想主义青年仍然坚持无政府主义。此时的巴金，对早期无政府主义也开始了否定。他从暴力转向道德与教育。实际上早在1928年巴金就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1930年代，他又用多篇文章表达了这种观念。《我的幼年》（1936）、《灵魂的呼号》（1932）、《我的自辩》（1933）、《南国的梦》（1933）表达的不都是同一种声音吗？他还唯恐人们不理解，1935年他重申“我有信仰”（《〈爱情的三部曲〉作者的自白》，1935）。他反复强调，“我有我的无政府主义”。然而，自斯大林批判无政府主义之后，炮火也同样遍及中国。于是，我们看到1950年代对无政府主义的种种声讨，连巴金自己也抵挡不住批评，主动发表文章声明无政府主义的种种错误。大概正是这样一种政治运动使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成为一种反社会的主义而被打倒。此后很多年，也绝少有人认真研究无政府主义，没有人为无政府主义正名。冷战时期的中国正是封闭的国家，改革发放之后中国又是一个与西方世界对垒、对话的国家，面临着发展的主题，国家理念盛过一切。而无政府主义不正是与国家观念相对立的主张吗？谁会去认真研究呢。

作一些为深入的了解，我们就会发现，在各种无政府主义者中，巴金选择了克鲁泡特金，而不是巴枯宁，他宣称：“我愿意做一个克鲁泡特金主义者，这就是说我信奉克鲁泡特金阐明出来的安那其主义的原理。”大概是克鲁泡特金的道德拯救使巴金更为认同。从十五岁开始接触无政府主义，从此，就再也不能忘记。“我要是当年不信奉无政府主义，也许不会写小说。”但他又说：“我写人物，写性格，我不是为了宣扬无政府主义才去写作的。”他是矛盾的。他从成人之后的一切行为与无政府主义相关，然而他在中国的实践中又对无政府主义始终抱着一种怀疑的、批判的态度。他似乎与他自己的同志也保持了相当的距离。

他总是在矛盾中调整着自己。哪一个人的一生在一成不变的吗？哪一种理论不是在实践中调整吗？更何况巴金所持的信仰与理论在中国只是一种小小的支流，后来甚至被误解为国家主流意识的对立者。他说：“过去无政府主义反对爱国主义，但是我后来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并不是我要有爱国主义就有爱国主义，而是通过实际。”他的话与他的文字一样朴实，切合人的心路。

在一生的实践和来自对中国命运的思考，巴金的无政府主义显然已经不再是克鲁泡特金式的了，而完完全全是他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就像日本学者坂井洋史《二十年代中国安那其主义运动与巴金》中所说的那样，巴金到上海后，不管他的主观意向如何，他该投入的实际运动或有影响的组织早已不存在了。他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他对无政府主义在当时的一切充满了怀疑甚至否定，然而，他对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却始终不泯，于是，他不断地重新思考，重新确立无政府主义的理想、理论和实践。这就形成了他独特的中国知识分子式的无政府主义信仰。而这一点，除了他自己，谁能理解呢？

也是因为如此，批评他的人总是找不着他的主要弊病。他说：“现在看过的谈这一问题的文章，我总觉得没有讲清楚，有些文章不符合我的思想实际，距离比较大。他们要么回避，一笔带过，要么就一把抓住那个无政府主义，不分时间，不分具体场合，用来套我的作品和我的思想，结果套又套不住。” 

于是，我们又一次看到一个孤独的巴金，一个被误解的巴金。而这个被误解的巴金就是我在大学里和常识中接受的文学史里的巴金。我想，几乎所有对无政府主义不了解的人，都会持同样的简单的态度。

但是，在这次会议报到的那天夜里，我第一次读到巴金的《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突然间悟道，过去我们只知道一半的巴金，而另一半就在这本薄薄的册子里，在那些不为人注意的随笔中。巴金有与我们不同的信仰。从那样一本薄薄的册子里，我也明白了巴金的无政府主义是怎么回事。从简单的信仰克鲁泡特金到对托尔斯泰的赞美，巴金的一生事实上始终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们在教育自己的子女时并不告诉他们那是无政府主义，他们告诉子女，那是理想主义。是的，道德拯救并不只是西方基督教和克鲁泡克金改造社会的方式，而且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方式。巴金的这种信仰大概是他真正的精神支柱。他之所以在近80高龄时还能写《随想录》，还能讲真话，能忏悔，能批判自我与社会，也是这种信仰在起作用。他的无党派身份，他的不拿国家工资，他的俭朴与奖金的捐助活动，都是来自于这种信仰。暗夜里，当我重读他的《怀念非英兄》时，我不是再像过去那样看到的是一个老人对自己过去行为的忏悔和无情批判，那不是中国文化心态下老人的作为，而是一个有着理想主义情怀的无政府主义者对自己的价值审判。这才是事实。在那篇文章里，他总是一再地强调自己是一个只有文字没有实践的安那其主义者，他对自己的软弱总是怀着深深的歉意和自责，而在1986年，当他再次写这样一文字时，竟然成为实践，因为在一个人人都说假话的时代他站出来说真话了。

在参观巴金冰心图片展时，我看到一张照片：巴金坐在轮椅上，沉默着，目光里始终有疑问，甚至惊悚（时代的阴影始终不散），而在他的桌前，堆着几本托尔斯泰的作品。他要像托尔斯泰那样成为一个言行一致的道德实践者。

其次是他的知识分子立场。说起知识分子，大概是一个混乱的概念。在过去几千年里，知识被国家拥有，被一小撮上流社会拥有，被那些有钱有势者占有，于是，知识分子再同情下层，再低微，也仍然是少数人。但从近代起，知识逐渐传播向低层，知识分子主动开始向民间启蒙。到了现代，大众教育的实行，使越来越多的人都能接受知识的教育，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的盛行又使知识的载体无时不刻地向着人类的任何一个角落延伸。民间被激活。在这个时候，有知识的人就成了多数人。也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对知识分子的重新界定就成为当代思想界的一个话题。法国思想家班达和美国学者萨义德的知识分子立场在今天最引人注目，原因很简单，它切中了知识分子的时代弊病。他们要在泛化的知识分子中划出一条新知识分子的界线。他们的目的很简单，他们不仅在大众流行文化覆盖人类精神的时刻寻找那些可能会给人类带来新的觉醒的思想与代言者，以防止人类被欲望文化拖向堕落，而且他们还要在国家、政党、团体权利抑制甚至异化个人自由、人性的时刻发出独立的声音，以期阻止这种势力的蔓延，以回拨人类文明的指针。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梳理了整个的文明史，并且指出，知识分子永远是少数人，永远都要站在真理的立场上，替那些被损害的、被污辱的、不自由的、弱势的人群说话；要永远站在主流话语的远处甚至是对立面发言，他要让社会永远警醒。最后，他们要成为真理、正义的代言者。知识分子不是有知识的人，也不是有名的人，更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专家、学者、作家，而是具有罕见的精神立场，拥有清醒的头脑，是一个时代真正的良知和正义，甚至是一个时代长期被误解的人。他们不属于任何派别，不会为任何利益团体表达，他们只为真理执笔。

我们也许不赞同这种绝对的知识分子立场，但这样一种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正在世界范围内星火一样燃起，成为一种标杆，一种理想。是的，它不失为一种理想。今天的生态危机、资本危机、信仰危机等，都是知识分子在坚持批判中得到的成果。他们也许根本不是国家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而是一个世界公民，一个生态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鲁迅是“五四“时期罕见的知识分子，而在1980年代之后，巴金就是中国作家中稀有的甚至是唯一的知识分子。他的《家》、《春》、《秋》以其鲜明的“五四”启蒙精神打开了一个时代，加上他的《从资产阶级到安那其主义》，清楚地呈现了一个“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在整个1930年代，当其他曾经信仰过无政府主义的知识分子都纷纷转向其他的主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时，巴金是那个时代仍然在坚持并进行改革的最有影响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反过来批判从前的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下的暴力革命。他信奉的是另一种无政府主义，即教育和道德完善。他是孤独的。他站在了时代的远处，甚至对立面。事实上，他选择的教育与道德完善的道路与其说是无政府主义，毋宁说是人类文明史上那些伟大圣贤的救民之路。孔子的仁爱教育、佛陀的救世教育、耶稣的爱的教育，哪一个不是从道德的教育开始？但是，他对这一切都是矛盾的，甚至是无端排斥的。

1950年代，在大规模地批判无政府主义时，他也批判了。他认为，无政府主义在实践上是失败的。他在检讨。我认为在这个时候他仍然是真诚的。他同样保持了一种对自己信仰的反思。他孤独着。他与自己曾经的同志和自己的过去站在了对立面。当欧阳予倩、曹禺、梅兰芳先后入党，萧乾、老舍等也提出了入党要求时，也有人劝巴金入党，然而，巴金说：“这多年来，我自由散漫惯了，组织观念不强，看来还要努力。我想我还是留在党外的好。”[④]巴金有自己的信仰，虽然他对自己的信仰开始怀疑，但他对信仰仍然是慎重的。他是一个清醒的。也同样是矛盾的。

正是因为信仰的丧失，他无助了，他迷茫了。1960年代的巴金与大多数文人一样，开始说假话，开始批斗和揭发自己的同志。这是他忏悔的原因。1960年代末，巴金终于觉醒了，于是1970年代的巴金又回到了他的无政府主义的信仰中去。1973年，巴金面临命运的低谷，但在1974年9月，他开始翻译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先驱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从那个时期开始，他就与其他的知识分子走了另一条道路。他以他的无政府主义理想来审视那个非人的时代了。

从1970年代末乃至1980年代中期，巴金独具一格的道路开始了。他常常说，他是被误解的。的确，在那个时代，有谁会相信无政府主义就是理想主义呢？人们都以为巴金与其他作家一样。然而，信仰的不同导致了巴金必然与其他作家的迥异。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七十多岁快八十岁的中国老人还能站出来说真话。他代表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所可能达到的高度。今天，一些人批评巴金的真话不彻底，不深刻，这些批评应该说在更大的范围内是合理的，甚至是中肯的。相比鲁迅来说，巴金的确还缺乏必要的深刻和难以企及的勇气。巴金还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左右下的中国作协的主席和其他国家要职，身处这样的高位，巴金却达到了其他作家难以企及的真诚，对社会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假如我们把巴金与他同时代的那些老作家相比，还有比他更深刻更大胆的作家吗？

假如我们把他与他同时代的年轻人相比，他的锋芒仍然拥有青春的寒光。

假如我们把他与九十年代之后的当前作家相比，他简直就是唯一的。因为从九十年代至今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有那么多的作家处于失语状态，有那么多的作家丧失了作为一个作家的知识分子立场。2006年５月１５日，《南都周刊》刊登了《思想界炮轰文学界》一文，丁东、赵诚、崔卫平、傅国涌、邓晓芒等众多思想学术界学者向当下中国文学界“开炮”。他们认为，文学作品与中国人的现实生存的脱节，中国作家已经日益丧失思考的能力和表达的勇气，丧失了对现实生活的敏感和对人性的关怀，文学已经逐渐沦落为与大多数人生存状态无关的“小圈子游戏”。[⑤]虽然很多先锋作家们对此进行了激烈的反击，但这种“激烈”的态度恰恰暴露了他们并非不想发言，而是“不愿”或无力发言。2006年12月，德国汉学家在指责中国当代文学时说：“德国到处都有作家，他们代表德国，代表德国人说话，所以我们有一个德国的声音，但是中国的声音在哪里呢？没有，不存在。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基本上没有。鲁迅原来很有代表性。现在你给我看看有这么一个中国作家吗？没有。” [⑥]这一发言立刻在国内掀起了巨浪，虽然后来顾彬通过一些非正式的方式修正他的说法，但人们认为，这至少是一种判断，而且这种判断似乎正合前面那些学者们的观点。

我也是一个写作者，这两天在重读巴金时，我曾多次扪心自责：我能像巴金那样吗？我能有巴金那样的时代吗？然而我同样在问，即使拥有，我们还拥有巴金一样的坚定的理想主义吗？

巴金的知识分子立场不是简单的中国当下意义下的知识分子立场。巴金的知识分子立场正是基于完美道德实践下的无政府主义立场。他继承的是中国儒家的大同世界、西方古希腊圣贤的理想国与基督的道德世界，以及近代以来启蒙主义、无政府主义以些社会主义的理想。他有他自己的无政府主义，正如托尔斯泰有他自己的基督教和泰戈尔有他自己的宗教一样。然而，他仍然是矛盾的。巴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内在冲突就在于这种矛盾，正是这种矛盾使巴金的生命充满了张力，使他能够在耄耋写出无愧于时代的杰作。

而清醒的矛盾，也同样是鲁迅等很多优秀知识分子的内在特质。

由此出发，我们就可以还原一个真实的巴金，一个作为知识分子和理想主义的巴金。他的一切行为、文字和沉默便都释然了。

 

 

 

 

 

                                                         《文艺争鸣》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