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将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为8%。有些人认为，在金融危机距离中国越来越远的时候，8%的增长目标显得有些保守。也有人认为，随着出口和投资的恢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超过8%，经济增长速度过高则可能造成煤电油运全面紧张，资源环境无法承受，原有房地产泡沫无法挤瘪。定为8%，是为了优化GDP的结构性增长。

　　    去年，受金融危机冲击，中国提出“保8”目标，这其实是为了挽救经济危机，因为低于这个速度，好多地方就要停工，财政收入就会受到影响，就业问题就会更加突出。对于中国来说，在发展还不够充分，特别是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内经济回升基础尚待巩固的时候，保持合理的增长仍然是解决就业、保障民生最好的指标。

　　   数字本身是毫无意义的，关键是数字背后的意义，而要理解这个数字必须从增长历史中去寻找注脚。一场历时30年的“市场”狂欢，以及财政分权带来的经济领域的“联邦主义”，使中国享受了高速增长的红利，以至于政府与民间达成了一种显而易见的默契：政府许诺经济高速增长，而民间许诺放弃其他诉求。在相当程度上，它甚至是中国官方与民间共同认可的一部隐性“宪法”。

　　    不过，这部隐性“宪法”实际上暗含了这样一种协定：经济增长可以给老百姓带来普遍而且相对平均的福利改进。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经济增长的确具有这种特点，这也为经济增长成为一种新的“国家认同”提供了经验基础：社会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开发、发明创造、大量融资和增长来解决。

　　    然而，经济增长与福利促进的协定，逐渐变成了一种错觉。很多老百姓发现，增长的好处并没有“光顾”他们，也没有以一种可以接受的平均程度分配给他们。不过，增长仍然被当作一种政治任务和录用标准，考核着地方政府的“成绩”。于是，“招商引资”变成了发展经济的代名词。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这种情况还基本上限于沿海地区，之后则遍及全国。至今，很多地方政府仍然觉得自己的油门没有踩足。

　　    一个或一些地区踩足油门加速前进并没有什么，但当所有的地区都踩足油门加速前进时，中国经济超过8%的增长速度就不是悬念。如此，就会造成“缺煤”、“缺气”、“缺油”、“缺工”、“缺矿石”等现象。有些地区甚至仍然会掠夺未来的资源和环境，牺牲居民的福利，透支经济增长的“体力”。这样，资源的对外依存度提高了，环境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国家经济安全也急速恶化。

　　    当“出口——投资”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一些地方政府又转而寄望在房地产上。自1998年中国推行房地产改革以来，土地就以资本化的形式进入了市场。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以拍卖形式将蕴藏在土地资源中的财富取了出来，因而才有足够的财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个人通过人力资本的投资，在城市就业、工作，挣下“立足之地”。

　　    初期，土地的资本化使政府和老百姓获得了“双赢”。慢慢地，老百姓发现自己逐渐变成了“房奴”，“经济接纳、社会排斥”的现象层出不穷。不仅没有多余的收入进行消费，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也使他们“惧怕”消费，以至于当金融危机像病毒一样感染中国经济肌体的时候，内需不足的中国经济显得有些羸弱。于是，政府出台4万亿投资刺激方案，给中国经济施加一剂猛药。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资源约束越来越紧，经济运行成本越来越高，通货膨胀、房地产泡沫等风险依然存在，若任由市场发挥作用，泡沫会越来越大，给经济增长带来更大的风险。因此，中国需要进行战略目标转移，从“做大蛋糕”向“做好蛋糕”、“分好蛋糕”转型，注重经济内部的关系和谐。另外，经过去年一年的投资刺激，中国宏观调控的政策区间也开始收窄，没有更多的财力推动经济增长。

　　    因此，国家将经济增长目标定在8%，保持合理的中速增长，是对经济增长下滑的一种应对，是对经济过热的一种抵御，是实现经济和谐增长的一种导向。未来的经济必然是以人为本、以智为本的经济，居民需要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进行消费，特别是医疗、教育、文化等有助于增加“发展能力”的消费。否则，中国经济就无法实现和谐增长，同时也无法为未来的经济发展提供智慧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