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甘心总把脑袋租给日本人

华商报：听说最早你是想学中文的，后来怎么学日语了呢？

——因为我是“文革”期间上大学的，那时表格的志愿栏里只能填“一切听从党安排”，结果党安排学了日语。说实话，在那之前我甚至不晓得世界有“日本语”这个语种，以为日本人都像老抗战片里鬼子兵那样说话：“你的死了死了的！”以为日本人就那样讲半生不熟的中国话。

华商报：你本来想当作家，但最终怎么成为翻译家了呢？

——直接原因是因为学了外语，间接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没长写小说的脑袋。却又有些不甘心，不甘心总把脑袋租给日本人——无论村上春树还是川端康成——而总想自己写点什么。于是后来尝试写散文、随笔之类，逐渐受到欢迎。所以不谦虚地说来，我不仅仅是翻译家，也是“半拉子”作家。我想，一个人只要不放弃小时的梦想，总会做出一点什么。所谓心想事成，并非纯属套话，而是实实在在的真理。

华商报：那么，《为了灵魂的自由》的出版，是否圆了你的作家梦？其实大家有点纳闷，你已经翻译了村上38部作品了，怎么到现在才来解读村上的作品？

——《为了灵魂的自由》是我以随笔式文体传达学术性思维的一个尝试，较之学术专著，更接近文学作品。因此，说进一步圆了作家梦也未尝不可。不过作为对村上作品的解读，并不是由这里开始的，从二十年前翻译时即开始利用译序或短评等形式解读，但没有这次这么系统和集中。这次所以要出这样一本书，也是因为2009是个特殊年份。1979——2009，村上写了30年；1989——2009，我译了20年；1999——2009，村上在中国走红10年。我很早就想这样做一点像样的事，于是有了《为了灵魂的自由》，以此对我自己和无数热情的读者做个交待。

华商报：为什么给自己的新书取名“为了灵魂的自由”？听说主要是因为村上……

——2003年初我在东京同村上第一次见面时他曾明确表示：“我已经写了二十年了。写的时候我始终有一个想使自己变得自由的念头……即使身体自由不了，也想使灵魂获得自由”。实际上追求灵魂的自由也是其作品一以贯之的主线。或者说，村上所有的小说都是关于自由魂的故事。所以考虑书名的时候，我首先想到 “为了灵魂的自由”。但不仅仅因为这个，还出于这样一种考虑：在中国，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不少人已经把自己的肉身稳稳当当安顿在装修考究的舒适的公寓套间里——我们的躯体获得了自由，可是我们的灵魂呢？灵魂是自由吗？放眼周围现实，我痛切感到是到了安顿灵魂、看重灵魂的质地和自由的时候了！

华商报：除了村上，你还翻译过其他日本作家的作品，比如川端康成等。翻译他们的作品时，你会受意识形态左右吗？

——政治倾向总是要考虑的。举个例子，如果村上春树像另一位当代作家、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那样，我会如此执著地翻译他的作品吗？即使翻译了读者也不会买账，更不可能走红。

华商报：你翻译的作品让人感觉非常美。平时翻译的时候，你对每个字词、每个句子是不是都要特别推敲一下？

——翻译是雕虫小技。雕虫不同于雕龙，虫太小了，容不得太多的败笔，所以每次翻译我都尽可能字斟句酌，一再修改，从不敢率尔成章仓促交稿。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相比之下，商海弄潮腰缠万贯，或中原逐鹿称雄一方要男人得多，我的同学和朋友大多如此。

华商报：和日本文学打了这么多年交道，它们对你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哪里？

——相对注重对方的心理感受，注重落叶飘零和夕阳西下时的美感和其中蕴含的生命信息。

华商报：下一步还有什么写作计划？

——同时在青岛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散文集《乡愁与良知》，是我继《落花之美》后的第二本散文集。下一步准备写一部类似“《围城》第二”的长篇小说，写共和国时期的教授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