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得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说起。集中计划体制的弊端已暴露无遗，整个社会陷入普遍的贫困。由此，明智的领导人决定承认民众进行的制度创新，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三十多年来，借着人民自由权利的逐渐扩展，借着企业家精神的释放，及卷入全球经济分工的后发优势，中国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随之出现一个严重问题：经济增长的红利没有被相对均平地配置到国民中间，相反，贫富差距相当骇人，且日趋扩大。如用贫富差距指标衡量，中国恐怕已经“拉美化”。

    导致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当然是制度的约束。举例来说，在农民、市民对土地的产权未获保障前，政府借权力强行推进土地商业化，土地收益当然会严重地向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倾斜，农民、市民的权益则遭受系统损害。

    不过，制度变革迟滞还有理念上的原因。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设计变革方案的精英们普遍对“平均主义”深恶痛绝。他们本能地反弹到效率的一侧。他们断言，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是把“饼”做大。为此，必须追求效率。但他们忽略了效率的制度框架，于是，走向一个荒唐的结论：必要时可以暂时牺牲某些人的权利和利益。他们相信，只要持续把“饼”做大，每人分到的分量就会增加。到九十年代，这种信念演变成“惟增长主义”：经济增长可以包治百病。

    到了该抛弃这种短视的惟效率主义、惟增长主义的时候了。“效率”这个概念只能在私人企业层面上谈论，明智的治国者永远不会去追求效率、不会去追求财富之多寡。关于这一点，中国古代、现代均有伟大的治国智慧可供今人追随。

    首先看孔子。上世纪八十年代知识人在反思集中计划体制弊端、抨击平均主义时，总爱搬出孔子一句话作为国人偏好平均主义的依据：“不患寡而患不均”。其实，这些批评者从来没有准确理解其含义。此话出自《论语·季氏篇》，其上下文为：“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孔子所说的“寡”是指人口数量之寡少。春秋时代人口稀少，人力资源最为珍贵，贵族们竞相吸引人民——— 这与计划生育政策形成鲜明对比。所以孔子说，人口少不要紧，关键是“政理均平”。这是何晏对“均”的解释。朱子注四书则解释“均”意为“各得其分”。这个意思十分接近西人对正义的经典解释，优士丁尼《法学总论》第一句话说：“正义是给予每个人他应得部分的坚定而恒久之愿望”。而只有政府的制度比较公正，民众才有可能“各得其分”。

    至少到了董仲舒那里，“寡”就用来指财富之多寡。今人正是这样理解的。考虑到后面那句话，这一理解也完全成立。按董子的理解，一个国家，不怕财富总量寡少，关键是财富在全社会的配置是否均平、均衡。如果分配相对均平，或有巨富，但没有赤贫，整个社会就可以上下和睦，国内秩序就比较安宁，在国际上也可确保安全。反之，如果贫富差距过大，尤其是存在一个赤贫阶层，这个社会迟早将陷入动荡——— 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就是因此而形成的。

    由此可以看出，圣贤针对财富提出的治国原则，既不是平均主义，也不是效率优先，而是“均平主义”。它的意思是，政府必须建立合理的制度，并公平执行法律。政府应当把主要精力用于维护正义，如朱子所说，让每个人在经济活动、社会活动中“各得其分”。这样，财富的初次分配大体就比较均平。在此基础上，政府也可以进行适度的二次分配，以缩小经济过程自然造成的贫富差距——— 但圣贤可从来没有说过人人一律。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在现代语境中发展了这种均平主义智慧，这尤其体现于民生主义主张中。中山先生一方面主张发展现代工商业，但他未雨绸缪，又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以防范现代经济发展可能导致的贫富悬殊。当然，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作为手段是否合理、可行，自可进一步讨论，但民生主义思想深层的“均富”理念却是一种伟大的治国智慧。并且，它并非空言，而是已有所实现。2005年宋楚瑜先生在清华大学演讲中说，台湾最重要的发展成就不是“富”，而是“均富”。蒋经国先生执政台湾16年中，台湾民众财富平均增长11倍，而所得最高的1/5家庭和最低1/5家庭的差距，一直维持在4-5倍以下水准。

    大陆这十几年来恐怕在十几倍吧？如此贫富差距，乃是诸多制度不合理的产物，反过来则造成严重社会、文化、政治问题。不过，孔子、董子、朱子、中山先生已经指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原则，均平主义。问题仅在于，负有领导之责的精英们是否准备接受这种治国的智慧。

    (作者秋风，系信孚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