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子啊，悲惨的炉子！

 

这几年人们的口袋比较鼓了，活法也就发生了变化，客来泡茶早已不全是为了解渴，而是为了共享一种情调。

90年我到德国去的时候，还舍不得买的那种用各种各样的花瓣干制成的茶，前年到台湾，虽然价钱更贵了，但是，为了一点回忆，一下子买了许多。商家另送一个玻璃小壶还加一个磁座，里面可以点上精制的小蜡盘。尊贵的朋友来了，像德国人那样白天点起蜡烛，为花茶保温。其实那茶也并不特别好喝，不过是和朋友分享那德国式的甜味的芬芳。

那是唯有德国花园里露天玻璃茶室才有的气味。这虽然引起了好奇。但是，并没有给朋友留下特殊的印象，这多多少少使我有点扫兴。

我们是共过患难的，在浩劫期间，在一个小山村渡过了三年半的光阴。他说，我没有你那么稀罕的洋玩意，到我家来一点土的吧。

他用一个红泥小火炉点上木炭烹茶招待我。木炭发出轻微的爆裂声之后，火焰就渐渐由暗红变得发蓝了。望着那幽幽的蓝火，那透明的光焰抖动得那么生动，我不由得产生一种久违了的感觉。朋友不无得意地笑了。这笑容中的内涵只有共享过苦难经历的人才能心领神会。

第一次，和小火炉发生关系是在1970年1月，还有几天就是春节了。

华侨大学早已不上课了，教师同学都回家去逍遥。我还在上海，突然接到紧急通知：火速回校。从汽车上下来以后，才知道学校已经解散。所有教职员工都下放到山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我走向宿舍的时候，踩着沙沙作响的报纸和书。每一个房间里都传出来惊天动地的敲打声。床上的被子已经捆了起来，书架上只剩下了长满绿毛的浆糊瓶。收购旧书、废纸的小贩在阳台下面，叮叮当当地敲着小锣。我呆呆地伏在阳台上，看着全校掘指可数的教授之一，用秤称着二十卷的《世界美术全集》，和那个普通话都不清楚的小贩计较着分量和价钱。

三十年后回忆起来，当时的心情是：来不及凄凉：一切的感觉都为忙乱的收拾而麻木了。光是买绳子、钉子就反复跑了好几趟。

来到华侨大学，由于我那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习性，就九年一贯制地挨整。有运动，没运动都一样。我惊险而成功地扮演了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两大悬崖上走钢丝的角色，天可怜见，总算没有一回失足。

乍一听学校解散，不免一愣，不久就转而为自己的走钢丝的绝技妄费了几个左派同仁的苦心而自豪，外带一点阿Q式的欣慰：这下于我终于和他们平等了，不管老几，都和我这样一个只差一口气就变成牛鬼蛇神的家伙没有什么两样了。说真的，我早就巴不得离开这个差一点要了我老命的鬼地方，省得有些人看见我就为阶级斗争没有进行到底而遗憾；我也可以了结了在密友和得意门生面前忍受破帽遮颜面的历史。

出发那天早上，不紧不慢地下起了细雨。欢送的锣鼓声是夸张而空洞的，留守人员伸过来的手，我勉强握了一下，没有任何惜别之意，对方脸上的笑容似乎有一种宽容，但是，我在自发地露出一点和解的意味之后，立刻后悔不迭，马上把脸皮拉紧。

大家都很失落，我却因为失落得少而有点得意，多么想做出一点比他们潇洒的表情，但是，没有心绪。

我把脸无力地贴在玻璃车窗上，感受着发动机的颤动；望着那雨丝中的花岗岩建筑，意味着告别名字在大字报上被打叉的屈辱，但也标志着我十几年和大学联系在一起的梦想终结。

窗外的细雨闲闲地下着，和平常没有什么两样。

车子到达永春的时候，有中学生列队很热烈地鼓掌。

墙上的标语是“欢迎下放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闽南人非常普及的毛笔书法，我一向欣赏，哪怕是敌对派别用词凶恶的大字报的标题。

标语已经被雨水打湿了。墨汁发亮，每一笔都煞风景地淋漓着，不断地浪漫着。

到了德化，标语是同样的，书法却不济，墨迹更漶漫，纸都湿透了，纸角沉重地耷拉着。

大街上空无一人。一只瘦得出奇的狗望了我们几眼，抖了抖身上的湿毛，连应景的、好奇的意见都懒得发表。

吃了一顿红米饭，我听到自己被分配到戴云山区一个山村。出发之前，戴着黄呢军帽（团级干部的标志？）的县领导在食堂对我说，你去的上涌公社是这里“最大的平原”号称“小上海”。车子开到已经没有汽车路可走的时候，我才明白，所谓“小上海”就是两座山之间，一条大约有三四百公尺狭长的平地。公社就在用鹅卵石子垒成的围墙里面。石缝中长出颇为粗壮的树，枝干上湿漉漉地淋着水。

这里干脆连标语也省略了，自然也就没有什么书法留给我欣赏。

可是我的想像和联想却没有停止。

望着公社的卵石围墙，我油然想像起土匪窝，也许多少年前，座山雕之类曾经在这里盘踞。还没有想多久，自己就被这种亵渎性的想像吓了一跳。到了这种时候，还把神圣的公社和这样反动的念头联系在一起。

有几个人在供销社里抄着手发呆，离得很远，加上没有表情，看起来心灵更加荒漠。

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被唤出来迎接我们。此人热情地笑，露出几十个金牙。

他说，他也才从县里下放来。经他里里外外张罗了一阵，来了个年青的农民来挑我们的行李。我们的鞋底在山谷和独木桥之间和泥沙、卵石、尖锐的岩石互相折磨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来到了一个比较平坦的坡上。这里有几间平房。其中一大间是小学校一、二、三、四年级的教室，一个女教师把孩子背在背上用教鞭指着黑板上的字。孩子睡着了，头不断地往下歪，脖子时时刻刻有濒临折断的危机，我老是提心吊胆地回头张望。而那位女教师显然是很不乐意让戴眼镜的人看到她黑板上令她自卑的书法。就赶紧把字全部擦了。

于是我们就坐到一条最原始的长凳上坐下来刮鞋底上的泥。

围过来一群小学生。天气奇寒，他们一个个都穿着只有在这里山区才有的单层斜扣的半长黑色上衣。抖抖索索的孩子把火笼放在长上衣下摆里面，身上发出一种不是很好闻的气味。一个小学生指着那被缭绕的云雾截断了的山峰说，那里才是我们去“插队”的地方。我翘起下巴望着那海拔起码有 一千公尺以上的山顶，立刻想起了“白云深处有人家”的诗句，顾不得那诗意有了溜了醋的味道，就赶紧跟在挑着担子的农民后面攀登。

挑着行李的年青农民，显然是拿出了看家本领，故意健步如飞，常常把我们拉得老远，不时停下来笑嘻嘻地看着我们。

为了不让农民小看，我们奋力上了几百级陡直的石阶。当农民第五次回过头来时候，我已经把毛衣、时髦的棉军装都脱了下来，用一根竹竿挑了一担。年青农民望着我满头像蒸笼一样冒着热气的样子，狡黠的笑中有了几许赞许和同情。

行李被放在一座废弃了的祠堂里。

几十年前一个老太太死了以后这里就一直没有人住，墙根下长着绿色的、黑色的苔藓。大井里的草有的已经枯萎了，叶干都烂成了灰褐色甚至黑色的，有些却蓬勃异常，还有一株开出了鲜艳的小花。大厅上祖宗牌位还在，台阶上却零乱地堆着旧梁柱。跨过一堆堆显然是作为肥料的草木灰，我推开木板窗看房间，什么也没有看见，只闻到一股冲鼻的发霉的气味。如果硬要归类，那只能是属于棺材或者坟墓一类。这种不由自主的归类，又把自己吓了一跳。

我对自己的联想实在无可奈何。

许多年以后，我分析自己当时的情绪，才清晰地看出来，我在走向山村的每一秒钟都在增加着失望和沉重，我有意识的抑制，在潜意识里是徒劳的。

后来我们听说，两个公社干部在这里蹲点，只是在前天的大队会议上说：“又要来两个华侨大学的了。”农民以为大学教师都胡子白白的。一个小学生们看到我们年青的样子，就在我身边转来转去，追着我们念毛主席语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等到发现我们是华侨大学的教师以后，那个挑行李的年青农民就愤愤不平起来，说是，太没有面子了。

马上就有农民把新造好的两层木楼借给我们住。那房子全是崭新的杉木搭成的，在一片旧得发黑的农家房子之中，显得像白宫一样鲜亮，几步之外就可以闻到木头的香气。说起来真是一个建筑的奇迹，连一根铁钉都没有，不要说玻璃了；窗板也是木头的。往起一推，黑得像照相馆的暗房。一大堆小学生，兴奋得连课也不上了。主动为我们忙上忙下。

妇女们第一次看见那么远的来客，纷纷抱着孩子用土话评论我们。

还大声地笑。

我们当然听不懂她们的话，却明白她们对我们的一切，从毛衣的质量到牙膏的牌子，都充满了惊异。一个小学生翻译：她们最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不在春节过了以后再来。妻子老人不会反对吗？有一个女人说着眼皮都红了。

不久来了这个山村中年事最高的一位长者，也是穿着那种半长的上衣，下摆里面是火笼。他特地来问一件事。通过翻译，我才明白他要想知道的是：听说我们家乡比较平坦，究竟是怎么个平法。我想了一下，说：大概汽车开上两三个小时看不到山。他哈哈大笑。连说，开玩笑，开玩笑。你们这两个人不老实，不老实。

对于这位长者的想像力我无可奈何，也来不及设法取得他的信任。但是这个长者的孙子却为我们解决了在这个山村里生存下来的最大难题——煮饭。

楼下有个灶房，里面有两口直径差不多一公尺的大锅。看来平时可以煮几头猪的食料，农忙时足够用来招待几十个帮工。几个活跃的小学生送来了一捆带着树皮的木棍，还有一把油松片子。那油松片是半透明的，还发出香气。火柴一点就着了，冒着乌黑的浓烟。可是那锅膛是那么庞大，好容易把火点着了，开心地望着那木棍尾巴上冒出来吱吱作响的水。但是，不久以后，那火就无情地暗淡了，不可救药地灭了。一把油松都点光了，我们两个大活人不但没有把火点起来反而被烟火薰得泪流满面。

我们互相埋怨，孩子们哈合大笑。

有人送来了过年的糕和包着竹叶的米果，送的人笑得很甜，我们也无可奈何地陪着笑。互相对笑使得我们感到了几分温暖。

那些女人说，他们这样白嫩的手要练出做饭的工夫，恐怕只能在春节以后了。

第二天，我们就走到公社去，要求在节奏前且在公社食堂吃饭。起初一个老干部倒是通情达理地同意了。可是来了一个年青一些的公社书记，他显然不是军人出身，但唯一让人肃然起敬的地方，就是当时很时髦的黄色军呢帽，他一字一板他说，既然下来了，还是和贫下中农一起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吧。

这样神圣的语言，使我们义无反顾。

回到山村，来了一个中年人，中山装的口袋里别着一枝钢笔。他是那个老头子的孙子，在隔壁乡供销社当干部，那个老头子委派来的，他察看了一下锅灶，说灶膛太大，锅也太大。烧不热锅膛，就不可能点着火。你们才两个人，应该买了一个小火炉，用木炭煮饭，他有胃病，有时要煮一点点心，有这样的小火炉。他慷慨地把这个全村唯一的高级厨具借给了我们。这种小炉子也许和白居易所描写的那个红泥小火炉，没有什么两样。但我们却没有任何白居易式的雅兴。

临走时，这个中年干部叮嘱我们：这样的炉子，很单薄。经不起天天烧，烧坏了，要到泉州才买得到。他建议，今天就不要用了。先用淘米水浸一下，等到阴乾了，再用一条铁丝缚一下，就不会裂了。

这个深入林区的小山村盛产木炭，不过几分钟以后，追着我们念毛主席语录的小学生又把木炭送来了。木炭的质量很好，互相敲击起来充满金属的声音。

很小心地把它在淘米水浸透了，放在走廊上晾。第二天起来一上，炉于已经干了。遵照那位好心的干部的嘱咐，先用铁丝缚了一下。我们虽然手脚很笨，但是把木炭点燃的本事还是绰绰有余的。

望着那蓝色的火苗我简直感受到童年做游戏的快乐。

第一次吃着向贫下中农学来的学问煮成的稀饭，真有说不出的精彩。一些孩子又送来了这个村子特产的莱头（萝卜）菜尾。我们一边学着闽南土话，一边教他们普通话。一顿饭不知不觉就吃完了。

当我怀着革命者四海为家的豪迈情怀去洗碗的时候，却发现那炉子不详地裂开了一道很粗的缝。我小心奕奕地试试炉子的强度是否受到影响。才移动了一下，炉子就不顾那铁丝的约束，不可救药地土崩瓦解了。

我们悲惨到神经完全崩溃，小孩子们却快乐到像开庆祝会。

那个中年干部文刻赶来抢救炉子，但是他在哎呀哎呀了一番以后，表示无能为力。等他平静下来才说，炉子在水里浸了以后，要阴上三五大才真正乾透，你们才浸了一夜，白糟塌了炉子。

我们惭愧得无地自容。

然而，不久以后，形势突变，我们的手被好几双不同的手向相反的方向拉。

原来是全村的农民闻讯纷纷赶来援助。首先出现的就是那个老人家，他提前起码十斤的米糕交给我，摇了摇头说，你们这些人哪，就是喜欢开玩笑，做饭也是一件老老实实的事啊。在他的带动下，其它各家农民抢着请我们吃饭，我们的手臂都快被拉断了。后来达成协议，分自然村轮流。

山里人最隆重的礼遇是给于手工师傅。村子里洋溢着一股浓烈的节日气氛。离春节还差几天，这个村子却为了我们提前过节了。农村妇女做月子才喝的家酿的红酒，还有茶油从仓库里慎重地端了出来。我生平第一次看到，普普通通的萝卜、竹笋加上红色的酒糟居然可以做出十几种菜来。

我们做饭的故事，炉子的故事，成了饭桌上最好的下酒菜。

我们虽然不会喝酒，却把红米酒喝了个饱。那种酒初喝像饮料，可是不久以后，我们的脸就红得像关公了。这个典故在以后在附近的小山村里流传了好几年里。

春节过后，公社开扩大干部会议。我已经托人从泉州带来了两只小红泥火炉。

那个戴黄呢军帽的公社书记见到我，问，怎么样？和贫下中农在一起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的感觉怎么样？

我说，真是好极了。

他十分满意地说，我说嘛。这是你呆在大学里一辈子也碰不上的好机会。嘿嘿。

我忙不迭的点头，加倍地嘿嘿，嘿嘿。

他却忽然严肃起来，对着我的耳朵，拍拍我的肩膀说，听说你们第一次一把火烧破了农民的一口大锅。有没有赔偿人家啊。我说，没赔。他严肃起来：为什么？

我平静地说，不为什么。我高兴。

不管他多么困惑地盯着，我把手插在裤袋里径自走了。

二十八年过去了，那炉子的具体形状早已沉入了黑暗的遗忘之中了。

火苗却使我想起了当年的火苗同样的蓝色同样的透明。只是比起当年那只小火炉里火苗，实在不够生动。

但是我仍夸张地欣赏它，赞美它。

而且一点也不感到虚伪。

所有美好的感觉都是环境和心绪在那特定瞬间猝然遇合所创造的，最美的感觉都是不可重复的。

同样是红泥火炉中蓝色火苗，同样的从容，同样的悠扬，但是在失败中为孩子们嘲笑，又无可奈何地陪着他们笑的感觉是一去不返了。

拉开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之后，危机的迫切性淡化了，就使回忆从现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正是因为这样，回忆有一种功能：为逝去了的灾难渗入当时也许并不存在的诗意的情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