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载：“《睢宁县大众信用管理试行办法》及《睢宁县大众信用信息评估细则（试行）》于去年9月4日由睢宁县委全体会议通过，今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根据该《办法》，公民如果出现银行欠贷、闯红灯、欠缴水费等各种不良行为，将被量化扣分，评为诚信、较诚信、诚信警示和不诚信的ABCD四个等级，扣分情况将被定期公布。”报道中描述道：在江苏省睢宁县的官方网站，“第二批大众信用加减分情况”仍然挂在首页，公布了1928人的不良信用信息，也公布了1064人的优良信用信息。政府给公民信用打分，定期公布信用加减分情况，并根据个人信用情况区别对待，予以“优先照顾”或者“从严审查”。

　　睢宁县委的这一决定使我惊诧不已，我们面对的又是一个公权力入侵私人领域的典型案例。这使我想起文革时对一些有“不良行为”的人的公开批斗、游街示众。报道中所列举的银行欠贷、闯红灯、欠缴水费、不履行赡养义务、偷盗他人财物、利用网络短信信函诬告诽谤他人、党员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个人涉及诚信导致民事败诉等行为，其“不良”的程度，似乎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譬如闯红灯，属于触犯交规，按现在的制度安排，是由交警部门按章处罚；而银行欠贷、欠缴水费，那是银行、自来水公司与客户之间的经济纠纷，按现在的制度安排，应该由民事法庭来调解和判决；其他的，有的涉及刑事案件，有的涉及治安案件，有的涉及党纪政纪……不一而足。这种在既定制度框架之外“数量化”的“信用管理”，实际上所起的作用就是“网络示众”、“数字批斗”。

　　在“回应”中提到，睢宁的“大众信用信息评估”先后经历过社会讨论、人代会征求意见，召开座谈会468次，发放问卷52000份，征求意见21380人次，收到意见1210条，前后修改19次，对征集内容和分值的确定都是在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确定的，以此来证明其“科学性”。但是，要做定量分析，其科学性并非如此简单。像银行欠贷、闯红灯、欠缴水费……这样的民事行为，在动机上难道没有无意、有意和恶意等差别，而“量化扣分”通常只看结果。更深一层，这些完全不在同一量纲上的行为，怎么能统统塞进同一个评价指标体系中去呢？

　　我们常常愿意把人分成“好人”和“坏人”，其中“诚信”和“不诚信”实际上就暗喻这两个极端。现在，又把这与奖惩联系起来，A级可以获得“优先照顾”，C级则要“从严审查”，而D级就有“不予考虑”之虞。但是，假设有一贫困户有银行欠贷、欠交水费等“不良行为”，据此，在打分中有可能被评为D级，难道就可以在社会救助方面“不予考虑”吗？若是，与社会救助相关的法规政策又被放在什么地位呢？

　　综上所述，睢宁的做法是再次将“管理主义”扩大化，试图把其治下所有的子民都纳入一个统一的“管理框架”中，而“管理”的手段就是所谓貌似科学的“打分评级”，最终还实行“末位淘汰”——一些人正常的公民权利和社会权利都有可能被剥夺。更可怕的是，这实际上进一步扩大了政府的公权力，并深入到私域中进行简单化的粗暴干预。再说，其后果是否会引出更多的权力滥用乃至寻租设租呢？

　　在中央竭力倡导和推动“服务性政府”的大背景下，睢宁县委还是多考虑如何为睢宁的百姓做好服务吧。当然，如很多网民所说，如果给官员们制定一个“信用信息评估”的办法，并以老百姓的监督和投诉为打分的依据，哪倒是会深受欢迎的。不要把“官”与“民”混为一谈，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前者是“仆”，后者是“主”，主人给公仆打分评级，那才天经地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