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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平
当美国含巨额开支的医改方案在公开化和透明度很高的全球瞩目中被顺利推进且最终通过时，当中国的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在“以家庭为单位纳税”的社会进步过程中不幸搁浅时，我们不能不及时向中国改革进程发出警告呼吁：要防止既得利益阶层有意无意酿造阶级矛盾和阶级对抗，要重提邓小平同志“防止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深刻教导，要重温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以避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在难以逆转的阶级冲突中夭折。
这种呼吁，或许有人感到惊异，有人感到茫然，有人感到言之过重，有人甚至找不到任何感觉。果真如此，那就有必要撰写此文。
美国眼前通过的医改方案，是在60年前就已经酝酿的社会进步提案。这一被美国人民称之为“里程碑式的伟大进步”，之所以能在今天成为现实，其根本原因，在于中产阶级的壮大和普及，国内社会矛盾和阶级利益间的博弈趋于缓和的大背景。而当前中国则不同，其各项改革往往屡遭挫折的基本原因，恰恰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居民与既得利益阶层分享改革成果差别太大，各阶层利益已经显著分立对立，其相互矛盾又错综复杂。但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显然已经失去了类似美国60年酝酿一项民生制度改革的时间和机遇，她必须把60年缩短成10年、5年，才拥有更多空间健康发展，赢得世界。
几年前，笔者轻言轻语提醒过全社会：60后（如今含少数70后）这些改革开放后进入主流阶层的中下层管理者（包括科乡、县处、厅局三级和国企执行层经营层），他们最大缺点是不懂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这种惊世醒语，难免令世人惊跳起来：“什么年代了！还在提阶级斗争学说？”是的，要提。即便是13亿人全部惊跳起来，我也要把道理讲清楚。当今的中下层党员干部是在应试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有整齐划一的单一形式逻辑头脑，其优势是严谨，劣势是大脑不能急转弯，在重大理论思维上缺少智慧，显得有点笨。
首先，懂一点阶级斗争学说才能善于避免阶级矛盾激化并最终消灭阶级矛盾。其次，先进的科学理论要看掌握在谁的手里，如何用？不同的历史背景如何创新使用？第三，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只有不懂阶级斗争学说且又掌握着公共资源的人，才是不自觉酿造阶级矛盾和加深阶级矛盾的最危险群体。按我国现行政体考量，这个最危险群体“就在共产党内”。
如果中国中下层掌握公共权力资源的党员干部多数（包括国企高管和领导人）在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问题上均是白痴，那么，中国市场经济道路就会像英美一样曲折，百余年之后再谈还有没有发达和均富的机会。这等于是基本放弃了“特色道路”，走上了如西方一样挫折百年的雷同之路。
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适用于“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理论要点，主要包括：1，阶级的起源――贫富之间利益占有关系的固化，是阶级起源的不可逆转条件。2，阶级矛盾的起源――贫富之间利益占有差别无限扩大趋势，是阶级矛盾逐渐加深的不可抗拒条件。3，阶级斗争的起源――贫富之间因利益占有关系而发生的各种顽固保护或顽强争夺的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暴力抗争。
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处在创新层面的包括：1，探索有效制度避免和阻止阶级利益在特定人群、特定范围、特定团体被固化，在长期保持适度利益差别前提下（没有差别就没有效率，这是笔者反复强调的竞争原理），使具体人的利益差别拥有竞争机会的均等。2，探索思想理论文化建设针对人群中阶级情感隔离的现实，用有效途径达成阶级之间的情感大融合和志向大融合。3，系统研究并明确可逐步达到均富目标并消除阶级矛盾的各种政治经济学良性指数。
关于最后一点，我在《市场容量理论纲要》中有过初步中期设想，即尽早在我国实现占70％的人口数量成为就业机会均等、收入均衡的社会主群体（差别主要体现晋升过程和岗位变动的适度差别，包括具体人能上能下的利益差别），首先均小康，然后均富裕。在理顺多数人与少数人占有财富总量关系的前提条件下，允许15％的群体成为超富群体；而另有15％的群体，视为离不开社会保障的群体（难免智障残障或重病及天灾人祸事故）。上述设想的理由是：1，只要社会主群体能够缩小差别，阶级矛盾就会大大缓解。2，人群中绝大多数人的才干和能力，其实不相上下。若在同类中出现机会不均、分配不公的阶级差别，很容易深化阶级矛盾。3，必须保护少数有显著才干能力和贡献的人群获得显著利益差别，少数人有较大差别才更有社会活力。
群体间的贫富差别日益分化，而且是机会不均的差别被人为固化所造成的两极分化，是所有国家产生阶级矛盾、发生阶级对抗的总根源。
阶级斗争导致社会动乱的“原罪”，不在穷人一方而在富人和权贵一方。有史以来，这始终是个原罪无罪、现行有罪的难解问题。在中国2千多年的封建史中因上述问题无解，最终导致的是起义和战乱频繁发生。也使国人被潜移默化接受了一种封建文化：什么是与非、对与错？胜者为王！中国封建史充斥着农民起义、无数战乱和改朝换代。没有人能预防阶级对抗。
本月下旬，笔者在武汉中山医院照看生病的母亲，得空就在孙穗芳建造的孙中山立像前阅读基座上刻写的碑文。孙穗芳对中
我无权对孙穗芳的三民主义信仰评头论足，但我想到的是：为什么中
答案是：中
一个国家，若要避免激烈阶级冲突和阶级斗争，依靠和平、合作和仁爱的方式解决一切社会矛盾，其前提条件，并不是你信仰一个很博爱的“主义”就能做得到。前提条件只有一个：首先要防止机会不均、分配不公的阶级利益关系固化和分化，首先要从分配上消除潜在的对抗性矛盾。我承认，马克思学说并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万能学说，但是，它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是永恒的、不朽的。
再说美国，上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已建国一百多年。当美国中产阶级人数尚未增长到占人口多数时，其两极分化的矛盾群体则占人口多数。此时和此前的美国，社会动荡异常激烈，各种利益冲突导致这个国家动用大规模武装警军镇压民众反抗和暴动，那就像吃家常便饭一样。美国没有自觉运用科学发展观扶植中产阶级，而是中产阶级缓慢自然增长到一定数量时，才予正面肯定。这一过程，经历了一百多年的社会演变和财富积累，包括历次掠夺他国的各种战争。
不坚持科学发展观，安邦定国既艰难又曲折！
历数当今世界富裕的市场经济国家，其发展过程中曲折经历最短、发展较快的当属日本。它在面临两极分化的社会矛盾异常激烈时，主要是依靠解决多数民众就业难问题顺利化解了矛盾，也顺利扶植了中产阶级人口的普及和成长。但目前，日本的经验只有他一国能够实行：婚后妇女全部回家，只让男子就业。日本解决机会均等问题，不是着眼于提高就业率而是着眼于公平减少就业人数。用这种办法实现了无就业家庭为零，同时也创造了家庭就业机会均等，较公正地拉平了大多数家庭间的收入差别，有效扶植了中产阶级以家庭为单位普及和成长。如果是计算失业率，那日本的失业率是40％左右。但是，大多数普通家庭的利益均衡了，差别缩小了。日本因成功解决了效率与公平的矛盾，曾崭露为全世界最有希望的国家，却不幸惨败于美国发动的货币战争。
（
总之，每个国家消除本国主要阶级矛盾，减少阶级斗争，都需要解决主要社会群体的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问题。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以“贫穷的社会主义”印证了相同的理论原则。那时，中国民众生活比西方社会俭朴穷困很多，但社会相当稳定。稳定的基本原因不是“均富”而是“均穷”，绝大多数人群中没有阶级之分。除了城乡差别和极少数高知、高干外，8亿人口以城乡各自衡量，几乎没有阶级差别。在领导（统治）与被领导（被统治）阶级两者间，毛泽东强调的是“依靠和团结两个95％”，专政机关的“对象”须针对不超过5％的群体“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阶级斗争，大多数民众的基本权利受到各级政府和各级领导的严格保护。因此，即使在穷困的生活中，全社会也保持了大局稳定。其内在原因，正是阶级的起源和阶级矛盾的起源与预防问题――这种大学问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其历史局限是，这种安邦国策没有解决“均穷”难题。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赢得稳定与和平的压力主要来自国际环境，尤其是市场经济国家的财富积累与竞争效率超过了中国。由于计划经济下没有利益差别，也就缺少竞争，导致效率低下；由于西方强国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又导致中国现代化建设与西方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笔者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时认为，本来没有显著阶级之分和阶级斗争而依靠95％的多数人针对5％的少数人搞人为的“阶级斗争”，这绝不是社会文明与进步之体现。（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国家为了尽快突破“两个凡是”的僵化局面，采取了尽快解放并尽快启用曾经长期受压的占人口5％的所谓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敌特、资本家、走资派、知识分子后，才较快赢得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当然，今天看来，这个5％的群体－－他们有许多长处，但其整体思想观念的偏激和局限是对毛泽东抱有终身难解之恨。而且，许多人的思想脉搏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要求，或者已经背离了95％的最广大民众的利益和愿望。本来，他们中一部分人的使命早该结束，但终身名人权威地位，使其政治生命力远未结束。这也是中国科学发展的先导力量――教育界、理论界、学术界长期起不到先导作用且陷入创新困境的真正原因。
这个5％，对毛泽东时代的感悟，因过于激愤和执拗而失去了科学的冷静与平和的中庸，致马克思学说在中国长时间失去了地位和作用。从安邦定国的战略上看问题，当属于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对何种人的政治用途与其思想再造条件在政治安排上的一种失策。目前，这个5％所影响以及他们通过高等教育课堂所造就的后一代正是60后一部和70后一部。
当我们领略三民主义的宏论和要旨时，谁不向往民族博爱、民主和平和人民均富的好思想？也许，孙穗芳在《孙文学说》中阐述是对的：“社会进步不是靠阶级斗争”。可是，我们怎样才能避免和减少阶级斗争呢？显然，此一深刻之问，仍须从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中寻找答案。
人们最容易麻痹和忽略的问题是，当掌管社会公共资源权力的多数人蔑视阶级斗争学说时，阶级的起源就会加速，阶级矛盾就会加深，阶级的对抗性就会日趋尖锐且逆转艰难。人们忘记了马克思的学说观点都有历史唯物主义前提条件。广谱的民族博爱和真正的合作与民主，只能在绝大多数人群中不存在阶级对立、不存在对抗性情感的社会条件下才能真正实现。一旦多数人社会利益趋于两极分化，社会制度改革就不光是“仁爱”问题，还必须强制推行；一旦多数人的社会利益冲突发展到有不可逆转趋势，社会制度改革就不光是强制推行问题，还会酝酿和爆发激烈冲突，甚至是颠覆性动乱！
中国改革开放前的所谓阶级斗争，大多数是人为的政治运动。那时，绝大多数人群中没有阶级，而是人为划定了一个5％的对立面；在这被对立的5千万人中多数是“假想敌”。然后开始折腾，没有斗争找斗争，阶级斗争天天讲，政治运动天天搞，无产阶级专政对象扩大化。而今天，恕我直言，多数人群中的阶级差别是真实的，阶级矛盾是真实的，阶级斗争也是真实而复杂多样的。
只注重市场经济效率，在政治上、理论上对阶级起源和阶级矛盾起源等马克思学说既无知又无为，这不仅是当今中下层党员干部的缺憾，而且，也是酿成当今社会低层各类阶级矛盾日益深化的“原罪”。
何谓阶级矛盾？君不见：全国上访人群每年达到数千万人，这就是阶级矛盾；君不见：全国人大会上，来自政府的代表提案要求增订法律，对上访静坐人员施以刑处，这就是阶级对抗；君不见：马路边、围墙上处处印制和书写着咒骂地方官员和“天灭GCD”的标语口号，这就是阶级矛盾；君不见：在基层，某些管理者把批评政府的百姓视为“刁民”用刑拘以压制，这就是阶级对抗。
笔者认为，在机会均等的中等收入群体占13亿人口多数之前，中国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将显著存在。懂一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才会真正懂得在阶级利益分化趋势尚未解决时，主动增进阶级间的情感融合至少可缓解矛盾。只有那些不懂阶级矛盾危险的管理者，才会对群众毫无情感，对百姓肆意动粗。
我国目前的最高领导层，是改革开放以来驾驭国际国内复杂局面最成熟的领导集体。但是，中央高层政治上的成熟不等于也不能替代中下层党员干部政治上的成熟。解决中国效率与公平的矛盾问题，主要难度在中下层，集中表现在改革方案出台前的为利益争夺而决定改革进程的政治实力以及话语权的较量。显然，在任其自然的博弈中，处在优势地位的，永远是既得利益阶层。
我国厅局（包括少数省部）以下党员干部，其与社会各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同乡、同学和裙带关系。以官场为核心网络，辐射到各社会领域的既得利益阶层，既掌握着充分的社会资源也拥有直达高层、并覆盖全国的话语权。中国的改革与进步，万万离不开中下层党员干部的战略眼光和政治素质。
中共开创中国革命史和建设史以来，按时段划分党员干部队伍，可分为：建党时期的党员干部、红军时期的党员干部、抗战时期的党员干部、建立新中国时期的党员干部、文革时期的党员干部、战略重心转移时期的党员干部和转轨转制时期的党员干部――七大类。其中，转轨转制时期的党员干部正是目前的社会主流阶层主体构成。在转制中成长的一代，是转轨过程并不成熟的用人制度所选择的一代，难免鱼龙混杂；也是马克思主义创新前途在中国遭遇困境时所涌现的一代，难免丢失信仰；又是权钱交易公开浸蚀官场的背景下所任用的一代，难免私欲攀比；更是利益群体趋向多元化、利益差别日益分化的条件下所成长的一代，难免崇拜现实、崇拜固定不变的大前提设定。这一代主流阶层的主体有“七懂八不懂”：
懂得权力是上级给的、上级就是个人利益发展的前途和靠山，不懂权力是人民给的、不懂占人口多数的群众利益与国家与自己存在何种长远关系。懂得任人唯亲、唯近才能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名利地位，不懂只有依靠和团结多数人才能为社会带来健康、和谐和稳定。懂得用手段和心计管理和限制一部分人的话语权有利于仕途和特权的顺畅平坦，不懂国家的长治久安需要人人享有话语权。懂得模仿西方议会特征优先从自我、局部和阶级立场上提出新制度和新主张，不懂立足于全局利益的改革提案才能包容自我并兼顾他人。懂得任何新规和新政的出台意味着利益的调整且都是实力较量的结果，不懂决策者经济战略和政治战略眼光比拚比实力更重要。懂得上下有别，等级森严，唯我独尊，不懂礼贤下士，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尊重群众的劳动价值。还有少数人，懂得《厚黑学》精要：脸皮厚吃个够，脸皮薄吃不着，心不黑上不去，手太软升的慢，不懂坑害他人、牺牲他人、故意制造他人间的矛盾达到成就自我的目的――这种无序竞争手段，是体制转轨时期制度纷乱产物，绝不是可以长驱惯用的人间正道。
多少人能真正看清楚，上述“懂得”与“不懂”恰恰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加深阶级矛盾、固化特定群体利益的基本行为方式。国家与社会不怕阶层间有利益差别，有差别才有竞争，有竞争才有效率；就怕有差别的利益在具体人群中被固化，一固化就分化，一分化就必然表现为改革方案出台背后的利益争夺和较量。况且，只要是比拼实力的博弈，而不是战略眼光的博弈，那就永远是既得利益阶层胜出。欧美国家前一百多年所经历的动荡和曲折，大致就是上述原因。
如今的社会主流阶层主体构成群体，是改革开放10年后我党迫切需要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的“时代机遇”所成就的一代，他们也是对“时代机遇”能否继续加固自身利益或推动仕途进步有特别敏感的一代。2009年，在省部级班子大调整中，按照过去的年龄进度，中央似乎放缓了大批选拔60后的步伐，这原本是适应现实人选很正常的人事，却引起诸多中下层干部忐忑不安，甚至看到了网络媒体的一种哀怨，一种失落，一声叹息！
在笔者眼里，现今主流阶层中60后这一代应是成就中国现代化大业最有希望的一代。上世纪90年代初，为了推动市场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进程，曾用自己的笔为这一代登上管理舞台不遗余力鼓与呼。未知今天，这一代是否发现了自身的局限？未来的中国，不仅需要竞争意识和效率观念，更需要国家意识、公平意识、民众意识和战略眼光，尤其需要懂马克思主义和善于结合中国实际的创新人才。（要注意区分：西方国家的民主是从精英民主开始起步，中国特色的民主进程需要从“民众意识”开始起步。）
解决中国效率与公平的矛盾问题，主要难度在中下层，还有另一种判断根据：当利益差别已经在特定群体被固化时，现存的选人用人考察制度也会同时失去真实性。你有德有才，但你属于不符合那个具体群体利益要求的人，大德大才没用。考察过程将变成另一种“求证”过程。你是人，经过考察把你变成“鬼”；反之，你是个“鬼”，经过考察把你求证为“堂堂正正的人”。有多少正直、诚信、才高八斗的人在这种不透明的考察中成了利益争斗的牺牲品？如今，高层组织部门从中层党员干部中挑选素质全面的后备人才如大海捞针，何因？因为大德大才从挑选科长开始就已经成“鬼”，难道高层人选可从布衣挑选？
中国主流阶层的中下层有一种长盛不衰的私下舆论，说：“中央也有太子党，下面就不能有一点亲情裙带关系？”这种议论，至少有10年已成为中国社会中下层管理者为自己、为上司固化裙带关系和阶级利益的潜规则。而这，恰恰是中下层管理者只懂人事与经济利益的权衡，不懂政治与发展战略的典型表现。或许是不懂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将是一个渐进过程，在完成这一过程前，中央高层人事采用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安排”，相比条件不成熟的直接民主选举显得头脑更清醒。因为经过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后的中国，其多元化经济基础和多元化社会阶层已经形成，面对新国情与社情，如何能保证党所开创的共产党基业和社会主义事业有可靠人选续火传承？第三代领导集体是按照邓小平生前愿望，提前准备好把新创建的市场经济国家交给“开国元勋二代”。在高层，权衡过各类有代表性的人选，只有这种安排可延续特色之路。此其一。其二，高层“政治安排”服从的是国家发展战略，它与任人唯亲毫无关系，与固化某种阶层利益只存在权衡利弊而取舍的间接关系。而中下层管理者的任人唯亲或用职位、资源、权力来为上级和本人编织裙带关系，能否也称之为“政治安排”？显然，是叛离党心的私利安排，是阶级起源的安排和扩大阶级差别、加深社会矛盾的安排。其三，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开国元勋二代”正在以行动证实邓小平的远见。
实际上，面对复杂国情与社情，党纪应该有相应的新规定：党的高层委员会限于高层范围所作的政治安排，严禁中下层以任何理由仿效。
当今社会，没有人敢于直言批评社会主流阶层主群体的政治缺点，本文实属例外。上世纪90年代，笔者赞誉过60后一代是中国有知识有希望的新一代。今天，我们仍然对这一代充满希望，并建议他们认真读一读《智慧论》，也包括本篇可能刺痛一代人心灵的文章。
胡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