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是秦国历史上的转折点。商鞅在秦国推行改革十年之后，“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财力方面，则是“关中之地占天下三分之一，人口十分之三，财富却十分之六”。自此以后，天下大势已定，秦国携变法之威、地利之固、民风之悍、兵法之教，仗六世之余威，凭势如破竹之势，遣虎狼之师东下席卷六国，统一了四海，成为了战国争雄中的胜出者。
但是，秦国由贫到富、由弱到强，直至在天下版图中占尽绝对优势，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最起码需要时间。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骤然变得强大，正如一个人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长大一样。秦国崛起于战国中期，强盛于战国晚期，而在春秋末年到战国初期这段时间内，秦国在国力方面与其它六国相比并没有任何优势。不但没有优势，而且还处于劣势，简直是战国七雄中最不“雄”的一个。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再去看一看《史记》中关于当时天下局势的记载：
孝公元年，河山以东强国六，与齐威、楚宣、魏惠、燕悼、韩哀、赵成侯并。淮泗之间小国十馀。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
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下令国中曰：“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由太史公这段言之凿凿的记载来看，当时的秦国可谓一蹶不振，内忧外患，毫无称雄称霸的迹象和威风。“河山以东强国六”，说明当时秦国面对的是“六对一”的战略格局，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再往前看，春秋时期，秦、楚两国是长期被中原诸侯集团边缘化的国家，认为楚国是“荆蛮”，秦国是“戎狄”，中原诸侯集团会盟一般不邀请这两个国家参加。而就秦国的内部而言，也是篡弑不止，动荡不安，以至于外事未逞，连秦穆公时代占领的河西之地，也被魏国夺了回去。总之，在春秋末年到战国初期这段时间内，我们的主人公秦国，既无国际威望，也无东进之实力，蜷缩在河山以西，仅能凭借优越的地理环境勉强能够自保。
太史公在《秦始皇·本纪》中说:“及至秦王（秦始皇），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 这说明，在秦始皇之前，已经有六代秦王为秦国积累了雄厚的实力基础，接力棒传到秦始皇手里，由他最后冲刺，完成了统一中国的空前伟业。秦始皇之前的六代秦王依次是秦孝公（在位24年）、秦惠文王（在位27年）、秦武王（在位4年）、秦昭襄王（在位56年）、秦孝文王（在位1年）、秦庄襄王（在位3年）。其中真正有过大作为的是三位：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昭襄王。
在秦国的六代君王中，秦孝公无疑作了开创性的工作，秦孝公在位24年，重用商鞅变推行新法10年，逐步走上了富强的道路。但是，这里的问题是：东方的六国为什么会眼巴巴地看着秦国窝在家里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难道他们不知道一个强大的秦国在西方崛起以后，对他们将是致命的威胁？他们为什么没有趁秦国羽毛未丰、一蹶不振之际对其穷追猛打，进行联合绞杀，将其消灭于摇篮之中？据《史记》记载，在商鞅推行新法的10中，鲜有大兵压境，国内国际局势出现了少有的平稳态势。特别是商鞅在秦国搞新法试点的头三年，几乎没有发生任何过任何战争，从而为新法的推行创造了一个稳定的国内国外环境。试想，如果在这关键的10年中，六国揪住秦国不放，穷追猛打，势必会让秦国在实力尚且薄弱的情况下被迫摊牌，直面强敌。这个局面一旦形成，就算秦国能够凭借山河之险得以全身而退，估计也没有精力和时间一门心思搞建设了。
可惜，这种局面在战国的大棋盘上根本没有形成。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东方六国，特别是秦的邻邦魏国，在战略决策上出现了一系列失误，最终送给了秦国10年时间。10年，对于占据天时、地利、人和而又雄心勃勃的秦国而言，已经足够了。
而在这方面，秦国就做得好多了。在羽毛未丰、实力不足的情况下，它选择了低调和蛰伏。据《史记》记载，自秦孝公以来，后继的几位君主很少主动出击，插手中原事务。即使大动干戈，也是拿一些少数民族小国开刀，即使开疆扩土，也是着眼于自己的后方和偏远地区。甚至在一段时期内，秦国好似销声匿迹，在战国的版图上蒸发了。这正是秦国的高明之处。六国没有穷追猛打，自己也不去出风头，而是偷偷地壮大自己的实力，等到实力占绝对优势的时候再选择摊牌。
其实，秦国的实力是逐渐强大的，即使是在推行新法以后，国力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仍不足以和东方的一些强国抗衡。就拿秦的邻邦魏国来说，秦就无法与之抗衡。商鞅就曾经清楚无误的告诉秦孝公：“以秦国之力以抗大魏，恐不敌也！” 看来，当时的秦国，依托山河之险自保疆土还可以，但是要想同魏国较量，还为时过早。
公元前316年，巴国和蜀国相互攻打，俱求救于秦。当时在位的秦惠王想趁机攻蜀，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攻打蜀国，肯定是要费尽千辛万苦。而此时，韩国正在攻打秦国，若此时出兵，恐国内空虚，被韩国占了便宜。由此，秦惠王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问计于大臣。当时，朝中的大臣在这个问题上分成了两派：一派以大将军司马错为代表，主张攻蜀；而另一派则以丞相张仪为代表，主张攻韩。
张仪理由是：韩国在中原腹地，拿下韩国，再采取“亲魏，善楚”的策略，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阳，就可以占领周王室的老巢。到那时候，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诸侯，天下莫敢不听。这才是霸道之路。如果在这时候选择攻打远在天边的蜀国，就离霸业越来越远了。
但司马错却不这么认为。他说：要想国家富强，必须先扩充地盘；要想强兵，必须先富民；要想称王称王称霸，必须要先积累好的名声。现在的秦国，地小民贫，而蜀国是弹丸小国，统治者更是一帮乌合之众。这个时候，就应该先做容易的事情，把蜀国拿下，扩充地盘，富国强兵，而不是在自己还十分弱小的情况下四面树敌。若去攻打韩国，窥伺周室，不但有欺王之名，还会触动六国的共同利益。到那时候，六国一旦联合起来对付秦国，势必会陷入被动。
结果，秦惠王听从了司马错的建议，起兵罚蜀，十月取之，贬蜀王，更号为侯。蜀国本来就是天府之国，土地肥沃，是天然的粮仓。蜀既属秦，秦国的实力大增。秦国后来能统一天下，打败六国，和秦惠王的这一英明决策不无关系。
由此可见，即使到了秦惠王时期，秦国还是认为自己“地小民贫”，不足以和东方六国摊派，更别说在当时的秦孝公时期了。正是由于自孝公以来的几代君主选择了正确的对外战略，韬光养晦，厚积薄发，隐忍待时，才得以让秦国在弱不禁风的时候没有和东方的强敌发生激烈的正面冲突，从而默默无闻地强大了起来。
节选自拙著《大秦帝国的野蛮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