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这样那样的环境问题？环境污染问题为什么这么难解决？可以归结为几个矛盾。

一是环境问题紧迫性和法制建设滞后之间的矛盾。我国在立法和执法上对污染企业的惩罚力不够。企业面对守法成本高和违法成本低的处境，不可避免会偷排。我们总说新加坡环境好，但新加坡罚污染企业一次可以罚得“倾家荡产”，香港、澳门对污染企业是按“天”递增罚款，我们却没有这样的法律规定。另外，我国立法权集中于中央，地方依据自身实际制定法律的空间很小，再加上环保部门的执法权力有限，于是要么是无法可依，要么就是有法无力。

二是决策层面高度重视与执行层面打折扣之间的矛盾。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央就提出环保是基本国策，从可持续发展战略到科学发展观，处处有环保；但一到基层，则处处变成GDP优先，至于GDP是“红色”（带血）的，还是“黑色”（污染）的，一概不管，“宁肯呛死，也不饿死”。

三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与承担社会责任之间的矛盾。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这没问题，但不能将成本外化到社会身上，也不能忘记自己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四是社会公众对环保高关注与对环保低行为之间的矛盾。民众对环保向来很关注，省环保局每年接到有关环保的投诉就达10万宗以上，但一涉及实际行动，很多民众就变得很消极。

当然，环保问题如此严重在我国也有发展阶段性的原因。一是我国正处于从计划向市场、封闭向开放、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急速转型期。就以汽车污染为例，作为刚进入汽车时代的国家，阻止民众买车是不可能的，但我坚持“不限制拥有，要限制使用”。在新闻发布会上，我常提到这样一句话：不限车辆，我们不被堵死，也得被毒死。因此，我们一定要在车辆使用上想办法，比如提高市中心停车费等。二是我国正处于经济的高速增长期。我们承接的国际产业转移几乎全部是附加值低、污染大的低端制造业。三是行政管理体制和社会管理机制的弊病。我国的干部任用和考核高度集中，并且是以GDP论英雄。光讲GDP，结果就是自然环境的破坏。另外，社会管理对新闻舆论和社会团体的管制太严，不利于各种环保组织的创立。

最后用康德的一句话作结语：世界上最使人震撼的东西，一个是崇高的道德，一个是灿烂的星辰。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将自身对环保的道德责任化成实际行动，再现一个青山绿水、星辰满天的美好环境。（本文整理自广东省环境保护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陈光荣在名人名家讲坛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