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王禹偁《黄州新建小竹楼记》的细读，将其与宋前的贬谪文学，及《岳阳楼记》、《醉翁亭记》、《沧浪亭记》、《赤壁赋》等文进行对比，发现《黄州新建小竹楼记》所表现出的“不以谪为意”的旷达心态是此前的作家很少呈现的，而在其后很多作家的作品中却成为一种共同的精神气质。这既是作家影响的结果，又有着深刻的思想史背景。故而，笔者认为《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在中国贬谪文学史中具有某种转折性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王禹偁；《黄州新建小竹楼记》；贬谪文学
王禹偁作为宋初的一位文豪，虽然迄今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全面研究，但他的散文《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却历来备受称赞。关于这篇文章本身的艺术成就，学界论述已多。而且，还有人将《黄州新建小竹楼记》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加以比较，使我们隐约看到了《黄州新建小竹楼记》的某种历史影响。如果从贬谪文学的角度出发，往王禹偁之前及之后的文学史看去，我们会发现《黄州新建小竹楼记》所表现出的“不以谪为意”（苏辙《黄州快哉亭记》语）的旷达心态，是此前的作家很少呈现的，而在其后范仲淹、欧阳修、苏舜钦、王安石、苏轼、苏辙等人的作品中却成为一种共同的精神气质。可以说，《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在中国贬谪文学史中具有某种转折性的历史意义。
一
贬谪文学作为与政治相关的某种文学现象，由来已久。早在《诗经》当中，就已有零星的表现遭贬之怀的诗作。而我国第一位大诗人屈原，正是第一位和贬谪有深刻关联的作家。其《离骚》、《渔父》、《卜居》等诗篇都是直接书写贬谪的作品。甚至，我们可以说，正是贬谪塑造了屈原文学创作的核心。后世凡遭贬谪，宦海失意者所书写的言志之作，无不与屈原所开启的贬谪文学传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关联。
因为中国文人的作家身份与政治身份的高度密合，贬谪作为其政治生活的家常便饭在文学中的相应反映，其比重之大，可想而知。贬谪，乃是现象，其本质是政治失意。贬谪文学是书写政治失意的作品。
虽然在政治史上，遭贬谪的文人代不乏人，但从先秦至唐以前，“贬谪文学”尚未成大观。自唐代起，遭贬谪的文人剧增，贬谪文学此后便成为中国文学的一道风景。如张九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刘禹锡等，都因贬谪而写下了很多杰作。其中，最为突出者是柳宗元。他的《永州八记》既是中国山水文学中里程碑式的作品，也是贬谪文学的经典之作。就内容而言，柳宗元《永州八记》开了贬谪而寄情山水的风气。就情调言，屈原的贬谪之作是愤激狂傲，贾谊是哀怨孤愤，柳宗元是沉郁凄切，而王禹偁则是旷达自适。从屈原到柳宗元，对于遭贬的态度，大体都是伤感而不能自遣的。这股伤感的暗流至王禹偁，似乎变成了开阔而明朗的河流。
《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写于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中秋。王禹偁时贬官黄州，是他第三次遭贬。此文写成后不到两年，就死在黄州。作为一篇“记”，《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先以很简省的笔墨交代了修建小竹楼的由来。原来是在子城西北隅的蓁莽荒秽之地，因地制宜以黄冈之竹修建的一所小楼，绝非名楼伟观也。紧接着是一段对在小竹楼上所见之景，及所行之事的描写：“远吞山光，平挹江濑，幽阒辽敻，不可具状。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和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①]再下来，进一步写作者在小竹楼上的所为和所见：“公退之暇，被鹤氅衣，戴华阳巾，手执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虑。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阳，迎素月，亦谪居之胜概也。”读之真令人心胸洒然。以上部分便是《黄州新建小竹楼记》的核心。
大约自东晋起，中国文人形成了以自然山水为精神家园的意识。在此点上，王禹偁和柳宗元并无二致。《黄州新建小竹楼记》的景物描写，与《永州八记》或后来的《醉翁亭记》比，有点“逸笔草草”的意味，是写意的手法。就视境而言，《永州八记》除《始得西山宴游记》外，其它诸记所写山水都显得格局较小，有种“园林感”在其中，而《黄州新建小竹楼记》虽亦有“作小楼二间”的人工修葺，其终局却不是园林，而是在小楼上看到的“远吞山光，平挹江濑，幽阒辽夐”的阔大山水。这还不是关键——《黄州新建小竹楼记》与《永州八记》的深层区别在于精神气质的不同。《永州八记》中虽有“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的超越性体验，但自始至终没有欢乐的情绪，《旧唐书•柳宗元传》说柳宗元遭贬后之文“览之者为之凄恻”，诚然。王禹偁所遭受的政治打击，未必在柳宗元之下，但《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却潇洒出尘得多。当然，所谓“四年之间，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处”依然流露着愤懑不平之气，而它给人的感觉不是抑郁伤感，而是刚健无畏的浩然之气，其旷达潇洒即来自此种人格境界。
如果我们说王禹偁有种“不以谪为意”的心态的话，除了《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外，他的其它一些作品还可以进一步的佐证，譬如，与《黄州新建小竹楼记》约略写于同时的《三黜赋》就更为鲜明地表示：“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吾当守正直兮佩仁义，期终身以行之。”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屈原式的倔傲灵魂。早在王禹偁被贬商州期间，他就曾赋诗曰：“平生诗句多山水，谪宦谁知是胜游。”（《听泉》）还有那首著名的七律《村行》，也是对贬谪之怀的含蓄写照，虽不无寂寞之感，但却襟怀洒落。又如《清明日独酌》尾联曰：“脱衣换得商山酒，笑把《离骚》独自倾”，何等洒脱！王禹偁是志在兼济，胆识过人之人，他因为徐铉辩诬，被贬商州，任团练副使，且不得签书公事，俸禄微薄，甚至不得不亲自躬耕自给，能有如此豪健心胸，其人格境界确乎高远。第二次被贬滁州，是因议论宋太祖皇后宋氏之丧，群臣不成服，触犯太宗忌讳；第三次是因预修《太祖实录》，直书其事，得罪宰相，被贬黄州。而无论是被贬滁州、黄州，王禹偁都曾上书皇帝、宰相，明确表示了自己的不服气——其刚直倔强的性格真是令人敬畏。小竹楼的“竹”，正是王禹偁坚贞品质的象征。
二
中国政治自宋以后，专制制度日趋升级，贬谪事件层出不穷。尤其是庆历年间出现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党争”之后，本就庞大臃肿的官僚阶层，相互的倾轧斗争进一步升级，宦海沉浮乃成为普遍之事，至熙宁变法时期，贬谪形成高潮，于是贬谪文学也被推向了新的维度。而如果我们熟悉宋代文学，就会发现，很多宋代文人对于贬谪都表现出了王禹偁这种“不以谪为意”的心态。我们不能说他们这种境界都是王禹偁影响的结果，但就可见的文献看来，宋代的几位大家确都曾表示过对王禹偁，及其《黄州新建小竹楼记》的赞赏，譬如，与《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在内容、文体上相近的《岳阳楼记》、《沧浪亭记》、《醉翁亭记》、《前赤壁赋》、《黄州快哉亭记》等散文，都存在着与《黄州新建小竹楼记》的共通之处。
首先与《黄州新建小竹楼记》相近的文章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无论所写景象，还是思想，《岳阳楼记》都比《醉翁亭记》与《黄州新建小竹楼记》更接近。
两文都是“楼记”，古人为亭、台、楼、阁写记，乃是常规。小竹楼是新建之楼，岳阳楼是始建于公元220年的千古名楼；《小竹楼》是贬谪之文，《岳阳楼记》亦然，而且由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的很多革新纲领与王禹偁曾经提出的改革建议一脉相承；两文都写在高楼上面对雄伟开阔的山水，一在江畔，一在湖边，视野都极开阔；两文所表达的“不以谪为意”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只不过，《岳阳楼记》对此义作了正面的表达。
在描写上，《岳阳楼记》景物描写的对象、次序，甚至用语，都与《小竹楼记》颇似。如“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与《小竹楼记》之“远吞山光，平挹江濑，幽阒辽夐，不可具状”皆是先从眼中山水之全景写起。《岳阳楼记》中“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与《小竹楼记》中“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阳，迎素月，亦谪居之胜概也”写景物之美，心情之旷，皆明丽动人，气宇轩昂。其中，都写到了船帆、日月、饮酒，以及豪迈之概。两文都写到了“骚人”；《岳阳楼记》所谓“宠辱偕忘”就是《小竹楼记》所谓“消遣世虑”。 范仲淹“噫，微斯人，吾谁与归！”仿佛就是对王禹偁“幸后之人与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楼之不朽乎！”的回应。
做为范仲淹的追随者，苏舜钦也于庆历新政失败之后被削职为民，退居苏州，“作沧浪亭，日益读书，大涵肆于六经，而时发其愤懑于歌诗”（欧阳修《湖州长史苏君墓志铭》），《沧浪亭记》便是对其退居生活的写照。这篇文章的作年与《岳阳楼记》亦大至同时。虽然，《沧浪亭记》所写是规模小得多的园林景观，但其形骸既释，真趣盎然的心境却与《小竹楼记》完全一致。在文章的末尾，苏舜钦议论道：“古之才哲君子，有一失而至于死者多矣，是未知所以自胜之道。予既废而获斯境，安于冲旷，不与众驱，因之复能乎内外失得之原，沃然有得，笑闵万古。尚未能忘其所寓目，用是以为胜焉！”苏舜钦批评的“古之才哲君子”，“未知所以自胜之道”，指其宦海失意之后不能忘怀得失，刚强自立，如贾谊“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吊屈原赋》）的抑郁，韩愈“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障江边”（《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的衰飒，柳宗元“一身去国三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别舍弟宗一》）的沉痛，白居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琵琶行》）的自怜——宋人很少作此等语。由此观之，王禹偁、范仲淹、苏舜钦等人正所谓“知所以自胜之道”者也。
比范仲淹、苏舜钦晚一年，欧阳修于1045年被贬滁州，其名文《醉翁亭记》依然是庆历新政失败后的产物。
欧阳修对王禹偁道德文章的崇敬是溢于言表的，他在《书王元之画像侧》中说：“想公风采如常在，顾我文章不足论。”从表面看，《醉翁亭记》没有像《黄州新建小竹楼记》那样直接言及贬谪之事，但他所书写的“山水之乐”、“太守之乐”正是在遭贬之后寻求精神慰藉的产物。虽然，自“苍颜白发，颓乎其中，太守醉也”一句，我们能隐约感到“太守”那内心深处的忧郁，整篇文章却是紧扣“乐”字来写的。这种“乐”的情绪，我们在《小竹楼记》中“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助也”一段，不难感受得到。可以肯定，《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对《醉翁亭记》的影响是必然的。再看欧阳修《黄溪夜泊》中的句子：“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这与王禹偁“平生诗句多山水，谪宦谁知是胜游”的口气何等相似。欧阳文忠的旷达劲健实不在王元之之下。
似乎是某种天意的安排，王禹偁第二次被贬的滁州，和第三次被贬的黄州，恰好是后来的两位文豪欧阳修和苏轼著名的贬谪之地。欧阳修和苏轼分别在滁州和黄州进入了他们人生的沧桑之境及文学的成熟之境，并写下了《醉翁亭记》、《赤壁赋》等贬谪文学的杰作。
王禹偁写下《黄州新建小竹楼记》之后的第83年（元丰五年），同样被贬黄州的苏轼写下前后《赤壁赋》，次年写下《记承天寺夜游》、《念奴娇•赤壁怀古》、《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等杰作。
《前赤壁赋》虽与《小竹楼记》体制不同，但其“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的中心思想正可谓是王禹偁《小竹楼记》中“皆竹楼之所助”的衍伸，其所表达的是人在得江山之助时的那一份空阔自适的心境。《后赤壁赋》与《记承天寺夜游》虽然不无清冷之感，但毕竟无牢骚伤感之辞。此两文，在精神上仍然与《黄州新建小竹楼记》脉息相通。
其实，早在熙宁四年，苏轼因反对新政无效而自请外调任密州知州时所写的《超然台记》中就集中表达了游于物外，“无往而不乐”的哲学。虽然此文还不够深沉，但苏轼是一个把贬谪人生及旷达胸怀体现到了相当程度的人，后世对苏轼的敬佩主要即基于此点。但我们往往把旷达境界的体现者聚焦在苏轼身上，忽略了其精神先辈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等人。
《黄州新建小竹楼记》的“乐”前文已说；《岳阳楼记》有“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之句；《醉翁亭记》则一副乐陶陶的样子（山水之乐、众人之乐，太守之乐）。《前赤壁赋》中间部分发人生苦短之悲观论，但全文却是以“饮酒乐甚”起始，以“客喜而笑”为结的；黄庭坚“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其一），对于贬谪亦是付之一笑；苏轼《超然台记》、苏辙《黄州快哉亭记》直以快乐为主旨。此种基于旷达胸怀的“乐”，是宋以前贬谪文学少有的。这种“乐”其实是一种“消遣世虑”或“宠辱偕忘”的体验，是一种忘却忧患得失的超拔的人生境界，而此种境界，在贬谪文学中，正是从《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开始的。这便是《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在贬谪文学中的历史转折意义。
仅就唐宋文人比较而言，宋代文人这种“不以谪为意”的心态，既有关乎作家个体人格，亦有关乎时代运会的移易。唐代是一个在长期战乱之后由隋朝奠基而开创出的大帝国，文人们自初唐起就有强烈的建功立业奋发有为的志向，因为这种志愿是如此强烈，所以一旦遭遇挫折，往往不能释怀，悲愤抑郁，如陈子昂那“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不得志的痛苦，实在也是情理必至之事。而宋代文人，对贬谪失意有了更多的历史性了解和理解，故而能逆来顺受。另外，宋代文化因逐渐融合了儒、释、道等多元因素，使得宋代文人能够从更宽广的人生哲学中汲取力量。譬如，前文所说《黄州新建小竹楼记》等文的“乐”，除了人在山水胜景中本身的愉悦之外，也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作家们精神世界中的道家风骨和儒家境界，如《黄州新建小竹楼记》中“公退之遐，披鹤氅，戴华阳巾，手执《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虑”，分明显示着王禹偁对道家超然虚畅境界的体证；苏轼《前赤壁赋》则完全是对庄子人生观的阐释。但从王禹偁到苏轼，其人生观的主体是儒家的淑世精神，而非道家的弃世逍遥。唐代虽然亦是“三教合一”，但宋代三教融合的深度远过于唐代。理学便是吸取了佛、道，而以儒学为主体的新型哲学。无论宋代文人们对理学的亲或疏，其精神大抵都会受到理学的影响。《黄州新建小竹楼记》等文的所谓“乐”，更接近于儒家“乐以忘忧”的“孔颜乐处”。宋代理学家寻绎孔子的精神，认为儒家的最高精神修养正是所谓“孔颜乐处”，此即所谓“仁”的境界。王禹偁以后文人在贬谪之作中表现出的劲健高旷，与自宋代始的理学不无关系。
就文学风气的演变而言，无论是宋诗，还是宋文，都有个与前代不同的特征，即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所谓“对悲哀的抑制”。[②]《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岳阳楼记》、《赤壁赋》何尝没有抑郁不平之气？只不过，他们把这种情绪冲淡到了最低程度。
就艺术性而言，《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岳阳楼记》、《醉翁亭记》、《赤壁赋》皆是千古名文。据说，王安石认为《黄州新建小竹楼记》比《醉翁亭记》高，黄庭坚亦以为然，也有人不以为然。王安石的道理何在呢？笔者以为，《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写得更朴素、无意，即吴楚材、吴调侯所谓“冷淡萧疏，无意于安排措置，而自得之于景象之外”，[③]而《醉翁亭记》则有些“有意为文”的味道，《岳阳楼记》、《赤壁赋》、《黄州快哉亭记》等文亦然。所以，就自然无意而言，《小竹楼记》高于后出诸作。
北宋以后，贬谪作为古代政治的伴生物，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那些遭贬的文人不论是愤懑伤感，抑或达观坚贞，都是人之常情。但大体观之，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不以谪为意”的态度，北宋最为突出，其贬谪之作呈现出了与宋以前的贬谪文学不同的精神面貌，而此种精神面貌，细绎其转变，王禹偁的《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具有转折性的历史意义。
写于2009年秋
本文发表于《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