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在智利

 

 

智利，在我们地球另一面的一个国家。我很小的时候就记住了它，是因为它超夸张的狭长，如一根细长的带子，飘浮在南大西洋的岸边。再后来，我读了德国作家克莱斯特的《智利大地震》，凄美的爱情，撼天动地的灾难，让我永生难忘。

但是没有想到，这个距离我们最遥远的国家，居然与我的生活有了最密切的联系。好长一段时间，我的意念经常穿越地心，直抵地球的另一端，应和着海浪的节拍，与它同着呼吸，共着命运。

那是2006年，正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西语系读大三的女儿，经过了严格的竞争选拔，作为校际交换生，到智利圣地亚哥天主教大学文学系留学半年。出发的时候是中国的炎热盛夏，那边正好相反，是隆冬。我目送女儿推着几乎与她一般高的大堆行李，第一次走进了首都机场的国际候机厅。然后，就是难熬的等待，等待来自那个叫智利的陌生国度的信息。

然而，72个小时过去了，我也没有等来来自智利的消息。我成了热锅上的蚂蚁。情急之中，我猛然想起，女儿留在家里的一本书上，好像记录了一个什么号码。我居然翻到了这个疑似的国际电话号码，试着拨过去，一个叽哩哇啦的女声响起，我结结巴巴，用我几个完全没有把握的英语单词和她“对话”，并且提到了chenqiuzhu(陈秋竹)名字，于是女儿应声而来，接了这个电话。就这样，我与正在重感冒中的女儿颇有戏剧性地接上了头。

从此，我就以最美好的眼光关注和打量着智利。

2007年底，女儿从智利回来以后，和智利还或多或少地保留了一些联系。女总统巴切莱特访问中国，她还没有毕业，就应邀去智利驻华使馆服务，参与接待事务，她不但见到了巴切莱特总统，也因此见到了不止一位中国国家领导人。

2月27日，智利8.8级大地震震撼了世界。作为生活在5.12大地震重灾区的人，智利的灾难很容易在我的身上传递，成为同样尖锐的痛感。我从女儿当时发给我的邮件里找到了几篇文章，贴在这里，既是纪念，也是期望朋友们更多地关注这个正在灾难中煎熬的国家——遥远的地球另一面的智利。

 

                            轻轻走近那些安睡的灵魂

                                《女儿笔下的智利》之三

 

                

    我今天参观了圣地亚哥公墓。将一座墓地作为博物馆来参观，这对我来说闻所未闻。

    在地铁站和天主教大学的一帮留学生集合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凛冽的寒风在圣地亚哥城里劲吹不止。10月份，南半球却是初春，却是如此光景。

默然走在夜色笼罩的城市，和一帮外国留学生和几个当地同学。我之前并没有收到关于这次活动的邮件，只是偶然听人说起，然后一时兴起便欣然与这帮人前往了。前往墓地，我却用了“欣然”二字，大概足见我对于这个圣地亚哥著名景点的无知。

没有手表的日子就是这样浑浑噩噩。不知走了多久，圣地亚哥公墓终于出现在街的尽头。它横在那里，完全挡住了身后的建筑。它前面有一个很大的广场，中间矗立着一个不知名的雕塑。整个广场呈圆形，笔直的公路在广场开始延伸的地方分了岔，所以站在路口的时候，我感到公路其实是怀抱着墓地的两只手臂。来来往往的车辆不断，在“手臂”上川流不息。这让我想到了西安城中心的、在城墙中穿过的那些马路。它们都让我感到了人们对某种力量的敬意。毕竟，“拥抱”的动作是那么纯洁和温暖。

    圣地亚哥公墓建成于1821年。如果我没有听得太离谱的话，早在1811年智利独立的时候，修建这样一个墓地的想法就已经产生了，不知什么原因让它在11年之后才得以实现。但是可知的是，自那以后，形形色色的人就在这里长眠了。

夜幕早就降临了，并且在月光下显得更加深沉。我们点着蜡烛观察着完全漆黑的墓地。进入墓区里面，第一眼就可以望到教堂一个门楼上挂的那口钟。

我猛地想到了玄学派诗人的一句话，“不要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因为它为你敲响。”这句话成为千古名句应该是因为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因为他，它才得以被广为传诵。但是它深刻的比喻形式和其中蕴含的道理，更是升华大作家小说主题的点睛之笔。我曾经试图看完《丧钟为谁而鸣》，但是也只是试图而已。大概是因为之前看过电影，也大概是因为不太习惯他本人的写作风格，当我读小说的时候总感觉和他想表达的意思隔着一层总也捅不破的纸。尽管这样，我对书前引用的诗句一直都念念不忘。这既是我把握海明威小说内容的惟一线索，也是我今天参观墓地的强烈感受。

 

    等了不多一会，一个打扮成墓地幽灵的讲解员出现了。不知他在脸上涂抹了什么东西，让他的脸呈现出惨白的样子。他手执手杖，言语显然是噎着本来的腔调，面目几近狰狞。面对着门楼里的钟，他给我们大概讲解了公墓建造的历史。这是美洲最大的公墓群，整个建筑群堪称露天的博物馆。我对建筑常常一知半解，但是还是可以隐约看到，这里其实是汇集了诸如阿拉伯、埃及、希腊和罗马等等从东方到西方的各种建筑风格。

我明白，这里成为圣地亚哥重要景点其实是源于它里面蕴藏的艺术，一切和里面埋葬的人没有多大关系。

    我们点着白色蜡烛在墓地里穿行。一片素净。一切都在月光下呈现出银白的精致。讲解员用他以为生动的语言讲解着墓地的神话和传说。我们也在他言语的带动下不再有了先前的严肃，甚至到后来根本就不觉得我们其实是在许多已经死去的躯体之间穿行。

第一个记住的故事是和一个官员有关的。据说这位对爱情忠贞不渝的外交官在妻子死后非常伤心，坐在墓前哭了很久很久都不愿意离去。他就想这样一直守着妻子，仿佛在期盼他的诚心可以感动上帝。但是他的工作显然不允许他长时间地沉浸在妻子死去的悲痛中。于是，他就让人在墓边造了一个自己掩面哭泣的雕塑。这样，他得以永远守护自己的爱妻。在当今智利社会中，只有2％的人觉得自己对于婚姻保持忠诚，那么这样的丈夫既可堪称模范，也肯定不知有多少人在背后嘲笑他的愚蠢吧。

几步路之后，我们走到了一个女人的墓前。和之前幸运的妻子一样，她的出名也是因为有一个深爱自己的人。据说爱他的男子是一个诗人。他在她的墓前写了无数的悲歌都不能让自己心碎的灵魂得到安慰。第一年，第二年……每一年他都承受着失去爱人的巨大的痛苦。终于，在第十年，他对她说，“我的心不再那么疼痛了……”

    我曾经听过一句话，说真正寂寞的人是不会道出自己寂寞。那么我想，真正不再心痛的人，也是不会说，“我没有那么心痛了。”自欺欺人罢了。

夜色渐渐浓了。这里中午还太阳眩目，到了晚上却把寒意一股脑儿地朝你泼去。所以我也因为这个养成了少穿衣的习惯，因为没人可以预知这里中午会热到什么程度，而晚上又会冷到什么程度。这种反差，倒和生与死有点相似。

由于今天是临时说起的参观，所以我拖着很多上课的书本，连相机都忘记了。第一次遗忘了这么重要的东西。虽然不符合我的习惯，却也偶然地成全了我企图表达的对死者的尊敬。没有相机，只是点着蜡烛。蜡烛流泪的时候烫着我的手，不过我因为寒冷，对滚烫的蜡油已经没有感觉了。我对旁边的男生打趣说,“年轻人，勇敢些。”其实我知道让蜡油灼自己的手和勇敢并无关联，我只是想，这大概也能成为安慰亡灵的一种形式。

走到一座雕塑面前。这是一对在黑暗中摸索的恋人。在讲解员灯光的照射下，我看到他们的眼睛是没有光泽的。因为没有光亮，没有上帝之光.他这样解释道。这里的人，应该有相当一部分是生前没有找寻到上帝之光的吧，比如之后知道的一个女孩，因为未婚夫的悔婚而死去。

    回程路上拜谒了皮诺切特军事政变之前的智利总统阿连德的坟墓。他的墓上面是环状的建筑，在夜色下看来没有任何特别之处。我只是隐约觉得这个环状有股向上的冲劲，仿佛手指指向天空。作为一国领导人，放任通货膨胀高达200％确实是政治生涯中的一大败笔。但是作为民选总统，作为共产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他对理想的坚守值得永远为后世怀念。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最大限度地让理想和现实接近的。如今，阿连德的智利不仅早已恢复了民主，并且已经成为世界上第27个经济上最具竞争力的国家。当他知道这一切的时候，他是否还想追问什么些吗？后世是这样评价的，las principales obras de su gobierno fueron: Estableció relaciones diplomáticas con la República popular China, Nacionalización de los yacimientos del cobre…（阿连德政府最主要的功绩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以及铜矿国有化…）

    不知是什么原因，讲解者还选择了另一个左翼人士的墓。他是Gradys Marin.（如果我记错了名字，就还请原谅我的冒失）他的像是类似于铜的金属片镂空而成，在黑夜的光照下就可以在旁边的遮拦物上清晰地反映出来。稍右边一点是镰刀形状，毫无疑问，这是共产党人的标志。再右边，则是鸽子的形象，象征自由与和平。

    我很喜欢他墓前的艺术形式。影射往往为我们提供了最大程度的想象空间。同时我猜想这些也能够大致反应出他毕生的追求。不管共产主义在智利还能不能获得政治上的巨大成功，就像辉煌时期的阿连德；但是我知道，那个时期的共产主义者应该都怀有拯救天下苍生的美好愿望。

    月光如洗。今天我很得意于自己找到了如此贴切描绘月色的形容词。在你学很多东西时候，你往往不明白那究竟意味着什么。但当你身临其境时，这个模糊的概念就会脱口而出。

    在月光的照射下其实是不需要手电探照的。人心中怀有意象的时候也是不需用照相机的。

    宁静明亮的月光，深秋，西半球的处春，逼人的寒意。一座座书写人类思考和追问的建筑，一个个历史的、虚构的传说和神话。

    很遗憾，一路走，一路感受着照相机闪光灯的刺眼。黑夜中一刹那的光亮其实是一种巨大的光学污染。人类的眼睛是娇弱的。所以往往改良比变革容易让人接受，所以人类成长的过程总是缓慢漫长的。死者更是承受不起光照，所以他永远紧闭双眼，只沉浸在自己的瞑想之中。

    没有听清楚讲解员说no hagan ruidos,que sólo se ha dormido（轻声些，他们只是睡着了）是在怎样的前提和背景。不过这也没关系，只要记住这句话就行了。怀着虔诚，无声地走向他们，也向我们自己表示敬意吧。

    走出墓地的时候，钟声又响了。

    我觉得，这就是被海明威等大师反复引用过的钟声。

 

 

 

                        碎碎平安，岁岁平安

                         《女儿笔下的智利》之四

 

 夕阳西下，傍晚退凉，北京的晚风已经裹挟着薄薄的秋意。我陪刚从圣地亚哥回来的学姐在街上闲走，忍不住要摊开双手，试图抓住所剩无几的夏日时光。

  走进一家日本料理小店，我尽量在菜单上体现做学妹的深情厚意。

  烤鳗鱼，烧茄子，月见纳豆，盐烤秋刀鱼，松竹梅清酒。

温热的清酒送上来的时候，扑鼻的香气已经漫溢。日本菜总能以香醇且精致的方式滋养着我们日渐娇气和挑剔的胃口.

  我慢条斯理用竹筷划破生鸡蛋，让蛋清蛋黄和酱油迅速地融入纳豆。菜如其名。月见纳豆；月亮破了，纳豆模糊了，口福就开始了。

  我在正对的反光玻璃里看到自己本能地拿起身边的报纸挡住耳朵。我来不及反应，陶瓷碎裂的声音陡然响起。没有什么比这更加响亮和尖锐。所有食客都把目光投向了墙角冒失的服务生。

  对不起。ごめんなさい。

  我在这里三年了，这还是第一次。她一边用墨绿色的围裙擦擦湿漉漉的双手一边说道。大家笑了。

  ごめんなさい。对不起。

   她再次抱以歉意的微笑。盘子和杯子的碎片散落一地。她刚往后退，就听见玻璃被踩碎了。

  大家又笑了。

  对不起。她再次说道。

  这时，学姐拿起纯白的小酒杯，啜一口清酒，把酒杯举在半空。碎碎平安。她冲她笑着说。

 谢谢。她撩起因低头而散落额前的头发，向我们这边投来感激的目光。

 我继续着我先前的话。嘴唇翕动，我的思维却停在了那句“碎碎平安”上。

 岁岁平安。碎碎平安。

 日本料理的小店总能给人小小的幸福感。通体透明的小碟，竹菊点缀的筷子套，歌伎飞舞图案的门帘，抑或是放小费的藤编盒子……它们带着古老东方内敛娇羞的含蓄,像紫菜包裹颗颗散落的米粒那样，细密扎实地编织着我们敏感易碎的灵魂。

 

                        二

 时间回到2006年10月的南半球。圣地亚哥，智利首都。

 还是我们，相对坐在圣地亚哥Manuel Montt街边的一个日本料理店里，用厌倦了黄油、奶酪和半生不熟的肉汁的舌头舔舔奇异的覆盆子果汁。我立时想到了鲁迅，因为《从白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摘覆盆子”。

 我是在那时发现，东方的文化已经如此细微全面地浸染了我的身体。它占用心智，摄取魂魄，还让当事人浑然不自知。

 那时我刚刚经历了意外的打击。在此之前，总以为自己处世得体，落落大方，就像那个细心的服务生，脚步轻盈，驾轻就熟，游刃在食客刁钻的味蕾、老板严苛的管理和沾染各色油渍和味道餐具之间。

我生日的前一个星期，即10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凉意袭人。就在我上楼回房间时，房东叫住了我。

 真的，我们已经不认识你了。房东说。

 房东马努埃拉大约35岁左右，和自己10岁的女儿胡安娜住在一起。虽然是小学教师，但是拉美的男女不平等现象是非常严重的。同样的职位和工作量，但往往女性只能拿到男性60％－70％的薪水。离婚素居，她只有靠为留学生提供食物和住宿来贴补家用。2个多月前，正是温厚的马努埃拉和俏皮的胡安娜在圣地亚哥的机场接我“回家”。刚下飞机的我掩饰不住抵达异国的兴奋，虽然刚遭遇机舱过低的空调温度，但我还是把毛衣的袖子免得高高，仿佛要在这里摩拳擦掌大干一番。走出机场大厅，初遇南半球的寒流，胡安娜生气地命令我把袖子放下来，因为外面的人们正在过冬。

 到“家”后，我的感冒和疲惫立刻爆发。吃过一点东西之后，我沉沉地倒在了床上。因为时差，也因为迅即的天气变化。

 马努埃拉，我不想吃饭了。

 马努埃拉，不用叫我了，我想睡觉。

 马努埃拉，有热水吗？我想吃药。

 马努埃拉，还有厚被子吗？

 我相信，马努埃拉是被我的这副狼狈模样吓坏了。她直问我，要不要去医院，或者直接请医生到医院来看看。

 你别担心，合同上说，如果你们病了，看病的费用由我们出。马努埃拉显然知道我执意拒绝的根本原因。在国外看病可是比国内要贵上好几倍。初来乍到，还是以紧衣缩食为好。

 马努埃拉也不再坚持。她从楼下厨房拿热牛奶和几片刚出炉的面包送到我床头边。

 来，吃点东西吧，你不吃东西可不好。胡安娜

 马努埃拉的厨艺并不敢恭维，但是她烤出的面包总混着奶香，热牛奶里也洒上了厚厚的一层麦片。在我的印象中，那是我们东方人意念里冬日火炉才会传递的温情。

 

                                          （三）

 两个月过去，高昂的房租和没有蔬菜水果的西式餐点让我最终决定搬家了。我在学校附近找到和当地学生合租的一套公寓房。价格合理，而且完全由自己准备食物。

 我看看镜中的自己：由于膳食结构不合理引起内分泌失调、继而导致的痘痘已经悄然地占据了我的脸蛋，任我到药房用“薇姿”救场都不见任何好转的迹象。

 莫奈掬一捧睡莲前去教堂救火。火势蔓延，爬满了他辉煌的艺术生命。这是传奇。

 我是凡人，纵使对燃眉之急奈何不得，我也要在火烧眉毛之前，提前做好扑救的准备。

 马努埃拉，我想搬家。

 ……

 真的，我们已经不认识你了。我们家给你的只有温暖和爱，但你却到处跟邻居们说我的坏话。

 我没有虐待你。你甚至对“虐待”都不够透彻的了解。我希望你再也不要打扰我们的生活。再见了，永别了。

  房东阿姨，还有平日里和善的老奶奶，目光突然变得无比冷漠。                       

                   （四）

 我打电话向学姐求救。

 你在哪？我想见你。你出门，我在门口等你。

 学姐后来告诉我，她当时就觉得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因为我史无前例地使用了不容置疑的语态。

 她带我到街边那间寿司店吃东西。往日，春日的圣地亚哥阳光普照，晴空万里。但那天却电闪雷鸣，狂风大作。不出眨眼功夫，雨水便倾盆直下，路边溅起的水花打湿了我的裙摆。

 13日，星期五。

 我开始讲我的故事。雨水淅淅沥沥，断断续续，拌“月见纳豆”最后也没了月和豆的踪迹。没有勺子搅动，作料亦未调味，只是我的内心在翻滚，点点滴滴，泣不成声。

 我一直觉得我还是一个单纯善良的人。可是为什么别人要这么说我呢？并且这样狠？

 

 学姐静默着。她拿起木勺，开始教我吃月见纳豆。

 鸡蛋就如当空明月，心任日月明鉴；翻倒五味瓶，月亮破了，纳豆模糊了，生活就开始了。虽说月光如洗，月明清风，但这些平静总归只是片刻安宁。此时遥想苏轼之妻拿出陈酿美酒，让夫君与友人就着江流有声、山高月小一饮而尽。“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 妻显出她的善解人意，但也同样预示此情此景千金难求。

 学姐说，倒一点酱油，用勺子捣碎鸡蛋和纳豆，这样的味道才是上好的。来，碎碎平安。

 我皱皱眉头，看着木碗里破碎不堪的黏稠状食物，我真的要吃吗？

                         

                                                  （五）

  我终不知如何澄清我和马努埃拉之间的误会。我只是偶然和邻居说起她某天心情不好而迁怒到我，我只是因为对电子宠物不感兴趣而有一阵故意冷淡了胡安娜。虐待是新闻里狠心的父母鞭打手无缚鸡之力的孩童，又或是内心焦灼的美军拿伊战俘出气的丑闻，与混着奶香的面包无关，与麦片加牛奶无关。我断然是不可能一时心神迷乱而说出如此的混账话。

  我对西班牙语的语气语调拿捏还不准确，我对鸡蛋加意面的晚餐也许流露过少许不满，我忙于备考而紧闭房门，我和三五朋友夜游圣地亚哥城之后的晚归……一切皆无心，即使偶尔有小小谎言，也是满怀善意。再见了，永别了。其实，告别，哪需要这般毅然决绝？

  容易保存的纳豆是日式早餐的必需品之一，虽然有很多年轻人不喜欢纳豆的口味，但是含有丰富钾的纳豆，可说是日本人健康、长寿的食物之一。鸡蛋给舌尖丝丝滑溜之感，酱油让味蕾接受了纳豆的怪味。我爱上了“月见纳豆”。

  初尝交流的挫败，我以碎碎平安聊以自慰。捣碎的纳豆让我忘记记忆的本味，而是让这种养生的食品顺着口腔、食道直入胃肠。

 轻的上升为天空和云彩，重的屹立为崇山峻岭，盘古开天地尚经历了千锤百炼；曲折误会随着时间和空间的转移而幻化作一段插曲，虽然旋律有失优美，却连接昨天和今天，今天和明天。文化之间的碰撞真实而生动：它来源于传统，发酵于习惯，有时又因为固执已见而面目狰狞。真诚和宽容我还是一直用小火煨着，一直用手心护着。汤料虽然形色各异，就好比东方人说东方文化更显精致深厚，西方人说西方文化因简约而无限活力，但只要我们的灵气传承在一个地方，那么食材各自的丰富营养终将顺着深锁的额间细密地浸渗出来，就如同文化文明汇集一样慢慢地把人类的心灵鸡汤越熬越浓。

  吃完纳豆回到家收拾行李时，胡安娜进来了。她一言不发。我拿起一张崭新的人民币，给她折了一个心形。她一直在收藏各个国家的货币。有梦想的女孩是最可爱的。许多年后，当她翻开积攒钱币的小册子、看到人民币之时，她究竟会想些什么？在她漫长的生命里，我的这张并不值钱的纸币到底有没有可能买到她某种类似于怀念的情愫呢？

  罢了。我碎碎平安，愿她们岁岁平安。

 

 

 

                  

 

                              1. 初到 智利

《女儿笔下的智利》之一

 

我至今还记得初到圣地亚哥的那些早晨。冬天，薄雾，湿冷，夹杂着冻雨。

在法航的飞机上颠簸了三十几个小时之后，地球的另一端用寒冷接待了我。

我忘记了8个小时的时差，忘记冬夏两个季节的气温差异，也忘记了自己是以西班牙语学生的身份来到这座南美经济最发达的国家。

我热情地和房东一家拥抱，怯生生地将书本的单词句子运用到生活，也慢慢开始习惯用刀叉喂饱自己。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对圣地亚哥的第一印象并不美好。大概我太过迷恋东四夜晚的小胡同，太过习惯随着北京的高架桥上上下下，太过留意别人说慕尼黑的啤酒，也太过关心时尚杂志中对巴黎街头某旗舰店的大特写。

从圣地亚哥机场到市区，一路看来就是荒芜的杂草地，偶尔出现的欧式建筑也显得十分破旧。好不容易走到了市中心，一看也是低矮的房屋林立。不一会儿，房东的女儿Carolina指着远方毫不起眼的一幢建筑告诉我，allá trabaja la presidenta Michelle Pachilet.（那是女总统工作的地方）。原来那就是所谓的总统府La Moneda。这个总统府曾经因为1973年的军事政变而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但是当我亲眼见到的它的时候，我才了解独裁者皮诺切特觊觎的也只不过是这个建筑所代表的权力而已。小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作者说，我们伟大的祖国幅员辽阔、山河壮丽。但我也是直到走出国门之后才知道，这一切并不是作者们为了言其大其多的虚张声势。

 

 

几天之后，Lidia和Hugo来找我逛街。恰逢周末，所以几乎所有的商店都没有营业。再加上冬日的寒冷，于是山风就从东面的山峦出发，一直贯穿整个空荡荡的城市。风在震动，连同圣地亚哥城也震动起来。它肆无忌惮地拍打着延伸到街边的雨棚，也企图把我们已丢之大半的北半球余温也一起卷走。

我们聊着房东家的布置和食物，谈起智利人的南美口音，也开始对那里的一切和中国做着比较。分手的时候，Hugo突然问我，

你想家吗？

当然没有。我回答的迅速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那时我分明感到，手中加冰的可乐是那么冰凉。我也许只是为了给别人给自己一个坚强的暗示。

那一晚我第一次伴着小野丽莎的“esta tarde vi llover”钻进了被窝。因为白天出门缺少挡风的外套，我的感冒加重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最初每一个我需要早起的清晨都会下雨。圣地亚哥的冬季就是这样：如果是晴天，那么气温迅速回升，俨然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样子。但如果是阴雨，那么安第斯山的寒气就浩浩荡荡地滚下山来，连同雨滴一起把寒冷释放到极致。所以每逢雨天，我就穿上房东Carla借的防寒服，背着书包和冰冷的午餐狼狈地朝地铁站冲去。

我习惯像许多圣地亚哥人一样在地铁上戴着耳机听歌。我也总是偏爱小野丽莎略微沙哑的声音。在她歌声轻柔的拍打下，我仿佛能够短暂地告别在异国的生疏和漂泊感，自顾自地想着一些在北京在家乡才会想起的人和事，想到出神，想到旁边的大叔通知我到站。

 

 

我可以说我去南美的这段经历对于西班牙语的提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也可以说智利成为了一个让我真正认识广大世界的窗口。

我在智利第一次尝到了秘鲁菜、巴西菜、意大利菜和墨西哥菜。在短短的5个月时间里，喝到了比之前18年里的总量还要多N倍的vino（葡萄酒）。

我认识了一些智利的历史，我感受了智利朋友的热情和开放。我踏过太平洋沿岸的沙滩，也隔着麦哲伦海峡遥望南极……

但在这么多天的精彩里，唯有一天让我终生难忘。

雨天。13号。星期五。

从这一天起我开始相信，冥冥之中，西方世界，一个强大的灵魂在按照某种程序掌控着他们每一天。

那一天我下了课像往常一样乘地铁回家。那时的天空集结起大片大片的乌云，大有把这座城市盖扁的气势。几声闷雷之后添农落了几点小雨。它们和着10月份南半球逐渐上升的气温，为一周疲惫工作的人们平添了一份郁积。

经过和房东的交谈，我已经决定要在那个周末搬走了。原因很多，我也一时也讲不出一个特别清晰的理由。但是我已经清楚地感到，我和他们之间已经有了很深的隔阂。

我们像往常一样围坐在一起吃饭。他们谈衣服的打折，面包店的促销，工作的困难，对黑人的歧视，新任女总统的身材……他们总是这样，一说起话来就没完没了。

于是我以为他们对于我的搬走已经没有太多的怨恨，我以为他们真的像她们自己所说的Te quiero harto.（我非常爱你）而完全尊重我的决定。

吃饱之后为了显得和大家步调一致，我开始一边用面包蘸着盘中剩的酱汁，一边听他们有一句没一句地扯谈。

谈笑风生之后，房东的母亲突然问我，“你已经决定星期天搬走吗？”

果然，该发生的事情挡也是挡不住的。

我朝她点点头。

“Está bien que te vayas。”（“你要搬走是一件好事”）

于是，我便听到了外人对我最恶意的评价。她指责我撒谎，虚伪，为了搬家到处说我同学以及他们的坏话。她说她们再也无法忍受我这样的人，也真诚地希望我搬家后不要再伤害新的房东了。

我哭了。我本来没想哭的。

之前一直以为那个老太太很喜欢我，因为她一直夸我聪敏漂亮，也一直表现出对于中国的好奇和向往。我甚至一段时间里还希望能够搬去和她一起住，而不是和她看上去脾气不太好的女儿一起。但是谁又知道，我如今回忆起在智利的经历，最不愿意想起的就是她和她带给我的这段曲折。

我知道我有很多缺点。但我自认为还算善良。所以我真的无法接受别人怀疑否定我的人品，更加无法接受在那样激烈指责的前后，她们中没有一个人是相信我的。

我从头到尾都沉默着。她并不重的圣地亚哥口音完全淹没了我的哭声。最后，当她酣畅淋漓地骂过已经找不到词语的时候，我故作镇定地跟她说，Mamá, me voy a mi pieza.（妈妈，我回我自己的房间了）

我现在对自己当时的礼貌感到不可思议。我竟然叫他“妈妈”，我竟然在她面前一直都显得毕恭毕敬。但我也知道那是我当时唯一可以做到并且必须做到的事情。既然我已无法辩解，也无从得知误会的起因，那么我也只能维持表面的和平。我并没有因为他们的恶语相向而失去做人的基本涵养。

那一刻，我觉得我可坚强了。真的。

 

 

那之后我去了学校。圣地亚哥值得我回忆的地方并不多，但天主教大学却真的算一个可以让我感到温暖的地方。

在地铁上，我听小野丽莎说，Esta tarde vi llover, vi gente correr, y no estabas tú...yo no sé cuánto me quieres, si me extrañas, o me engañas, sólo sé que vi llover, vi gente correr, y no estabas tú.

车厢摇晃着。我靠着地铁一边听着她唱，一边想着曲子里的场景：大雨滂沱，行人奔走，整个世界灰白惨淡。

 

我知道这个整个事情我有错，房东有错，我们的文化差异也是造成误解与不和的重要原因。

我按照中国人的宽容在很长的时间内去适应他们，甚至去取悦他们，但是我觉得，我最应该取悦人的应该还有我自己。

 

 

我搬家之后的两个星期，房东给我发了一封邮件。那是她对我几周之前的感谢信所做的答复。她批评我仍然在说她和她家人的坏话，也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她的声誉。她警告我不要再继续这样下去了，并且在信的末尾她说，nos despedimos hasta siempre（永别）。

这个世界上人和人之间的擦肩而过就是一种缘分。

我刚刚满过19岁。在这一年里，一个人就这样和我永别。她不是在同我道别，而是直接阻隔了她与我剩下的这几十年的无数可能性。

我很喜欢在分手的时候转回头去望对方远去的背影。但是这一次我也想用力地挥手，连同她带给我的欢乐和伤心一起道一声再见，并且永不相见。

我不会收回我对她们说过的那些感谢的话，因为他们曾经值得我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