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说到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灭佛”的太武帝被宦官刺杀后他的孙子即位，是位文成帝，这位刚刚１３岁的小皇帝一登基立即就一改其祖父的做法，兴趣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兴佛”运动。

刚即位不久，小皇帝即下诏恢复佛教。在诏书中小皇帝强调佛教有“功济大千，惠流尘境”的丰功伟绩，并声称佛教有助于王政的实施，有益于善性的启发，“排斥群邪，开演正觉”，所以“莫不崇尚”。与乃祖６年前的那道“灭佛”诏书相比，来了个１８０度的大转弯。当然为了乃祖的面子，小皇帝在诏书也特别提到，前朝因为奸徒、凶党混入寺院，假托僧人为非作歹，所以将他们杀戮治罪是正当的行为，但是因为有司失职，不加限制，使佛教被彻底禁绝则是过失。并说，先帝对此事一直很感慨，但因为“军国多事”，没有来得及纠正这个错误。现在，由我来继承先帝的遗志，兴隆佛教。一番避重就轻之后，把太武帝的错误全部推给了臣下。

诏书还提到了具体的兴佛的方案：各州可在人口稠密的地区修建教区，资财可任其使用，不设限制。想出家的人，无论长幼，只要是出于良家，乡里担保其品行端正，就可以任其出家。对于出家的人数，大州县５０人，小州县４０人，偏远的州县１０人。

此后，皇帝又任命一位名叫师贤的人担任帝国佛教的最高领袖“道人统”。而这位师贤在前任皇帝“灭佛”期间曾经被迫还俗并借行医谋生，得以保全性命，据说他尽管还俗，但始终“守道不改”，并放弃自己的信仰。新皇帝颁布诏书恢复佛教后，他即同五位同辈，返回沙门队伍，并且得到了新皇帝的信任。

在皇帝的命令下，在“灭佛”运动中被戴了“黑帽子”的有司，这回发挥了先锋队的作用，他们找来了能工巧匠，按照皇帝的形象雕造石像，据说因为“纯诚所感”，石像的脸上、足下出现的部分黑色，竟然与皇帝身上的黑痣一模一样。这尊按照皇帝的形象塑造出来的石像，被当作佛像加以供奉。随后，在兴光元年（公元４５４年），又在皇帝的敕令下，为太祖以下的５位皇帝各塑造释迦牟尼立像一座，高达一丈六尺，耗费赤金２５０００斤。声势浩大的兴佛运动甚至惊动了外国僧人。不久，来自狮子国（即今天的斯里兰卡）的５位僧人，也护送３尊佛像来到京城，给北魏的佛教造增添了某些异国色彩。

和平初年（公元４６０年），师贤去世，昙曜成为他的继任者。这位新的“道人统”上任后，即向皇帝提出在京城西武州塞开凿石窟五所，各镌佛像一尊。这一建议得到了皇帝的全力支持。因此，作为这一场“兴佛”运动的最大的成果之一，著名的云冈石窟开始开凿。它的最大意义就是为后世开创了一座世界级的佛教艺术宝窟。这就是我们现今仍然叹为观止的云冈石窟，历经千年的沧桑与风雨，仍然令后人惊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