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我在电视和网络上，看到了很多有关蚁族们生活的新闻报道和纪录影像，比如两会期间北京唐家岭的蚁族歌手们唱哭了来现场调研的女政协委员的报道，和凤凰卫视的《鲁豫有约》、《走读大中华》栏目制作的有关北京唐家岭蚁族们的生活故事等等。看到以北京唐家岭为新闻热点和代表的中国蚁族们的故事，我的心情很复杂，不是同情、伤情、煽情和愤情，也不是热心、操心、窝心和揪心；更多地是从我的经历出发，而生发出的对蚁族们的特殊感受：一是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慨，二是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感叹！

　　在目前中国城乡差异、城城差别极大的情况下，那些有着初生牛犊不怕虎劲头的新科大学生们，怀揣着五彩缤纷的梦想，带着舍我其谁的劲头，闯荡在梦幻色彩更浓的一线城市里，是非常容易理解的现象。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我这个和大多数蚁族朋友们一样，同样觉得出生地的生活环境不理想，也同样怀揣着生活工作在中国一线城市梦想的大学毕业生，在终于拥有了一线城市属于自己的住房的时候，蓦然回首，我惊讶地发现：我前前后后在各种各样多人合住的集体宿舍里，竟然生活了整整18年；而这个时候，我已经整整36岁了，我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岁月都是在这蚁居生活中度过的！

　　我也是带着同样的梦想开始我的一线城市之路的。我出生在古城西安远郊的城乡结合部的一家纺织厂；我的父母都是五十年代末支内，从上海来这里的。也许是天生就有源自于父母的上海情结，也许是从小到大父母常带我去上海玩，上海给我留下了太多太美好的印象吧，总之，我太喜欢上海了！尽管后来我也到北京去读了两年大学，可我最向往的地方还是上海。难怪有成语“爱屋及乌”呢，我觉得上海的空气都和别地不一样：走在大街上，空气中永远弥漫着甜甜香香的奶油味儿。

　　八十年代国家的户口政策比现在严格多了，而就业没有户口则是寸步难行的。当时我完全看不到去上海生活的希望在哪里，我先是选择了更靠近上海的宁波工作；五年之后，32岁的我，在大学毕业整整十周年的时候，终于在国家人才流动更加便利了的大环境下，如愿以偿地回到了父母已经离开近40年的故乡上海。

　　讲我这段经历，是想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想生活在国家的一线城市里，而我们原先由于命运的安排，又没有出生在这里，是不是有直接进一线城市和间接进一线城市的两种选择？从户口、住房、收入、才学和能力来看，能直接进一线城市当然好了；如果不能，是不是可以考虑间接来一线城市？当然，间接并不是单纯地等待和简单地迂回，而是能力磨练和实力积聚的缓冲。我在宁波的五年中，先后考出了律师资格和专利代理人资格，而能同时拥有这两项资格，在当时整个宁波也只有我一个人，在当时的上海，也是屈指可数的。我就是靠着我的双学历和双资格在上海找到工作机会的；我也是靠这专长和能力其后开办了我的公司的。

　　从1980年我18岁考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起，到1998年我在上海拥有了第一套真正属于自己的住房止，这十八年间，我一直住在集体宿舍里：两人间、三人间或是六人间；不到十个平方一间的宿舍或是十多个平方一间的宿舍；地面上的宿舍或是地下室里的宿舍。那时，我曾经想过：如果能有哪怕仅仅是只能放下一张小床的让我一个人单独使用的小房间，那该有多好呀！在这18年里，我必须在冰天雪地的日子里，手指麻木地搓洗衣服；我只能靠着电视机上的拉杆天线收看一两套模模糊糊的电视节目；我无奈地定时吃着大食堂里粗糙的大锅饭；我需要经常去和成群结队的人挤拼公共浴室；我不得不在寒冷的夜晚披衣起床去外面上公共厕所。现在有些蚁族们的小单间、小厨房和小浴室，都是我当时的渴望和梦想。

　　终于，在1998年我的本命年的时候，我的集体宿舍生活结束了，我有了自己的第一套半产权房，一室一厅的，40几个平方：我终于在家里看到了清晰而丰富的有线电视；我终于用上了方便省力的全自动洗衣机；我终于可以在我干净整洁的厨房里，用煤气灶和油烟机烧饭了；我终于可以在独用的浴室里随时开启热水器洗澡了。三年后，我在上海开办了自己的公司。又是一个虎年来到了，现在，我在上海的多套房子中的一套的阳台就有十个平方；想起当年那十八年的蚁居生活里，我和别人分摊下来最多也只有六平方的住房环境，我感到非常自信，也非常自豪！

　　这个社会已经变得越来越现实，也越来越市场化了。我曾经漫长的蚁居经历，和我为了不再蚁居所作出的种种努力，给我最深刻地体会就是《国际歌》里所唱的那样：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我们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