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是21世纪上半叶中国发展的主题。实行城乡制度并轨则是科学推进“四化”的总枢纽。

　　毫无疑问，19世纪中期开始，中国的现代化已经发端。在1865-1895年的30年还是非常景气的一个时期，1912-1936年也有过一个小的振兴迹象。但是，总的看，鸦片战争后的100多年，中国战火频繁，社会动荡，“革命”不断，一再延缓了现代化进程。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现代化进入关键时期，虽然“文革”期间是“失去的10年”，有所耽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突然加快，并取得辉煌成就，令世人刮目相看。到目前，中国的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

　　一般把工业化进程大致分为工业化前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三个大的阶段。经济学家为从理论上判断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发明了有许多指标，比如工业产值占工农业产值的比重，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城乡结构等等。但是，中国国情十分复杂，现有关于工业化进程的所有指标设计，只具有重要参考意义，不能过分相信。

　　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工业化主要依赖国外外资、国外技术、国外市场，利用了国内沿海区位土地、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1）通过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工具，实行体制机制创新，收获了“制度红利”；（2）通过对内维护稳定和对外韬光养晦的政策工具，实行和平崛起，收获了“和平红利”；（3）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的政策工具，加快科技创新步伐，收获了“科技红利”；（4）通过向农民开放工业和城镇劳动力市场的政策，鼓励劳动力跨地域流动，收获“人口红利”；（5）1970年代，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无限制发行美元，举债消费，导致全球资本充裕和流动性过剩，从中中国又意外收获了“美元红利”。这“五大红利”推动中国工业化迅速前进，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沿海地区迅猛发展，国家实力持续增强，中国顺利成为“世界工厂”和全球经济大国。但是，与此同时，导致中国发展严重失去平衡，发展过分依赖国际市场、沿海与内地差距扩大、城乡差距扩大、经济与社会偏离度扩大，中西部地区工业化滞后，基础设施薄弱，收入与消费水平低，就业不足的问题依然非常突出。

　　我以为，21世纪上半叶中国工业化面临艰巨任务。推进工业化向更高层级迈进，仍然是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1）中国需要工业化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满足大量新增就业的需求；（2）需要工业化提供更多的工业品，满足民众特别是农村居民生活需求；（3）需要工业化提供更加强大的综合生产能力，满足改善国内基础设施和发展社会事业的需求。

　　今后一个时期，农村发展需要大量工业品。2008年每百户城镇居民拥有家用电脑59.3台，农村为5.4台；每百户城镇居民拥有洗衣机94.7台，农村为49.1台；每百户城镇居民拥有电冰箱93.6台，农村为30.2台；每百户城镇居民拥有照相机39.1架，农村为4.4架；每百户城镇居民拥有空调100台，农村为9.8台。工业化，需要大量产业工人，让农民“下岗转业”；需要大量资金，让农业“献出”剩余。城市化，需要土地，让农村“奉献”。也需要人口，要为农民进城创造条件。预计2015年中国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将下降到6%以下，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下降到33%，2012年中国城市化率将突破50%，2015年达到53%。在“十二五”时期，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入中期加速阶段，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将发生深刻变革。我们将再次迎来一系列重大挑战。农民是工业化、城市化的生力军，一定要善待农民，扶持农民，发展农民。通过城乡制度并轨，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发挥其在促进工业化、城市化积极作用。

　　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国工业化，其路径与前一个时期有很多不同。在继续挖掘“五大红利”潜在发展发展能力的基础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1）在进一步开拓国际工业品消费市场的同时，更加注重培育好额开发国内市场，依靠国内需求拉动工业增长，促进工业产品市场结构转换；（2）在进一步挖掘沿海地区工业发展潜力，“腾笼换鸟”，结构升级的同时，更加注重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发展，促进制造业中心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整体向中西部地区推移；（3）在进一步引进国外科技和资本的同时，更加重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民族工业、民族品牌发展，促进经济发展内循环机制提升；（4）在进一步完善大中城市市场体制机制，提升城市发展水平的同时，更加注重统筹城乡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发展，全面加快新农村建设。所有这些，都标志着需要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创新，其中的一个关键举措就是实行城乡制度并轨，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制度所蕴含的巨大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