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两会期间，除了各种经济民生问题，引发最多热议的莫过于中国现有教育体制的改革。其中，最热的又莫过于高校“去行政化”。对于这个问题，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坦言，在全社会都以行政级别作为评价标准的时候，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将贬低教育，让高校无法与社会“对接”。

    既然要“去行政化”，那么行政化又从何时起？高校与社会“对接”又是具体指什么呢？

    还是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例：中国人民大学以前是副总理级，“文革”后变成司局级，上世纪９０年代以后，因为考虑到大学跟社会的交往问题，才把级别提高到副部级。为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高校都是公办的，是国家给钱的。你一个学校要发展，必然需要建设。这个时候政府部门通过名目繁多的建设工程立项、审批以及评估、评奖等手段，使政府行政力量介入大学管理的各个方面。更有甚者为了方便和政府沟通，干脆由行政官员担任高校领导，为的就是“说话方便”。慢慢地，传说中的官本位思想侵入了一向以清高和傲骨著称的单纯知识分子们。

    教授也是人，也有各种生活需要。可是学校各种考核、评奖逼迫他们也要往上爬。于是乎，争项目、夺排名，目不暇接，以致师生们没有时间认真读书，冷静思考。社会很现实，可中国的大学“太实际了”。上面说：钱给了，为什么还没得个诺贝尔奖？清华、北大为什么还不是世界一流呢？于是下面被逼急了就会搞花架子，哪里还有什么淡定从容的学问心情。结果自然可想而知，本来是件“百年树人”的事，都变成了可以量化的论文、专利、获奖等。我们的高校混同于官场，变得世俗化，少了些许精神气！

   这时社会又说了：为什么大师越来越少，为什么我们的毕业生们越来越多成为了“蚁族”......我们是不是该给高校“去行政化”，让他们自主办学，自主管理，让社会来检验他们。殊不知，高校的行政化不是一朝一夕的结果。那是几十年前中国如火如荼地办教育时，落后的经济不能用来留住人才，于是行政力量出面摆平；那是几千年来中国封建思想的制度残留的影子。如此根深蒂固的问题，又岂是今天一句简单的“去行政化”就能解决的。

    单说前面提到的高校“去行政化”后与社会的“对接”吧。在这样一个行政级别明显的社会，没有了级别的大学要如何在经济面前开口。对于这点，笔者非常同意新闻中的观点，仅以此作为结尾，共勉：

     比如，没有了“副部级”、“正局级”官衔的大学管理者，在与政府机构打交道的过程中如何得到足够的话语权？去行政化后的高校如何在一个行政化色彩依然浓重的社会里获取所需的各种办学资源？这不但需要大学管理者自身的素养和品格，也需要整个社会新的制度设计，才能在外部环境上保证大学去行政化的顺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