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爸妈和感谢国家是方言差异

丁启阵

先是18岁的女子短道速滑运动员周洋，在温哥华冬奥会上获得1500米冠军后，接受电视记者采访时说了这样一番话：“我觉得拿了金牌以后可能会改变很多，首先肯定会让自己更有信心，也可以让我爸我妈生活得更好一点。”

不久，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于再清在全国政协体育界小组讨论会上说了这样一番话：“说孝敬父母感谢父母都对，心里面也要有国家，要把国家放在前面，别光说父母就完了，这个要把它提出来。”

于再清副局长的话虽然没有点出周洋的姓名，但是，人们普遍认为那是在批评周洋获奖后只感谢父母不感谢国家——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高健以于再清没有点出周洋的名字替他开脱，我也认为是狗尾续貂、画蛇添足，是侮辱老百姓的语文修养——因此引来不少批评的声音，有的还相当犀利。比例，著名体育评论员、新浪名博李承鹏挖苦说：“于再清不是爹妈生出来的，是国家生出来的。”

很快，周洋在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改了口：“最想说的就是感谢，感谢国家给我们提供了那么好的条件，让我们有这么好的条件去征战奥运会，也要感谢支持我们的人，感谢教练，感谢工作人员，感谢我爸妈。”

这一次，父母被排到了第五的位置，又引发了不少人的议论，有人为之感到悲哀。

显然，周洋的“感谢门”事件，是“二会”期间的一个热点新闻、热门话题。

尽管辩论双方都充满激情，热血贲张，甚至剑拔弩张，而我却几乎能做到无动于衷，悠然作壁上观。原因无他：多年学习、研究语言学的我知道，周洋、于再清的不同说法，其实就是方言差异。

网上搜索了一下，得知周洋是吉林长春人，于再清是黑龙江宾县人，都是“东北银”。我这里说的方言差异不是指地域方言差异，而是社会方言差异。何谓社会方言？社会方言，是指同一地域（包括国家）的社会成员因为职业、阶层、年龄、性别、文化教养等方面的差异而形成不同的语言变体。于再清是政府高官，周洋是初出茅庐的运动员。他们的职业、阶层、年龄、性别、文化教养都大不相同，自然说出来的话也不会是一样的。

一个初出茅庐的运动员，而且是父母尚在贫穷中挣扎的苦孩子，但凡有点孝心，只要天良未泯，她都会（应该、必须）首先为自己父母能够从此过上好日子感到高兴；政府官员，况且是需要经常到国外活动、在国际舞台上代表本国政府讲话的官员，凡事把“国家”挂在嘴上，也是一种职业修养，无可厚非。百姓讲人性，官员打官腔，既合乎社会方言原理，也符合自然规律，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

整个事件，我认为值得奇怪的主要有两点：一是身为政府官员的于再清副局长竟全然不懂语言存在社会方言不同的道理；二是不懂道理的政府官员不是去请教语言学专业人士，而是企图以势压人，强迫别人说跟他一样的语言——这必然会让普通百姓想起法国作家都德的名文《最后一课》而心里堵得慌。此外，把“……可以让我爸我妈生活得更好一点”理解为心里面没有国家，这位官员的中文实在是有必要回炉（得去小学）重炼。

不少人在为周洋改口感到悲哀，我认为大可不必。周洋说“我爸我妈生活得更好一点”的时候，她的身份、立场都还只是一个普通运动员；获金牌之后的周洋，荣誉、奖金、名声接踵而至，她的“阶层”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她的社会方言也必然随之改变。我认为，即使没有来自官员、官方的压力，周洋的语言也是迟早会发生这种变化的。“我觉得拿了金牌以后可能会改变很多”，说明周洋本人已经知道会有这种改变了。

                                                  201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