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  语】蒋哲伦是我和翁敏华的老师，我们称为“蒋老师”。蒋老师是陈伯海老师的爱人，陈老师教我们唐诗，蒋老师教我们宋词。诗庄词媚，在中国文学里，文学样式也有性别

                                                     之分的，诗是男人，词是女人；诗由男老师上，词由女老师上，是最好的搭配。

    蒋老师格律诗写得好，我们七七级进校时，蒋老师就有“女诗人”的称号。每与陈老师说起蒋老师的课上得好，陈老师总是平淡地说：“她会说”。

    但想不到的是，蒋老师的文章也写得好，在和女儿团聚的美国，每每写文章在报刊上发表。这篇文章，就是她看了我和翁敏华的“纳豆”后写的。原来题为《纳豆情节》，我觉得其中写外婆纳豆的味道好，就建议改为《外婆的纳豆》——曹  旭

    近读翁敏华《我的纳豆》，颇有知己、知味之同感。可是钟情于纳豆的敏华决未想到有人比她更为痴情：刚从美国探亲回国的我，不顾旅途劳累，竟远越重洋地携带四盒日本纳豆；敏华又岂知我的纳豆情结中还蕴含着对长寿外婆的深情缅怀。我不仅是“纳豆女”，还是外婆的“纳豆孙女”呢。

    外婆去世时，享年104岁。她既无长寿秘诀，也无养生妙方。由于家境清贫，一辈子没有吃过人参、燕窝之类的补品；且自幼裹就一双三寸金莲，没进过现代学堂，不知道体育锻炼对健康的重要。她中年开始吃素，豆制品是除蔬菜之外，获取廉价营养的主要途经。她亲手制作的纳豆，是全家喜爱的佐食美味，至于其中含有的激酶、氨基酸、异黄酮等虽闻所未闻，也许就是她不知不觉中吸取的长寿元素。

    记得每年新豆上市，外婆总会煮上一锅烂烂的黄豆，滤干水份，除去豆翳，把豆子放在事先洗净的竹篓里，盖上棉制品，藏在室内的温暖处，让它发酵。大约一星期左右，一颗颗豆粒便蒙上浅绿色的霉菌，于是将这些霉豆分装入一坛坛豆绿釉彩的小陶罐里。陶罐事先反复用开水洗净，然后放水。水也必须纯净，当年没有纯净水卖，外婆是用盐水煮沸冷却而成。最后一道工序是把罐盖紧紧地密封起来，放到阳光下，晒上十天左右即可开罐，这时香喷喷、淡淡黄的纳豆－－国名“豆豉”就制成了。

    吃豆豉也有一定的卫生要求。外婆特制一把长柄调羹，每次用开水洗烫杀菌，然后才伸进陶罐，把豆豉和液汁舀在小碗小碟里，供我们早晚过稀饭。我们喝着稠稠的新米粥，抿着软糯香粘的豆豉，咂着鲜美润口的豆汁，真可谓颐爽心惬。相比之下，日本的纳豆就过于陋俗了。 
   日本民间土制的纳豆确有一股异味，令人不敢贸然伸筷，曹旭博士即其一例。然而曹博士所尝纳豆，该是市面上经过加工改良的售品，已经除掉了那种“虾米臭，老脚臭，抹布味”了。日本纳豆和我外婆的豆豉不同，既无液体，也非干体，而是湿体，适合霉菌繁殖成丝状物，吃的时候需用筷子缠丝进口。我居美时曾经仿制，“发明”了“介入法”，即把买来的日本纳豆，搅和在自己煮熟的黄豆里，保温发酵，一个星期后，那些原本光溜溜、香喷喷的颗粒，也被缠上了丝丝拉拉的粘状物，并散发出一股异味，惹得我的两个外孙大叫“臭味难闻”，全无“外婆纳豆”的品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