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住建部部长姜伟新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方才这位记者实际上谈到的问题是财政和土地的关系，这里的本质要说的是地方市长、市委书记靠土地增加财政收入，房价高、地价高，他很高兴，你的房价怎么降得下来？他本质是讲了这么一个问题。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不能否认土地价格的上涨和房价的上涨确实会给地方财政增加很多收入。但是，一定还要看到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那就是房价过高过快上涨会引起不稳定，他的任务、责任是非常重的。”

　　如今，国人常把住房问题看成是一个经济问题，从总理到两会代表都在谈“房地产”、“高房价”。认识更深一层的，会说住房问题已经成了社会问题，关键词有“房奴”、“蚁族”，等等。很高兴姜部长有这么高的认识，虽然没有明说，但指出“房价过高过快上涨会引起不稳定，他（地方市长、市委书记）的任务、责任是非常重的。”其潜台词已经把住房问题看成是个政治问题了，至少是一个与当今最大的政治问题——维稳相关的大问题了。

　　近年来，住房问题始终是社会矛盾的焦点之一，其张力已经使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社会心理极度扭曲。从社会主流意识看：在经济上，房地产被视为拉动GDP上升的主要动力；在政治上，房地产成为最可夸耀的政绩之一。地方领导深陷其中，“卖地求荣”，完全置“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历史教训于不顾，“强拆”导致的一幕幕悲惨的活剧四处上演。

　　所以，现在我们必须从政治的角度谈住房问题，这并不是为了上纲上线吓唬人，而是因为公共政策或社会政策本来就是一项政治抉择。社科院的同事刚刚出版了一本著作《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其中提出了一个很震撼的定量分析结果：目前中国社会结构落后于经济结构大约15年，这是产生当前诸多社会矛盾问题的重要原因。

　　社会学关于“稳定的社会是橄榄型社会”的理论，如今已经为公众熟知。所谓橄榄型社会就是两头小——富裕阶层规模小，贫困阶层规模也小；而中间突出的是规模庞大的中产阶层，一般认为应该占到60%及以上。国际经验表明：这样的社会才是稳定的。陆学艺研究员最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中产阶层不发达是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当中产阶层弱小无力并且组织很差时，国家就会分裂为穷人和富人，由于二者是天然的敌人，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很难妥协，就会导致社会不稳定” 。

　　中产中产，关键在“产”，而不仅仅是“收入”。2000多年前孟子就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关于做人的道理，有稳固产业的人才会有持之以恒的道德理念；反之，则不会有一而贯之的道德理念。

　　美国的谢若登教授是这样描述资产的重要性的：“收入可以满足人们短期的基本需求，但它无法改善长期的状况，无法实现人们对发展的本质需求，所以要达到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不能只依赖于收入的维持，还要依靠资产的建设和积累，资产建设的实质就是要通过政府的政策为政策对象启动资产的积累。

　　坊间传说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一个小故事，有一次刮台风，把老百姓家的门板刮跑了，那家人豁出命去追那块门板。李光耀看见了，生出一个念头，老百姓为一块门板都这么拼命，如果能使他们都拥有自己的房产，他们还不拥护政府？这就是新加坡政府“居者有其屋”政策的发端，后来果然大获成功。

　　重读《毛泽东选集》，有个发现：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对中农的态度不无揶揄。“中农呢？他们的态度是游移的。他们想到革命对他们没有什么大的好处。他们锅里有米煮，没有人半夜里敲门来讨账。”但是，到了土地革命时期，创建了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则提出：“中农态度的向背是决定革命胜负的一个因素，尤其在土地革命之后，中农成了农村中的大多数的时候是如此。”

　　回忆这段历史，使我们想到：中国现代史上每一次成功的重大变革，几乎都与承认与尊重人民群众的财产权相关：建国大业，是通过土地改革，从而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赢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改革开放，则是通过包产到户，确认了农民对土地的承包使用权，开启了经济快速发展的新时代。

　　综上所述，中产阶层是现代社会的中坚力量，无论中外，绝无二致。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了“ 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愿景。30年以后，这个愿景的前半部分即“先富”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如今，我们是否可以提出这样一个新的口号：“让普通老百姓中产起来”，这恐怕才是民生问题真正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