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对北京语言、京味儿常常怀有留恋的情感,北京语言的核心之一是温情脉脉,所以被老舍称为犹如清夜的小梆子,被俞平伯夸奖“北京话是全中国最优美的语言,《红楼梦》里的对话几乎全部是北京话,而且是经作者加工洗练过的北京话,真是生动极了。”但是,任何一种语言都有糟粕有过耻辱,北京语言也有过。其实“京骂”比起40多年前的北京文给语言危害小多了,前者只是球场上因斗气而出言不逊,而后者的语言让人毛骨耸然,很可能暴力语言后面会紧随着暴打。
做为文革的发源地北京,它有多次具有爆炸性的行动,如聂元梓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红卫兵的成立和“扫四旧”,炮打各单位“走资派”,大批判,大串连……都对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文革”给整个中国社会造成的巨大破坏已经不必赘述,而这期间在社会用语方面留下的“文革体”,倒也不应从历史的文字记载中抹去。
中年以上的人一定记得红卫兵的第一张红卫兵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被登载在人民日报上,那极富煽动性的文字和天不怕地不怕的混劲儿,会让今天的年轻人难以理解,但这毕竟是当时最高领导所肯定的大字报,这也是当年北京年轻人说话的口吻:
“……反对造反的人,我们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你们了!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爆炸筒、手榴弹一起投过去,来一场大搏杀、大厮杀。什么‘人情‘啊,什么全面啊,都滚一边去!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狂妄吗?我们就是要‘狂妄’。毛主席说:‘粪土当年万户侯’。我们不但要打倒学校的反动派,我们还要打倒全世界的反动派。革命者以天下为己任,不‘狂妄’怎么行呢?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过分了吗?老实说,你们所谓的不过分,就是改良主义,就是‘和平过渡’。这是妄想!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工农子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 集中火力打黑帮,工农子弟齐造反
这些文字只能出自北京中学生之手,而不会是上海、广州的中学生。尽管这种文体语言很快风靡全国,但始作俑者一定是北京青少年。因为那种抬杠式的语言,睥睨一切的自信,对政治的积极参与,确实有着鲜明的北京特色。
这种迅速流行全国的语言之所以最早出现在北京,在于全国解放十多年来北京是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的中心,北京人比任何地域的人都政治化,加之北京高干子弟云集,造起反来有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而北京话比任何地方的语言都更易与政治挂钩,所以形成了在一个独特历史时期内的特殊语言。从中,我们也更清楚地看到,语言绝对要受到时代的制约。这种语言不是突然间冒出来的,它与中国近百年来从未停息的民族斗争、阶级斗争有关,与斗争哲学主宰一切有关。全国解放后本来可以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最终斗争还是在“崇高理想"的遮掩下主宰了一切。社会学家郑也夫曾分析,“文革"中北京红卫兵的词汇,如红卫兵、红小兵、红五类、红袖章、红宝书、红司令、红色恐怖、红色海洋等,使红字泛滥,而“红”字早在他们的孩提时代便占据了他们的心灵,如《东方红》、《红旗飘飘》、《红旗谱》、《红日》、《红岩》、《红孩子》、《红灯记》、《红灯照》、“又红又专”、“红透专深”……这确实为语言的演变找到一个佐证。
历史上每个重大事件,不管是政治的、体制的、军事的、文化的,都会在语言上留下浓重的痕迹。语言的确与社会共变,语言的变化也堪称一个民族活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