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子路之死：
《史记》记载，子路在战争中被攻击之时，帽子的簪缨断了。他谨守礼法，想整冠之后再走，然而敌人并没有等他，瞬间即被敌人剁为肉酱了。子路之死的直接原因是在跟人激战正酣的时候，在乱军之中，冠掉在了地上，却要不合时宜地去捡起来戴在头上。
子路死无全尸的悲惨结局是其“读死书”所导致的。
作为孔子的那些弟子中年纪最大的大师兄，子路素来以性格直率豪爽为特色。比如，子路问鲁国大夫在练祭祀的时候是否应该执礼杖，问叔孙母叔的丧事是否符合周礼，问守孝三年之后赶紧在家唱歌是否符合周礼，等等。易中天先生形象地把子路与孔子之间的关系比做李逵和宋江之间的关系。前者与后者的关系都是那种最忠诚的不离不弃并铁杆追随的关系。
这些方面可以证明子路是个表面粗，内心细腻的人，学习的时候认真得过份到迂腐程度的人，是个很讲原则而不能有丝毫让步与灵活余地的人。
虽然子路“同学”在所有事情上都认真到较真的程度，却在“大道容下，大德容众”方面难以比望孔子之项背。
反观孔子，当子贡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脱口而出的是“其恕乎”。 孔子对自己在成熟时代的评价就是仅仅是有一个基本的价值观而已。
那个价值观就是在立场坚定的前提之下，遵循“一以贯之的道”，那个道就是“忠恕之道”，具体而言，“忠”就是“己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而“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后世把这“恕”之道更引申为“己所欲亦勿施于人”。
忠是用来要求自己的，而恕是用来要求别人的。
忠首先是一定要有能力，但即使有能力都未必人人都能够做得到，也不是时时都能做得到的，即使做到也未必就是出自善良并得到正面效果；忠可能被利用，忠有局限性。忠的前提是有相同的追求与相同的爱好。而且要做对别人有利的事。
而恕是不做对别人有害的事情。而且恕相对忠简单得多，未必需要有能力，而只需要有意愿就行了。孔子曾经贵为鲁国的“大司寇”，相当于掌管国家机器的“司法部长兼公安部长”，但其倡导的恕更有些像是心性的修行。
从儒家派生出来的法家讲究规矩与惩罚的，而恕却是法家的对立面，因为一味地宽恕是不可能有严刑峻法的。相比于忠那样的高标准、严要求，恕是宽容，也可以让人释然。但由于忽视了人性中恶的那部分，所以对物欲横流的社会更是缘木求鱼的行为。
二、孔子的成熟：
孔子是尊奉周公之礼的，而在老聃的思想体系中列在末位，即“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所以，礼仅仅处于“乱”的前沿；从某种意义上说，礼是乱的开始。
尊礼就是讲原则。
孔子在年轻时候也是很讲求原则的。
孔子在卫国的时候，子路问孔子“卫国的国君正等待着先生去治理政事，先生打算先做什么事”？孔子回答说：“必也正名乎！”子路不理解，认为孔子太迂腐，怎么会先做正名这样的事？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孔子不仅做事讲求原则，而且也是很讲究等级观念的。
不仅是在国家，有天子、诸侯、大夫，士，在这之下是庶民。而在家里，就连父母在享受各种标准方面都是区分开来的，丧事的礼节都各有不同，这就要求一定要以丰厚的物质生活为保障与前提的。可惜如此就意味着庶民永无出头之日，只有通过科举让国君发现自己的才华，并始终效忠，这才可以让祖先及自己有体面的葬礼与祭祀礼仪。
再比如，按周礼，贵族娱乐时的舞列（佾）有等级规定，天子八佾、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鲁国大夫季孙氏，却“八佾舞于庭”，严重违反了周礼，所以孔子表示愤慨：“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意思是，季孙氏连僭用天子之乐的事情都能忍心去做，那么他还有什么违礼之事不忍心去做呢？
这就是孔子的原则性。
有了原则性就会有心理压力，就会有焦虑，也让孔子踏上了周游列国的颠沛流离的道路。
在那途中，孔子很受伤。
原则性让孔子到处碰壁，也只有到处碰壁之后，才学会了宽容，看世间的人，谁不曾经历类似的过程呢？
从孩童时代被教以原则，被制度约束，然后以那样的制度与原则去要求自己，并且去要求别人，但那个坚持原则的过程也就是不断碰壁的过程，直到遍体鳞伤，连心都被伤成碎片片之后，才发现其实世间并不需要太多的繁文缛节，宽恕别人并宽恕自己，才可以享受生命中的每一天每一刻。所以才会有忠恕之道，才会有“耳顺”，才会有“从心所欲，不逾矩”。
成熟之后的孔子，心胸开阔了许多。
比如鲁、吴两国贵族都姓姬，按周礼，任何人都是不能娶同姓的；但然而鲁昭公却娶吴女为妻。孔子游学陈国时，陈国的司寇问孔子，昭公是否知礼？孔子答：“知礼”。
孔子走后，陈司寇问孔子的学生巫马期：“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意思是，孔子这样的君子，居然也帮助别人隐匿错误。如果娶同姓的人也算懂礼，那么天下还有谁不懂礼？其实，孔子也知道昭公娶吴女是一件违礼之事，然而昭公乃鲁国君主，孔子按周礼是不能言自己君主之过的，他只能回答“知礼”。所以，当孔子知道陈司寇背后批评他的话时，当即表示“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那个人问到鲁昭公取吴女是否符合周礼，他毫不犹豫地就说是符合，虽然有一定的外交因素，但这就是其通达的一面。
再比如孔子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与其易也，宁戚。”
意思是：祭祀时，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不如礼不足而敬有余；治丧时，与其丧礼熟练周到少哀悼，不如发自内心的悲戚。孔子对“礼之本”的这种认识，有其源头。《周易·升》九二爻辞：“孚乃利用禴，无咎。”只要心诚，简单的祭祀也能获得神的赐恩，无灾难。
再比如《论语 子罕》篇记载了孔子这样一段话：“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意思是：礼帽用麻料制作，这是合乎礼法的；现在大家都用丝线制作，这样更省俭一些。孔子赞成大家的做法。
臣与君行礼，先在堂下磕头，升堂之后再磕头，这是合乎礼法的；现在大家直接到堂上磕头，这是骄慢的表现。虽然违反大家的做法，孔子还是赞成原来先在堂下磕头、上堂再磕头的礼法。
这一组对比的例子，反映了孔子关于礼的权变，比较注重实际，既不僵死守礼，也不盲目从众。直到到了一定的境界，孔子才意识到恕比忠重要得多。
就连孔子都是在60岁以后才做到“耳顺”的，更不要说是子路以及其他更多的人了。
三、忠恕之道：
孔子生于鲁国。齐、鲁之地，齐为姜太公之封地，鲁为周公旦之封地，都是周朝的文化重镇。从来都是越是文化与文明程度高的地方，就有越多的繁文缛节，人的生活才会有更多的羁绊与虚伪的成分，才会有苛刻的要求，才会有严刑峻法。
而孔子却是一个表面有原则，实际上不是很坚持原则的人。当礼用到某个具体人的身上的时候，就想尽一切办法去为他开脱。
忠恕之道，恕是对要求的降低，是豁达，是放弃绝对标准。是不较真。
似乎可以这么说：儒家到极致就是修行，就是道；而法家到极致就是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用佛法去对自己曾经残忍的行为进行审判。
是否成熟决定于你对别人的过错是否宽容，是否对自己的过错宽容，在什么时候的过错宽容。
推其长处，违其短也。呵护别人的缺点就像呵护别人的伤口一样。
所谓忠恕之道就是换位思考，就是角色转换。不是用right or wrong的标准去判断，更不是去用black or white的方式去铲除异己，而是宽恕与包容。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要举双手维护你说话的权利的民主。
但毕竟民主不是由几个贤人雅士所倡导得了的，而更需要国家与社会的制度保障，正是因为中国从来就没有民主的制度保障。
所以所谓的忠恕之道，就成为帝王统治的工具，臣对君忠是基本要求，君对臣恕就是恩惠与赏赐了，而所谓恕在民间，也就成为老人对孩子的不轨行为的一种谦和。
子贡同学深谙恕道，所以才会在商道中取得巨大成功，聚敛财富。
假如子路同学领悟到忠恕之道的真谛，特别是宽恕别人也宽恕自己，而不至于迂腐到那种程度，怕也不会遭遇被剁成肉酱的地步。
——无奈本性使然，这大约也是子路同学的悲剧了！
贾春宝
电话：13269258122，89581930
MSN: [email protected]
QQ：469063961
价值中国网个人空间：http://bekings.chinavalue.net
原创外汇评论主页：http://blog.hexun.com/chunbao/default.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