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拥抱现代化的过程中，媒体其实一直是作为政府治理的工具，只不过从泛政治化时代阶级斗争的工具转变为新时期经济建设宣传的工具，商业手法广告经营只是间接为宣传服务而已，“党-国的宣传公司”基本上概括到位。新闻专业主义也是在国有媒体的框架下运作，如《南方周末》之于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集团）。与资本市场结合的互联网一度被寄于厚望，反低俗为名的清理、谷歌退市证明在国家利益面前互联网经营许可的限制依然权力无边。哪怕在“文化/创意产业”的喧嚣里面，诸如中国的审查制度下出不了阿凡达的批评也证明，政治之手一直在工作。
检视西方媒体与权力的关系和客观性传统，一方面是公关和营销传播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的价值在于它还是一种新的新闻/媒体观的前提，当然，也符合主流价值/当权利益。
归结到当下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命题。主流主张自然是学人应该融入社会进程——当下的国家建设，与中国传统“士”的忧天下传统一脉。舶来的公共知识分子观则认为学者应该跟现实政治保持距离，以边缘的姿态进行批判。就中国语境下的新闻立场而言，李彬是保守的（认为新闻专业主义和阶级斗争工具一样极端），展江是激进的（舆论监督），正如赵月枝（传播政治经济学）VS潘忠党（新闻专业主义、协商民主），李希光是宣传原教旨（政治传播/公关的拿来主义），HSM是商业原教旨（为媒介产业代言），兼容的多元观亦大有人在，目力所及，郭镇之（连接展江与赵月枝）、赵心树（连接李希光与潘忠党）、黄旦（连接李彬与郭镇之）有此风范。说不清的是，内在冲突的多元观换言之即价值体系缺失，与杜威的实用主义论调一脉，也会被作为靶子批成无立场，长袖善舞、左右逢源，得意者如公认聪明的YUGM，于是问题变成批判本身是否就是一种酸葡萄心理……
如舒氏所言，一切思想在于解决或近或远的社会问题。乐观的看，由于与泛政治时代的不同的时代底色，今天的新闻学/业即便是重新政治化也是螺旋上升的过程。

（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迈克尔·舒德森著，陈昌凤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