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春节，说来幸运，竟然飞了一趟葡萄牙、西班牙，说来不幸，竟然在西班牙只去了三个地方：宾馆、会场、餐馆。幸亏在葡萄牙买了些东西，否则回家只得两手空空了。

不在家过年，已不属于头遭——2002年春节，为了所谓的自由度问题，在北京一个人过了春节，其实也就是一个人过，可以说了无生趣。

当时中国ADSL都还只是刚要起步，价格也贵得要死，我等常务老百姓，只余下春晚同乐了。（有关女人的话题，省略N字，就既往不咎了吧，呵呵。）

斯年刚好有个大学哥们从大连来，说要陪我过年，挺高兴。

该兄弟新疆人，仅看那黝黑的皮肤，就属豪放侠雄般的俊杰，又投身于钢铁行业，貌似威武不能屈的。结果他嫁入内蒙的姐姐更为强悍，年儿三十当天，开着吉普车从内蒙来，硬生生将哥们捉回自己家过年了过年。更为不靠谱的是，后来哥们告诉我说，是在长安街被姐姐直接抓走的——于是乎，整个春节，就余下该哥们内裤在我家阳台上迎风飘扬了一个假期。

这也许是我知道的最早的“跨省追捕”？

另一个神奇的是，该哥们绰号“秀儿”，和我目前的同事“重名”了。

因为数月前刚去过芬兰，所以这一次再去西欧，并不期待；尤其心在安乐小窝，稍有无奈了。尤其是春节、情人节等等，全部夹杂在一起，被这趟出差给冲掉了。恰恰康钊、马晓芳都携家带口，于是我和通信世界的杨海峰一起，两个男人勉为其难地纠集了一个春节，更是不爽。

根据安排，我们这一行人，先飞到慕尼黑，而后转机向里斯本。

结果第一天就出了问题：正常登机后，变成杨白劳过年——下起雪来了。投过机窗看出去，很多推车在跑道上来回奔波，忙得不亦乐乎。外国人和中国人的思维就是不一样；如放在国内，如此大雪，大体上会是等雪停了一并扫雪；但是外国人就是一边下雪一边扫雪，这厢刚扫完，那边又落了雪，于是一直在扫雪，这样的工作效率，在国内基本上是要全体下岗的了。

这一等就是五个小时，。就在我们担心是否又要下飞机就地宿营时，机长叽里咕噜了一通，没有任何征兆的，迎雪起飞了。

在如此漫长的过程中，机舱里的人都沉默着等待，这种沉默的气氛，使得我们这“一小撮”不明真相的中国群众，也受到了感染，说话都是轻声慢语的了。而闲聊的话题中，涉及到的是，“如果发生在国内，航空公司是否会被要求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