鸠山由纪夫的“执政宣言”具有划时代意义
——评正版《日本的新道路》的战略价值
在去年8月，日本民主党大选获胜以后，准首相鸠山由纪夫作为首次登上日本首相宝座的在野党党首，会给日本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当时的中国媒体是这样报道的：“鸠山由纪夫于８月２６日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文章，阐述了日本今后在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同时，应该回归亚洲的观点”。这一对鸠山实际上的“执政宣言”的评价是一典型的井底之蛙的一孔之见。凡事只关心与己有关的部分，至于事不关己，必将高高挂起的古训再一次起到了引导作用。于是，我国大多数人当时只看到了鸠山关于回到亚洲，疏远美国的意图，其它的动向就不再关心，一概不知道了。
其实，当你看到鸠山该文的原意文章后，方才明白日本人这回又跑到中国人的前面去了，就如同百余年前的明治维新对戊戌变法之先声夺人的那样！
真理对于有心、有缘之人那虽也是稍纵即逝，但却能在那历史的一瞬间就能被全息捕获；同理，真理对于无心、无缘之人那虽也是白纸黑字地历历在目，但却不能在熟视无睹之间被有益吸收丝毫。
鸠山由纪夫到底在《日本的新道路》里传递出了什么信息？在其共分为五节的整篇文章中，前两节是战略思想宣言，即（回到“友爱”的观念上来）与（更多关注非经济价值）；第三节是形势判断，即（中国的经济规模会超日本）；最后两节是探讨性重症药方，即（克服民族主义过激问题）与（用区域一体化化解领土争端）。其实，战略性思想宣言是全新世界观的正式阐述，具有战略意义与恒久价值；形势判断是围绕日本周边事态的利害权衡，仅具有中短期指导意义；至于药方那就很难说是一定之规，全要看施行时的趋利避害之计来决定行止。可我们却把这可变之药方当作了不变之本原，小看了民主党政府的长远战略智慧，夸大了政党政治的一时权衡之计的作用。
这明显就是日本从事战略性研究的智库的系统性研究成果的政纲性表述，而绝非一个长期在野始一上台后随兴所至的政党成见的偏激表述。我们倘若再如满清大辫子僵尸，抑或关起门来称王称霸的文革式自我折腾意识发作的那样，再耽误民族命运随世界潮流及时地升级换代之机遇的话，中国必将再次扮演将时代罪人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的愚蠢的历史角色。作为一个新兴发展中国家，及时地与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划清界限是不可或缺的历史使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及时调整事关全民利害与国体性质中的重大经济制度虽在理念上容易做到，但能否在利害安排上及时做到却仍然值得观察。
通观鸠山由纪夫的《日本的新道路》全文，如果硬要说日本欲远离或靠近什么，那也不是亚洲与美国这一狭义概念，用鸠山的话来说就是：应当远离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及其策源地的牵制、控制与不良影响；靠近更多的非市场经济的社会人文因素，达到使日本立于更加安全的经济、社会、国际环境诸条件之上的战略目的。
这日本人的嗅觉历来就比咱们的好。估计是因为身处太平洋，广纳往来风所致。他们能率先一举推到市场经济的桎梏，全面否定和一语道破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的罪恶本质与贻害无穷，抢先布置国家正确的对外姿态与发展方向，回避和制约现今世界上最大的危险及其对民族利害的严峻威胁，真可谓是先声夺人，令人耳目一新！
我们既没有如此敏感，也没有如此思想创造来突破人类价值理念的羁绊，再回头看看那些中国老牌经济学家们只知摇头晃脑，横条鼻子竖挑眼，莫衷一是，言必称市场，行必喊自由的迂腐烂贱行径，真让人有撒不出尿来之感！我们历来喜欢舍本逐末，专拣软柿子捏；上天不能通变，入地不能达利，搞了一个半搭子市场经济，沾了一身的腥骚，就是老百姓没捞着好，却就硬是不知道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了。都说是计划经济养懒人，我看这市场经济就只能养傻子咯！你看连那些个学富五车的大多数经济学家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真是一个行业性的荒诞笑话！经济学已成为对自己专业最无知，最莫衷一是的儿戏，由经济学家们提供的各种自相矛盾的解决方案要么就是明显的笑话，要么就是典型的伪科学。这都是因为什么呢？就因为人们不知及时放弃关于市场经济教条的原教旨主义思想，如此，莫说经济学，就是整个政治学、社会学都会走入死胡同。如此，人类远大未来先莫忙于说，就眼下这些个民族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之继续都成了难以为继的问题，所以，日本人这回又正确在了中国人的前面，就因为中国人到现在还愿不愿意在市场经济的继续毒害梦幻中醒过来都还成了一个问题。
近代中国在揽世界之风向，行造化之新政上就已落后于日本；明治维新将戊戌变法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此其一；此后，我们仍未觉醒，战后的制造业大发展又把热衷于搞继续革命的中国甩下了很远，此其二；看看中国急起直追，正在兴头子上，眼看就要赶上日本，早晚还要超过美国而跃居全球之首也不在话下之时，又是我们榆木疙瘩脑子的硬是不开窍对阵日本灵敏的嗅觉，此其三是也！难道不是吗？请看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上任伊始发表的时代宣言般的历史性预告《日本的新道路》，它预示着日本将会调转船头，驶向其全新的嗅觉所导引的向反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的新时代转变的方向！附：
鸠山由纪夫:《日本的新道路》
在后冷战时期，日本受美国所主导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不断冲击。这种奉资本为圭臬的原教旨主义，我们通常将其称之为全球化。在这里，人由“目的”异化为“手段”，人之为人的尊严荡然无存。
市场原教旨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不受任何约束，不讲道德，也谈不上节制。我们如何才能将其终止，从而保障国民的利益和生计？这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回到“友爱”的观念上来
为了降低自由与生俱来的风险，我们必须回到友爱的观念上来，正如法国口号“自由、平等、博爱”（注：１８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提出的政治口号）中的“博爱”一样。
这里所谓的“友爱”，实际上是一个原则，旨在调节当前资本主义标签全球化的泛滥之势，并保护传统上业已形成的本土产业。
有观点认为，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是普世而完美的经济模式，所有国家都应根据全球化的（毋宁说是美国的）标准来调整自己的传统与规则。正是这种观点导致了最近的经济危机。
在日本，到底对全球化应该采取何种姿态的意见不一。有人主张积极拥抱全球化，让一切都听凭市场支配。其他人则谨慎得多，认为应当努力扩大社会安全网，保护我们的传统产业。自小泉纯一郎（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组阁以来，自由民主党一直强调前者，而我们日本民主党更倾向后者。
更多关注非经济价值
任何一国经济模式的形成都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打上了传统、习俗和生活方式的烙印。但全球化在取得进展的同时，向来漠视任何非经济价值的因素，也无视环境问题和资源短缺的困境。
如果我们回顾自冷战结束以来日本社会的变化，我想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球化经济已破坏了我国的传统产业，地方上的社区也未能幸免。
在市场理论中，人除了经济意义之外别无价值。但在真实的世界里，正是人才支撑起了当地社区的结构，他们活生生地体现了当地的生活方式、传统和文化。一个人要有一份工作、要足够维持他的家庭生计所需、要在当地社会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他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
秉承友爱的原则，我们将不会让与人类生活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如农业、环境和医疗），任由全球化摆布。这样的政策我们不会奉行。
作为政治家，我们的责任在于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到那些非经济价值上去，它们已经被高歌猛进的全球化抛在了一边。我们的政策必须致力于将国民再度团结到一起，更多地考虑自然和环境，重建福利及医疗体系，提供更好的教育和抚育政策，并缩小贫富差距。
中国的经济规模会超日本
从友爱的观念出发，衍生出来的另一个国家目标在于，建立东亚共同体。当然，《日美安全条约》将仍然是日本对外政策的基石。
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记住日本作为亚洲国家的身份。我相信，日益迸发活力的东亚必须被视为日本的立身之本。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在这一区域建立合作框架，借以实现稳定的经济合作和区域安全。
金融危机使许多人意识到，美国单边主义时代可能正走向没落，美元持续作为全球主要货币的地位也令人生疑。
此外，我还认为，由于伊拉克战争的失败和金融危机的发生，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时代行将终结，我们正在朝多极化的时代迈进。不过，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足以取代美国的主宰地位，也没有哪一种货币可以扮演美元的角色。虽然它的影响力日益衰落，但在未来二三十年内，美国仍将在军事和经济上保持领先地位。
当前的事态发展明确表明，中国将成为世界上一个主要的经济体，同时还会继续扩充自己的军事实力。在不太遥远的将来，中国的经济规模将会超过日本。
美国正在努力保持其作为世界主宰力量的地位，而中国则在谋求成为世界的主宰力量。处在夹缝当中的日本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呢？不仅日本需要考虑这一问题，亚洲的中小国家悉数如此。它们希望美国的军事力量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以维护该地区的稳定，但也希望美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行为能有所约束。它们还希望减小我们的邻国中国构成的军事威胁，同时确保中国规模日益庞大的经济发展能够有序进行。这些都是加速区域一体化的重要因素。
克服民族主义过激问题
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和全球主义作为超国家的政治经济哲学，不论好坏，其影响都已式微；各国民族主义再次抬头，并开始产生重大影响。在我们寻求建立国际合作新架构之际，我们必须克服民族主义过激的问题，沿着以规则为基础的经济合作和安全之路前进。
与欧洲不同，东亚各国的大小、发展阶段和政治制度都不尽相同，因此注定了经济一体化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不过，我们还是应该朝区域货币一体化的方向努力，这是快速经济增长后的自然延伸。东亚的快速经济增长以日本为开端，继之以韩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之后便是东盟诸国和中国大陆。我们必须不遗余力地建立永久性的安全框架，这对实现基础货币一体化至关重要。
建立一个单一的亚洲货币很可能需要１０年以上的时间。至于由单一货币催生的政治一体化，则肯定会耗时更久。
用区域一体化化解领土争端
目前，东盟、日本、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和韩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１／４。东亚地区的经济实力与日俱增，该地区内部相互依赖的关系也日益深化。因此，建立区域性经济集团所需要的架构业已存在。
另一方面，由于各国之间存在着历史、文化矛盾以及安全利益冲突，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面临着许多棘手的政治难题。比如，日韩、日中之间的军事竞争和领土争端问题，不可能通过双边磋商加以解决。这些问题通过双边场合讨论得越多，就越有可能面临民族情绪高涨和民族主义加剧的风险。
我认为，地区一体化和集体安全是我们应该遵循的道路。
因此我建议，区域一体化道路上面临的这些障碍，只有通过更进一步推动一体化才能得到真正解决。这可能有些矛盾。但欧盟经验告诉我们，区域一体化能够化解领土争端。
库登霍夫·卡勒吉（奥地利政治家，提倡泛欧思想，欧共体先驱，被称为“欧盟之父”。我的祖父鸠山一郎曾将他的著作《反人类的极权国家The Totalitarian State Against Man》译成日文）是第一个大受欢迎的欧洲联合运动组织的创始人，他在８５年前的《泛欧主义》一书中曾写过一段话，请允许我以此作结：“所有伟大的历史创想一开始都只是乌托邦梦想，最终才化为现实。一个特定的想法是一直停留在乌托邦梦想层面，还是得以变成现实，这取决于有多少人相信它，以及他们为之所付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