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逝去的牛年，中国在全球经济遭受金融危机重创下十分牛气，举世瞩目；虎年，中国经济还会牛气冲天，虎威持续吗？
回溯历史，每次国际经济金融危机都会给经济金融格局带来调整和变化，上世纪初的美国大萧条，建立了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促进了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而在经济大衰退过程中，又同时能发现并摸索出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不仅保持着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且还充分彰显出有远见、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成为世界瞩目的绝对“主角”。一时间，“中国奇迹”、“中国经验”、“中国现象”等等的评说，成为全球的热门话题，最后都集中到“中国模式”上，可以说，关于“中国模式”的热议及学习和模仿的热度与中国经济同步增长。
究竟何为“中国模式”？对此，世界各国都众说纷纭。美国智库认为，“中国模式”就是经济改革优先，并且是依赖国有银行与大型国有企业而进行的；韩国经济学家全成兴教授认为，所谓“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是：通过强有力的领导实现政治稳定和渐进性改革；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则简明扼要地表述为“社会主义+中国民族传统+国家调控的市场+现代化技术和管理”……
对于“中国模式”的讨论目前主要见诸各类媒体，虽然也有一些学术研究，但并没有统一的结论。不过，我们可以发现，以上众多的表述有一个共同的认知，那就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特征。其表现为：在所有制方面，以公有经济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公有经济仍掌控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土地和森林、矿山等资源也不实行私有化；在资源配置上，中国虽然采用了市场经济，但政府调节和干预的程度比西方国家要强大得多。以上种种说法，其核心就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
必须承认，正是因为所有制的优势，在应对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才使得中国“巨额政府投入、积极干预经济”有了统一的部署与强大执行力，才有了“中国模式”为世界所推崇。然而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模式还能保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引领世界经济吗？对此，笔者有着新的忧虑，其原因有二：
一是中国模式的成功，这让政府各部门对自己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以及自身的作用和能量，一下有了更好的认知和更强的信心。但是，政府的高度干预虽然对抵御经济危机有利，但却对经济的发展有着严重的阻碍和桎梏，尤其是中国目前还存在着社会财富与资源向政府和权势集团、垄断国企倾斜的重大瓶颈，可以说后患无穷。例如：房地产市场频现国企“地王”和“买地财政”，就可见一斑。特别是当节节攀升的房地产价格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时候，其高房价的受害者——广大百姓与其幕后推手之间的矛盾，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
二是“中国模式”应对金融危机的成功经验，目前已被世界各国竞相仿效，这对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也带来不小压力。首先，各国政府都不约而同地采取经济刺激方案，而在“公共投资”和“拉动消费”的措施乏力后，又转而提出要扩大出口来促进经济增长。比如，美国近期大张旗鼓地提出扩大出口的战略，并将中国和亚洲市场作为进军目标。其次，后金融危机时代政府纷纷出台贸易保护措施，这对于出口已是中国经济主要引擎的中国而言，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尤其是我国在今年已经超过德国，一跃成为全球“出口第一”后，“出口状元”意味着将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2009年中国遭受到各种贸易保护主义的案子竟有116个，涉及金额达127亿美元。就是明证。
另外，当慢慢摆脱困境的西方强国也采取国家干预经济的手段时，他们都是在私人投资和消费的引导上，在对企业和个人的增收减税上下功夫，这与建立在“大政府、小社会”经济结构上的“中国模式”有着天壤之别。如目前中国经济中的“国进民退”现象就有蔓延之势，甚至在民营资本较为活跃的房地产、食品行业都已经出现，这将严重抑制中国经济的活力与创新能力。
可见，“中国模式”让中国率先走出危机，而要保证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就必须在对“中国模式”的认识和创新上下功夫。首先是对“中国模式”要有一个清醒认识，毕竟它只是在非常时期对“保增长”具有针对性。如果认识到它的弊端与不足，尤其是在“促转型”的后金融危机时代，其负面效应不可低估；其次，要认真研究国家干预经济的时期和力度，特别是执政能力上如何保证对经济发展的合理高效；另外，必须进一步丰富“中国模式”的内涵，增加政治体制与分配制度改革的内容，在国强的同时力促民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