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社2010年2月18日首发）
毕研韬
无论中国政府如何抗议，某些西方国家利用西藏问题向中国施压的企图从没有消停。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四：国际博弈的需要、意识形态作祟、流亡藏人的争取、中国政府的僵化。
西藏问题是某些西方国家与中国博弈的一张牌，不承认这一现实的人或者愚蠢无知或者是天真过度。西方大国何时使用“西藏牌”，取决于其国内政治和国际博弈需要。利益决定动机，动机支配行为。从这个角度看，无论西藏现状如何，短期内都无法打消其利用“西藏牌”的企图。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西方世界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刻板成见是历史悠久的，难以在短期内消弭于无形。虽然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态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西方部分媒体、学者、政客和人权组织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并未明显改变。这其中有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因素交织共振。
流亡藏人对“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达赖喇嘛已赋予“西藏问题”巨大的品牌效应。无论是“非暴力”运动还是暴力抗争，很多西方人宁愿相信流亡藏人。“西藏问题”竟然演变成测试西方政客人权立场的风向标，这不能不让笔者关注流亡藏人全方位、立体式、现代化的全球传播体系。
与此相对照，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一直是孤军奋战。无论是国内新闻媒体、政府官员还是专家学者，都被外界视为官方声音。在国际上，北京一直是以政府力量对抗西方政府、新闻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北京对流亡藏人发动的“人民战争”应对乏术，对西方社会的围攻缺乏新对策。
抛开西藏内部局势改善和国际关系变化等因素，从传播作业角度考量，中国亟需调整其西藏政策，尽快改变单纯依赖政府力量应对国际压力的僵化模式。事实表明，中国政府的应对理念与策略已滞后于国际政治生态演变，传统模式积弊甚多。要解决西藏问题，中国亟需新理念、新制度、新手段。
流亡藏人的三大资源优势是达赖喇嘛、“非暴力”主张和全球网络。其中全球网络是流亡藏人国际影响力的放大器。依靠本土化创新，流亡藏人成功实现了“影响力传输”。为实现成本最小化、效益最大化，流亡藏人将工作目标锁定于政策制订者。借助媒体、影响公众只是流亡藏人影响精英阶层的手段而已。
边疆隐患制约中国的发展。在笔者看来，西藏问题是边界问题的难点，原因之一是流亡藏人的抗争理论、战略战术和全球网络已经日臻完善，并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初步认可。中国政府应在西藏问题上大胆创新，摸索出符合信息化、全球化特点的应对理念与技术手段，这对解决其他边疆问题大有助益。
(作者系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三略研究院传播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