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将经济增长作为重要目标。因为增长意味着更多税收和就业机会。然而，如今普通百姓认为，增长只是增加了税收和利润，与他们的生活似乎离得很远。

　　    近年来，武汉经济开发区获得了快速的增长，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千亿元，税收突破百亿元。但当地居民购买大件商品还是要跑到王家湾；许多公司的商务活动都要到市区举行，颇费周折。

　　    一边是与工业相关的财富和税收快速增长，一边是与人相关的商业和服务业严重短缺。这种情况并非沌口独有，中国很多地方的经济开发区都有类似的困惑。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笔者认为，中国经济是一种组织经济，政府有强大的力量和动力指挥“经济交通”。当发展不足的时候，通过组织各种生产要素向某个地区聚集，并利用工业这一极富创造性的组织方式，能迅速提振一个地区的经济。

　　    然而，当税收、利润高于生活的时候，人只是作为一个生产要素进入生产过程，而没有将其作为一个价值主体，以至于当我们把工厂设计得非常漂亮、科学的时候，物的海洋常常淹没了人的影子。

　　    具体到沌口，国家过去将沌口定位为汽车生产基地。当定位为生产基地时，政府就会动员更多的生产要素向工业集中、靠拢，其他与人有关的服务，如商业、住宅、商务酒店等可暂缓，或交由城区暂且承担。

　　当更多的生产要素都向工业靠拢时，沌口的工业获得了快速发展。１８年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就上升到2009年的1100多亿元。不过，这种发展经济的模式，也使得武汉经济开发区变成了“工业孤岛”。

　　    如今，对沌口新的定位是“武汉新城区”，当定位是新城区时，沌口就不仅是一个“生产概念”，还是一个“生态概念”。在这个地域空间内，不应只有工业主体存在，还要进行产业结构的“软化”，把更多的人“塞进”产业发展之中。

　　    当然，产业结构“软化”和产业“生态”的演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沌口不可能推翻原有的工业布局，对开发区内的空间布置进行再造。但是，沌口要在尊重原有的工业定位的基础上，对工业进行边际改造，在“硬工业”中增加“软”的成分。

　　    据笔者了解，如今在武汉经济开发区上班的很多员工并不在区内居住。没有人流，商业就很难起步。因此，沌口“软工业”发展的根本方向可能是生产性的服务业，如金融、高档商务酒店、汽车旅游、汽车展览、汽车交易、汽车职业教育等产业。

　　    “软工业”的发展可以为“硬工业”带来更多发展的张力，且由于其大多数活动所需资金少，资本/劳动比率低，能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但是，“软工业”对制度机制的依赖要比“硬工业”高。因为“软工业”提供的多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服务或许诺，没有相应的制度做支撑，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如二手车的交易，如果没有完善的信息披露机制，可能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果。

　　    “软工业”还需要更多“温热”政策的滋养。相对于“硬工业”，“软工业”投资少、游移性高，“冷酷的”政策可能会使“软工业”逃离。特别是在沌口这样人流量不多的地方，“软工业”要承担更多的投资风险、更长时间的回报周期。因此，在最初的几年中，不能指望“软工业”缴纳更多的税收，就像不能指望一个快速成长的小孩创造“盈余”，来赡养成人的道理一样。

　　    可以说，武汉经济开发区的发展历程浓缩了中国很多地方对经济开发区的认识过程。即在发展初期调配更多的生产要素集中于开发区，让开发区成为承载制造业和其他工业部门的有效空间载体，以实现经济总量和质量的增长；当发展到一定阶段，再去补商业和服务业的课。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认识过程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因为，没有工业的兴起，服务业是很难起步的，且在发展不足的时候，增加财富就是最大的福利。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工业的集聚带来了人口的集聚，人口增加带来消费性、商务性活动的增加，为服务业发展迎来了商机。

　　    不过，地理空间具有排他性，工业的先占者优势可能会挤占服务业的选址空间。幸运的是，沌口还预留了一些土地进行其他功能的开发。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做到沌口这样。因此，在发展初期，政府对开发区不应该仅仅进行工业规划，还应该进行商业生态学的规划，为“软工业”的发展预留一些发展空间。

　　    经济学家的圣地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对于居民，我们决不能“只要劳动，不要思想”。之所以会出现工业排斥服务业的情况，根本还在于在发展初期仅将人看作是一个生产要素，而不是消费要素和价值主体。其实，人不仅是经济的工具和要素，更重要的，他是经济的目的、经济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