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道德经》这部著作的性质，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道德经》是一部阐述“道”的哲学著作。而有的人则认为，《道德经》实际上是一部兵书。《隋书·经籍志》兵家类著录中，就有“《老子兵书》一卷”。唐宪宗朝议郎王真在其《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叙表》中，指出《老子》五千言“未尝有一章不属于言兵也”。他把《老子》八十一章皆视为兵书而加以阐扬。

北宋著名学者苏辙在其《老子解》卷二中，亦指出：“……此几于用智也，与管仲、孙武何异？”也是把《老子》一书视作与管仲、孙武无异的兵书。南宋郑樵在其《通志略》中，再一次将《老子》著录于兵家。

明朝的王夫之在《宋论》中也说老子是“言兵者师之”、“言兵者之祖”、“持机械变诈一侥幸之祖也”。中国近代魏源亦把《老子》视为“兵家之言”，“言兵之书”，而加以推崇和发挥。在《老子本义序》中，他说：“有黄、老之学，有老、庄之学。黄、老之学出于上古，故五千言中动称经言及太上有言，又多引礼家之言、兵家之言。”在《孙子集注序》中，又说：“《老子》其言兵之书乎!‘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吾於斯见兵之形。《孙武》其言道之书乎!‘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无勇名，无勇功。’吾於斯见兵之精。”所以，“子之于《老》也，兵家之《孙》也，其道皆冒万有，其心皆照宇宙，其术皆合天人、综常变者也”。[1]

对于《道德经》是一部兵书的看法，古代有之，近人更有之。章太炎在《訄书·儒道第三》中，认为《道德经》一书简要地概括了古代兵书之要旨；指出：“老聃为柱下史，多识掌故，约《金版》、《六韬》之旨，著五千言，以为后世阴谋者法。”[2]《道德经》既然讲兵家韬晦谋略，它为后世兵家所法，是理所当然的。

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写道：“《道德经》是一部哲学著作，又是一部兵书。”[3] 近代翟青先生则直接把《道德经》定性为兵书：“《道德经》一书共八十一章，直接谈兵的有十九章，哲理喻后的有近二十章。”[4]

毛泽东主席也坦言，自己在近代人民战争中正是运用了老子“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等重要战略战术思想，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5]但是，《道德经》一书中的兵法思想说得较少，显得很不够份量，所以主席没有断言《道德经》是一部兵书，仅仅是怀疑而已。

世界上也许就没有原本的真实。正如胡适对历史的评价：“历史就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6]克罗齐、柯林武德说得更直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7]历史如此，文本何尝不是如此？著名哲学家伽达默尔有一句名言：理解即解释。意思是说，面对文本，任何的理解都是一种解释我们所谓的“读懂”了，不过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把这部著作解释了一遍。

比如我们读《红楼梦》，有的人在里面读出了爱情，有的人读出了美食，有的人读出了政治，有的人读出了药方，有的人读出了诗词歌赋……真是“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但是，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到底想表达什么呢？他本人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伽达默尔说，作者本人的真实意图在这里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一个文本一旦产生，就已经摆脱了作者的束缚，成了一个客观的“思想世界”。我们面对的是仅仅是文本，而不是作者。而文本的意义，也正是由于读者的参与才出现的，它来自于读者和文本的“对话”。正是读者的解释和阅读，才使得文本的意义不断呈现。而且，时间的差距、历史的距离，又在读者和“文本”之间构成了一个显示意义的张力和空间。

正因为此，《论语》、《道德经》这些古代经典我们还在读，而且还会永远读下去。因为它们根本就没有一个明确的“本来面目”。正如伽达默尔所说，一部作品的意义是一个无限发现的过程，有的时候，读者可能比作者更了解作者。正因为此，自从出现以后，一代一代的读者都对其进行了阅读、解释和理解。而文本本身，却总是与我们若即若离，让我们无法看清楚它的本来面目。[8]

《道德经》也是如此。老子到底想说什么？《道德经》到底想表达什么？这些估计没有人知道了。也许老子死而复生，站在我们面前，这个问题才可能有答案。甚至，即使是老子本人，估计也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一个人未必了解他自己。对我们而言，我们面对的仅仅是文本——《道德经》。

对于这样一部百科全书，我们无论给它做什么样的定性估计都是偏颇的。因为古时的著作根本没有进行知识和学科分类，而是浑然一体的。而今天的我们带着有色眼镜去给其定性，提出的其实是一个假问题。无论是《易经》、《论语》还是《道德经》，都无法定性。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所以，《道德经》不是兵书，里面讲的也不是兵法。它不但不是兵书，其他什么也不是。它不是哲学书，不是政治书，更不是医学术。但哲学家要研究它，政治家要研究它，医学家还要研究他。它就是一个带着面纱的小姑娘，或隐或显，但永远又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不会以真面目示人。正因为它什么也不是，它才什么都是，后来的人，无论是政治家、军事家、医学家，都会依照各自的需要从中汲取智慧，畅阐经义，抒发心得。

所以说，《道德经》虽然不是兵书，但却可以引申出兵法，天下至理，往往是殊途同归。但这种引申的同时也是蜕化。不相信，你可以对比一下《道德经》和《孙子兵法》，看看哪一个更能将你带入“玄冥之道”。正如《三十六计》是对《孙子兵法》的发挥，越具体、越实用、越现成，智慧的含金量就越少。蜕化到今天，我们的书本里就剩下那么几个干巴巴的教条了。正如瑞士胜雅律在其《智谋》中所说的：“它（《道德经》）概括了古代兵书的要旨，把用兵之道上升到政治斗争的战略和策略思想，因而也比《孙子兵法》更具有普遍意义”。[9]

翻开《道德经》和《孙子兵法》，我们会清晰地看到老子和孙子之间的师承关系。至于孙子是不是老子的学生，历史上没有定论。有人说，老子是春秋末年之人并略早于孔子，而孙子的生活时代则几乎与孔子同时。但根据史料，历史上有孔子问学于老聃的记载，却没有孙子问学于老子的见闻。但是，尽管老子和孙子之间的师承关系值得商榷和怀疑，《孙子兵法》和《道德经》之间的师承关系却是不容怀疑的。陈炎先生曾经作出统计，在这两部著作中，至少可以找出14条极为相近的文句。[10]

尽管孙子在历史不被称为道家，但《孙子兵法》一开头讲的就是“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孙子兵法·始计第一》）从这样的句子不难看出，孙子解读的也是老子那个“惟恍惟惚”的道。但和庄子不同的是，孙在对“道”的发挥不是世界观，而是其方法论。不是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思考，而是对于军事手段和战争策略的分析。抛弃了人间的酸甜苦辣和悲欢离合，孙子的目光是阴冷的，对战争中复杂多变的矛盾关系的分析更是那么的客观和实际。他考虑的不是道义问题，不是善恶问题，而是生死存亡、得失利弊问题。这种观点当然和孟子的“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的主张大相径庭，更像是对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为刍狗”的发挥和引伸。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历史的吊诡”。兵家思想如此地实际和实用，但却和经世致用的儒家思想无缘，而和超然物外的道家思想有了“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也许是出自对“道”的深切领悟，更有可能是因为对于世态炎凉的痛苦体验，老子很多言辞读起来确实有点阴冷。而这种“阴冷”，恰恰是兵家思想的基础和前提。老子说：“善为士者不武，善将者不怒”。（《道德经·第六十八章》）这种不动声色的铁石心肠和冷酷无情在《孙子兵法》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和延伸。“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孙子兵法·火攻篇》）老子曰：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道德经·第三十六章》） 这种“反者道之动”，在《孙子兵法》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演变成了一种欲擒故纵的韬晦之计，突出了“兵之，诡道也”的实质：“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扰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孙子兵法·计篇第一》）

所以说，《道德经》不是兵书，但却能读出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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