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论语》之五十三 季氏第十六（甲）

本篇多章都不称“子曰”而称“孔子曰”，所以一般认为不是孔子弟子所记，但本篇内容仍涉及孔子的政治、教育、道德思想等诸多方面。

孔夫子完整的内政和外交理念

16．1【原文】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读解】这一则是《论语》里最长的一则，其中包括了孔子的政治情怀和重要的政治思想。事情的缘由是季氏将讨伐鲁国东北边的一个小诸侯国颛臾，冉有、季路都在季孙氏那里当家臣，知道了这件事就给孔子汇报说：“季氏将对颛臾用兵，讨伐颛臾。” 孔子听后，马上提出了批评意见：“求！无乃尔是过与？”——冉求啊，这是你们的过错，你们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为什么这么说呢？“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颛臾位于山东半岛中部偏东的沂蒙地区，靠近费（读mi ）城，是周武王平商之后，周天子所分封的数以百计的小诸侯国之一。鲁国的先王把颛臾选为负责鲁国东边祭祀的东蒙主——在蒙地一带估计还有不少如颛臾一样的小诸侯，于是就让颛臾来作统领。有时鲁国需要在东边祭祀的时候，鲁国国君就不必亲自前往操持了，也可以说颛臾是鲁国的附属国。颛臾不但是东蒙主，而且在鲁国的版图之内，就像现在的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但是他们又实行自治。其实大家都是鲁君的臣子，彼此的矛盾是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颛臾应该是团结的对象，不应该是讨伐的对象，所以，孔子质问：“何以伐为？”——为什么要去攻打它呢?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冉有挨了批，马上给自己圆场： 是执政的季孙大人想这样做，其实我们两个是不愿意讨伐颛臾的。执政大臣想去，我们也没有办法啊! 孔子回应了一句：“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孔子借用周任的话再次批评冉求，周任是春秋时代的史官，他曾说过：使出全力履行你的职责，如果不胜任就该辞职，千万不要尸位素餐，占到茅坑不拉屎。孔子这几句话说得有点重：“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国家危难的时候，你们不去护持；主子要犯错误了，你们不去辅佐修正，你们这些家臣是干什么的呢？占着位子，拿了人家的俸禄，事情做不好不说，还“且尔言过矣”——说话也不到位，这是很失职，也是很丢人的。

“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孔夫子又打了个比喻，老虎和犀牛从笼子里跑出来了， 宝龟宝玉存放在盒子里被毁掉了，这是谁的过失，谁的责任呢？就像动物园里的动物跑了出来，博物馆里的文物丢失或是毁坏了一样，责任肯定是具体的管理人员和具体的负责人，而不是狮子老虎、文物本身。

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 冉有被老师训斥了之后，还在狡辩，强词夺理——如今，颛臾城墙修得很坚固，又靠近鲁国的重要据点费城，如果现在不把颛臾讨伐掉，一定会给子孙后代带来祸患。大家都知道“春秋无义战”，像颛臾这样的小诸侯国，要想在大国的夹缝中生存下去，自然要把城墙修得坚固些，免得受其他诸侯的欺负。然而小国的自存自保，却引起鲁国执政者的猜忌，主要是季氏的猜忌——更可能是贪婪。

孔子更是不客气地批评两位弟子：“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君子最厌恶那些回避目的，找各种借口搪塞的人。我们在社会生活之中，会看到这样的人，他们从来不直说自己的目的，而是用种种其他理由，诸多的借口掩藏自己的欲望，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他的目的是什么？“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所以，孔子告诫弟子，君子最憎恶那种不说自己所想而另外找个借口去得到的做法。说话做事转弯抹角，找些借口“忽悠”人，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现在这样的人也不少。

孔夫子批评了冉有以后，提出了自己的正面见解。“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春秋时期，周天子分封的诸侯称之为“国”，而诸侯分封给自家子弟的领地或是采邑称之为“家”。这些有国有家的人“不患贫而患不均”——不害怕老百姓贫困而害怕国家贫富不均。两千多年来，中国历代统治者都给予这个思想以宪法的待遇。想当年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期，全民贫困，文革时甚至喊出了著名的“豪言壮语 ”——“宁长社会主义草，不长资本主义苗”！穷就穷，大家都穷，穷得心安理得，你一个月二十五斤粮，我一个月也是二十五斤粮，你一个月三十元的工资，我跟你一样不多不少，你踩风火轮上班，我也踏风火轮上班，没有什么区别。所以说，“不患贫而患不均”是一个崇高的政治理念。“不患寡而患不安”，贫和寡是平行的语言，寡即少，全国人口稀少，老百姓拥有的财富少，这些都不是执政者忧患的对象；那他们忧患的是什么呢？他们忧患的是人心不安，社会不安。

社会不能失去公正与和谐。那么对于君子、圣人或是当权者而言，他们的职责是什么呢？“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作为当政者就是要调理好社会的阴阳，使社会公平、公正、和谐、安泰。如果我们在政治和经济上做到了公平、公正，人们就不会有贫的感觉了。回想我国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虽然老百姓都很穷，但是没有人感觉到穷；因为没有富人也就没有穷人，从上到下的工资待遇、生活福利、住房条件等等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那时是供给制，大家基本一个样，想富也富不起来，穷也不知道穷。作为一般的老百姓，从十八元五的学徒工干起，有的一辈子就是四十多元钱拿到老。那时是八级工资制，一级工和八级工之间也没有几倍的差别，一个月能拿八九十元钱已经是很肥实的了。农村实行记工分，全劳力十分，妇女八个工分，一年下来大家按工分分点粮而已。你想多喂两窝鸡，多养几头猪，都要被当成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那种日子大家没有穷富的差别，谁也不会有过分的优越感。

“和无寡”——社会和谐了，人们就没有不足的感觉。寡针对多而言，即使处于贫困之中，人们不觉得自己缺少什么。一家三代住在一起也不觉得窄，来个客人床边一坐，随便招待一顿饭也不觉得羞愧，因为彼此都一样。大家都没有发财的欲望，也没有升官的欲望，过得很太平，很踏实，乐在其中。但是有一点不好，因为没有竞争的环境，大家都没有进取心。

“安无倾”——社会安定了，人心安定了，国家就不会倾覆。上世纪五十年代未，六十年代初过粮食关的时候，据现在的官方统计数据，那三四年饿死了上千万人。虽然饿死那么多人，但整个社会很安定，没有谁造反，没有社会动荡，也没有社会群发事件。因为那时从上到下大家都在饿肚子，共患难，饿死了只能怪自己命不好，经不起饿。而且那时大家一心向往共产主义，怀着“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理想走在前进的路上。那个时代，社会还算被安定着，人们的思想也是被单纯着。

当然，孔子的政治理念并不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他是提倡“足食，足兵，民信”的治国原则。首先要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得温饱后还要加强国防力量，国家富裕之后还要教化民众，以提高整个国民素质。“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如果达到了这种境界，做好了国家的治理与安定团结，邻邦还是不服气，不归顺，那么就要修治礼乐，修养自己的德行来使他们臣服。再说饿肚皮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新疆曾发生伊犁事件，几万哈萨克人为了生存跑到苏联去，边防军挡都挡不住。如今苏联解体，中国发展起来了，以前跑出去的人又千方百计地想回到中国来，这就是“修文德以来之”。我们把国家治理好了，有自豪感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各个方面都优于邻邦，那么他们就会归心向化。这里的“文德”主要指礼乐，必须做好礼乐、行好规矩，否则“文德”就名不符实。

“既来之，则安之”——“远人”服气了，来归顺了，你就得把人家安置下来，安顿好，让他们安心。比如，三峡库区移民拆迁，移民区的移民就相当于这里所说的“远人”，他们迁移到新的地区和环境后，一定要把他们安顿好，否则就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再远一点说，乾隆时居于伏尔加河下游的土尔扈特蒙古人受不了沙俄的暴虐，几十万人集体东迁，最后冲破沙皇的层层追杀而进入新疆时，只剩下不到十万人了，乾隆皇帝在新疆给他们划了四个安置区域——著名的喀纳斯湖一带就是其中之一。乾隆皇帝就是本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政策加以抚慰的。这一支蒙古人，二百多年来对新疆的稳定也是有贡献的。所以一定要有一套严密的行政措施，从而真正地做到“既来之，则安之”，否则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有悖于和谐社会的建立。

如今，“既来之，则安之”已经演化成我们的口头禅了，我们会在生活遇到不顺的时候，说一句“既来之，则安之”安慰自己；碰到不可逆转的困境时，也说一句“既来之，则安之”调整自己的情绪。这句话对调养我们的心性，稳定我们的情绪有很大的益处，我也经常用这句话来调节自己的心境。好事情来了“既来之，则安之”，麻烦事情来了，也是“既来之，则安之”，总之要做到一心不乱。如果方寸一乱，进退失据，就会带来更多的麻烦。日常生活中，我们若是能在心性与情绪上保持“既来之，则安之”状态，一定会很快地提高自身的学修和涵养。

这一段充分体现了孔子崇高的政治理念，任何人秉持这样的理念治理国家，国家定是一派祥和。孔夫子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后，又继续批评冉有和子路：“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你们俩身为鲁国执政者季孙氏的家臣，国家大事、要事都由你们处理，现在国家和邻邦之间有矛盾，你们不通过谈判和协商等外交途径来妥善处理，而是想动用军队解决问题，“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这是你们的责任啊！与颛臾相比，鲁国是大国，两国之间有了矛盾，关系不协调，一般责任都在大国，更何况颛臾是鲁国的附属国，它哪里有胆量跟鲁国叫板呢？

再看看鲁国内部也是“分崩离析”，三家专权是鲁国政治史上的特点。春秋时期的鲁国由公族执政，私家势力的代表是季氏、叔氏、孟氏三家，他们都是鲁桓公的后代，史称“三桓”。季孙氏当权时，鲁国国君已经是五代没有执政权了，而季孙氏的权利又一度被家臣阳虎所掌控。孔夫子没有把国家局面混乱不堪的责任推给国君和执政者，而是直接、严厉地批评自己的学生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无力保全国家“分崩离析”的政治局面，反而想在境内动用武力。

最后，孔子毫不客气地指出，季孙氏的祸患不在颛臾，而在国内朝政的混乱。国家动乱的时候，往往是内部有极大的不安定因素，这时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创造安定团结的局面，而不要指望借助外部矛盾转移或是化解内部矛盾。颛臾这个小国家并不是鲁国的心腹大患，鲁国真正的心腹大患是内乱，所以孔夫子说：“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确实是这样。我们回想一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虽然我们喊出了“反帝反修”、“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之类的非常响亮的口号，但当我们回过头来看历史的时候就会知道，美帝国主义和苏修并不是我们真正的麻烦，主要矛盾还“在萧墙之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不但国土被美国人炸成一片焦土，作为国际管制分子，更是在政治、军事、经济上抬不起头了，可以说那时的日本陷入了生存苦难的深渊。当然，这也是他们自己种的因结的果。比起日本，那时的中国很有优势，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只要安定下来，恢复生产即可稳步发展。但是，自从我们开始天天搞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也开始错过自己大好的发展时机，这一耽误就是二十多年；而日本却趁此机会发展成经济大国。当别人飞速发展的时候，我们还在搞内乱，天天不忘“走资派还在走”。好在“四人帮”粉碎之后，一切走上正轨，结束了“萧墙之内”的混乱，才有我们这二十几年改革开放的太平和国家实力的全面发展。所以我们要把外患和内忧分清楚，有时外患不一定是外患，真正的明眼人首先会把自己料理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才能不怕外患的侵扰。

礼乐征伐权力演变中的因果关系

16．2【原文】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读解】这一则里，孔夫子表述了非常重要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原则。我们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治乱兴衰，可以用这一段作为评判标准。“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政治清明的时候，礼乐教化和国家的军事行为都由天子作主，礼乐即指国家的政策法令。当国家处于安定有序的状态时，政策法令应该从国家的最高权利机构发出，哪里有地方政府制定颁发国家大法、政策的道理？

如果有一天“王命不出宫门，诸侯各自为政”，像东汉末年宦官专政，唐朝末年藩政割据，那就已经到了“天下无道”的境地。“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这样，战乱就来了，众多诸侯，哪个力量强，哪个拳头硬，哪个就是大哥，所以有“春秋五霸”之说，其实当时何止五霸。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国家大一统的格局和理念还是孔夫子提出来的。

在目前的国学热潮中，有些人想制定礼乐，把恢复儒家言教提高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这些人也不想一想自己当不当位，有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学者作相关的报告是可以的，但你想通过网络或其他媒体实现自己的想法就有点幼稚了。你可以提建议，但决策权不在你手里。

“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在那个时候的确是这样。周天子之后，周平王迁到洛阳，王室东迁，说实话十世之后也就不值一提了。那时诸侯国国君恭敬周天子，完全是出于建立自己的霸业，欲居诸侯之首的私心。到了晋文公的时候，天子基本上是被其绑架，今天让他下一道命令，他哪里敢不下？明天在他那里讨点赏，他也不敢不赏，所以说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就乱套了，就没有常规常法了。常道一失，乱象就生，乱象一生，天下变动就大，整个国家的局面就失去控制了。不仅仅是天子失控，诸侯也失控，其主权能十代相传的也是很难，很少有十代之内不丧失自己政权的。

如果一个国家由大夫当家作主，国君的权力最多五代也就传不下去了；若是家臣掌权，其执掌政权相传不过三代。鲁国曾经历了大夫专权、陪臣执政的时期，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由大夫、家臣掌握国家大权，掌控国家命运，毕竟名不正言不顺，所以，明朝宦官专权，导致国力日衰，也是遗臭至今。在中国人几千年来所形成的固有的政治观念中，宦官执政、后宫、外戚执政都是国家朝政混乱的征兆。只要是皇上的谕旨，哪怕他是昏君，都会上令下达，这里的关键是“天下有道”。如果国家处于健康的政治状态，那么肯定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如果“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再次自大夫出，再次自陪臣出，这个国家就到了“分崩离析”的地步，不堪拯救了。

我们可以用孔夫子的这段话对照我们当今社会，如何从上到下，保持整个国家机器的正气、朝气与活力？“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个稳住了，国家就有希望。所以说“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天下有道，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就不会由诸侯和大夫掌握；天下政治清明，老百姓也不会对国家的政治议论纷纷，只会歌功颂德。

 

鲁国的实权在谁手中？

16．3【原文】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

 

【读解】在前一则中，孔夫子就说过：“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这一则实际上是紧接着第二则在说当时鲁国的具体情况。

“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我们经常都在说“逐鹿中原”，其实这个“鹿”是暗喻衣禄的“禄”，象征着政权。孔夫子时代的鲁国，其政权脱离鲁国国君的掌控，时间长达五世了。鲁文公之后，东门遂、又名东门襄仲的大夫使人杀了鲁文公的嫡子恶和视，改立庶子俀为国君，是为鲁宣公，从此东门遂就掌握了政权。从宣公开始，之后又经历了成公、襄公、昭公、定公，一共五代，到了孔子去世的时候，也就是鲁哀公的时代，都还是由以季氏为首的三卿掌握鲁国的政权。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鲁国国政始终没有掌握在国君手里面，而是被执政的大夫所掌握。日本幕府时期与此有些类似，天皇只是名义上的最高元首，实际权力长期都是由幕府所掌控。

“政逮于大夫，四世矣。”鲁宣公死了之后，季文子驱逐了东门遂，于是季氏一族入主正卿，掌握了鲁国政权。从季文子算起，经历了季武子、季平子、季桓子共四代，所以称之为四世。但是到了季桓子的时候，鲁国的政局又发生了变化，即“陪臣执国命”，国家的政权开始由国卿的家臣所掌握了，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秘书掌权”了。到了鲁定公的时候，季氏家臣阳虎以陪臣的身份执掌了国政，这样的局面维持了好几十年，以季氏为代表的“三桓”势力就一度衰弱了，所以说“三桓之子孙微矣”。

鲁国的情况并不是独此一家，从春秋后期到战国初期，各诸侯国基本上都在如此演变。比如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先是六卿专政，即韩、赵、魏、伯、范、中行六氏，由这六家执掌了晋国的国政，后来范、中行两家被驱逐了出去，之后韩、赵、魏三家联合起来灭掉了伯氏一族，由他们三家把晋国的政权瓜分了，直到最后废黜晋君，这才有了战国七雄中的韩赵魏三国。齐国也是如此，自齐景公之后就一直由田氏执掌国政，到了孔子的时代，田氏干脆把齐君驱逐了，后来又把姜齐变成了田齐。所以说这种现象在当时的诸侯国里都很严重，唯一例外的可能只有秦国、燕国和楚国了。秦国在商鞅变法后，中央集权制度得到了相当大的强化；楚国变法虽然没有成功，尽管士大夫、卿大夫手中掌握了很大的权力，但基本上都能和国君保持相安无事的局面。而其他的诸侯国，不管是郑国、鲁国、卫国，还是宋国，都出现了“禄去宫室，政逮大夫”的局面，也就是孔夫子所说的“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审视朋友圈子的标准和原则

16．4【原文】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读解】这里，孔夫子又回到修为上来继续阐述了。我们每个人都在人事关系之中生活，都处在社会复杂的人事圈子内，我们应该交什么样的朋友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每个人一辈子从生到死，肯定都有求友的愿望，都希望自己能够建立一个比较牢固的人事圈子，使自己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中有一个支撑，有一种帮助，不会陷入孤立与孤独中。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交朋友呢？孔夫子在这里给我们立了一个“益者三友，损者三友”的原则与标准。什么是益者？就是有益的朋友。佛教讲“增上缘”，如果大家在一起道业增上、道德增上、学问增上，天天向上，这样的朋友就是“益者”。如果自己结交的是道德败坏的狐朋狗友，使自己不断地走下坡路，那这样的朋友就是“损者”。怎样鉴别“益者”与“损者”呢？孔子很明确地说：“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首先是“友直”，我们要结交为人正直，心术正，行为端的朋友。如果跟一个人品不正的人打交道，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情感、利益等都会受到损害。再者是“友谅”，与诚实的人为友，这样的人讲诚信，体于恕道，心胸开阔，不会斤斤计较。最后是“友多闻”。孔子在前面说过，“无有不如己者”，不要与那些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就跟学下棋一样，一定要找高手过招讨教，经常向比自己棋艺高几层的人学习，自己的棋艺才会有长进。学任何技术都是如此，在人品与学问上也是如此。

“友多闻”，如果你的朋友是一个知识面既深且广的人，你就会在与他的接触之中无形地而且是极大地丰富自己的见闻和知识。大家都知道现在是知识大爆炸的时代，仅图书一项，每年出版的新书就数以十万计，其中能收藏到图书馆的也是品种繁多，根本没人能看得完。怎样在知识的海洋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有益的、能够短平快地使自己上手的书来学习呢？这就需要朋友的点拨。俗话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经常与一个“多闻”朋友在一起，就会找到这种感觉。拿我来说，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哪里有书读，完全是靠几个老师言传身教使自己得闻。当时也经常和几位比自己年长的兄长在一起，那时，全国人民或闹“革命”或闲散无事，我们几个也是没工作，也不想怎么去赚钱，更不可能像现在的人有事没事地打麻将、吃火锅、唱卡拉OK，我们整天一起在学问上互相切磋，在修学上互相增益。“友多闻”的确可以使我们在无形中得到很大的好处。有些书只是一昧地看会不得要领，若是通过有先进于学问的人推荐、介绍，就可以很方便地把想学习的知识、学问吸收过来。

所以说，如果结交了“直”、“谅”、“多闻”的朋友，肯定会使自己受益，自己在道业和学业上都会有长足的进步。

反过来说，如果与 “便辟”——谄媚奉承、巧言令色的人交朋友；与“善柔”——虚情假意的人交朋友；与“便佞”——夸夸其谈的人交朋友，就对自己有害，就是“损矣”。但严格说来，“损者三友”是否对自己有害，完全在于自己的取舍。如果你是一个喜欢闲来无事喝茶聊天寻安逸，吹牛混日子的人，那你也属于“损者”之类的；如果你是真正有道心的人，一个愿意使自己的学问有所增进的人，那你一定不会与“损者三友”交，因为你知道这无益于自己道业、学业的增长。

所以，我们要以此标准和原则审视自己的朋友圈子，结交新友应有所审慎。如果属于“益者三友”，就要做好怎样把这种关系巩固下来使之能够长远交往下去的准备；如果属于“损者三友”，那么最好早点脱离关系，长期跟他们搅活在一起，有害无益。